銘記烽火歲月?賡續文脈薪火

10月26日，“銘記歷史 開創未來”津沙抗戰文化學術座談會在聚奎書院舉行， 30余名來自全國高校和黨史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通過學術研討，系統梳理和深化了津沙文化區的抗戰歷史研究，形成了具有權威性的學術成果，推動津沙文化區從地方記憶符號躍升為全國抗戰文化研究的重要節點。

今天推出西南大學二級教授，國家級領軍人才、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重慶市歷史學會會長潘洵發言《銘記烽火歲月 賡續文脈薪火》。

▲座談會現場

▲潘洵 西南大學二級教授，國家級領軍人才、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重慶市歷史學會會長在會上發言

銘記烽火歲月賡續文脈薪火

潘洵

在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抗戰史詩中，抗戰大后方作為戰略支撐的重要堡壘，不僅護衛了民族生存的物理空間，更守護了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精神文化火種。位于重慶江津的“津沙文化區”，正是這一歷史進程中熠熠生輝的璀璨篇章。江津的白沙壩、與重慶的沙坪壩、成都的華西壩、北碚的夏壩、宜賓的李莊壩，共同構成抗戰時期大后方川渝地區的“文化五壩”，形成了抗戰時期長江上游地區獨特的“壩子”文化聚落。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匯聚了無數文化精英、珍藏了萬千文獻典籍、延續了中國現代教育命脈，以其獨特的貢獻在抗戰文化史上鑄就了不朽的豐碑。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歷史性時刻，江津區委宣傳部、區委黨史研究室組織編纂《抗日戰爭時期津沙文化區》一書，系統梳理和輯錄了這段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不僅是對一段崢嶸歲月的深情回望，更是對民族精神根脈的當代叩問和傳承弘揚。

一、津沙文化區的歷史坐標與獨特地位

津沙文化區的形成，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國家戰略與地域優勢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國民政府西遷重慶，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隨之戰略性轉移。扼守重慶上游水陸咽喉的江津縣及其核心重鎮白沙壩，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相對豐饒的物產資源以及深厚的文化積淀，被確立為戰時核心遷建區。這一決策引發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文化內遷浪潮，塑造了津沙文化區的基本格局。

從1938年至1942年，抗戰內遷奠定了津沙文化區的歷史基底。一是文教機構的戰略性轉移。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編譯館、國立體育師范專科學校、武昌藝術專科學校、南京內學院（支那內學院蜀院）、國立九中等重要文化教育機構相繼遷入，為中華學術命脈提供了難得的庇護之所。二是文化精英的匯聚。陳獨秀、歐陽竟無、胡小石、魏建功、勞君展、蔣復璁、張西洛、吳伯超等近200位知名學者、作家、藝術家流寓于此，在艱難時局中延續思想火種，開展學術研究。三是大規模人口內遷。數萬名來自淪陷區的機關職員、學校師生、普通民眾涌入此地，激活了地域文化的交融與更新。1941年，《新民報》首次提出“白沙文化區”概念；1942年6月，重慶《大公報》設立“津沙簡訊”欄目，《新蜀報》開辟“津沙”專版，“津沙文化區”這一稱謂因此形成并被社會廣泛接受。1944年，《國是》通訊刊載《獻金在津沙》一文，稱“津沙是陪都附近的文化區”，“白沙文化區”“津沙文化區”作為特定歷史稱謂得到社會各界廣泛的認可。

津沙文化區在抗戰大后方具有極其重要的獨特地位與作用：

其一，同仇敵愾、眾志成城愛國精神的典范。1942年3月，教育部“音樂月”活動首場萬人大合唱在白沙驢溪半島上演，十三所學校學子唱響《滿江紅》等曲目，開創中國歷史上萬人合唱的先河，用旋律凝聚抗戰士氣。1944年馮玉祥推行獻金救國，白沙各界創下1300余萬元獻金紀錄，學生們集體跪地懇請商會追加獻金的場景，經《大公報》報道震撼全國，馮玉祥盛贊其為“最愛國的鎮市”并賦詩銘記。生產領域同樣彰顯擔當：白沙新運紡織廠以2700臺織機成為西南最大布匹基地，生產的擦槍布直供前線；江津民眾七年捐獻350余箱“雷擊散”、“霍香正氣丸”等中草藥丸，為戰地醫療提供支撐，展現全民抗戰的堅定意志。

其二，戰時教育延續的堅實基地。津沙文化區內遷教育機構林立，形成了從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到師范教育的較為完整的體系。國立女子師范學院、國立體育師范專科學校、四川省立窯業專科學校、私立武昌藝術專科學校等高校薈萃。國立第九中學、國立華僑第二中學、國立華僑第一中學等中學為流亡學生提供了求學機會，培養出包括“兩彈元勛”鄧稼先、計算機之母夏培肅、核動力專家趙仁愷等院士在內的一批國家棟梁和中堅力量。聚奎書院作為西南地區保存最完好的清代書院之一，每周末邀請名人講學，陳獨秀在此進行了人生最后一次公開演講，馮玉祥也曾來此動員獻金抗日。江津縣立簡易鄉村師范學校則以其獨特的平民教育實踐，為基層培養了大量抗戰與建設人才。

其三，抗日文化統一戰線的重要樞紐。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文化進步力量通過辦報紙、出刊物、開書店、搞展覽、搞講座，使津沙文化區文化氛圍愈發濃郁，出版有近10種報刊、15家書店。戲劇家趙銘彝等人則將話劇推向街頭，掀起“移動演劇”的救亡浪潮。設于白沙鎮卞小吾故居的秘密“文化沙龍”，成為引導文化抗戰方向的重要場所，直接促成了《黃河大合唱》修改版在重慶的成功公演。詩人穆旦在此受到感召，從津沙國立華僑二中投筆從戎，奔赴緬甸戰場前在《新華日報》發表《出發》一詩，點燃了知識青年的參軍熱忱。

其四，保存中華文脈的重要堡壘。國立中央圖書館在戰爭險惡環境中，精心守護著80萬冊珍貴文獻，并與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合作，編印《抗戰文庫》，傳播《論持久戰》等先進思想，向大后方輸送了大量精神食糧。武昌藝專師生在敵機轟鳴中堅持寫生創作，以藝術振奮民族精神；南京內學院則在戰火紛飛中守護佛典，傳承學術。陳獨秀在此完成其最后著述，歐陽竟無講學不輟，諸多學術巨擘在艱難時局中展現了“弦歌不輟”的文化堅守。

二、編纂《抗日戰爭時期津沙文化區》的價值與意義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系統梳理與深入研究津沙文化區的歷史，編纂出版《抗日戰爭時期津沙文化區》一書，具有多重重要意義。

首先，這是對抗戰歷史記憶的搶救性保護。隨著時間的流逝，親歷那段烽火歲月的老者漸次離去，相關史跡面臨自然與人為的侵蝕，史料文獻散佚各處。如不及時搶救整理，這段珍貴歷史將逐漸模糊乃至湮沒。本書編纂者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廣泛搜集檔案文獻、口述史料與遺址實物證據，對津沙文化區進行了全方面記錄，為后人保存了這段集體記憶的較完整的圖譜。書中對津沙文化區三大組團——江津南北組團、白沙南北組團、津東南組團的細致描摹，以及對各類教育機構、文化名流、抗戰遺址的系統梳理，構筑了一幅詳實的歷史畫卷，為后續研究和利用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次，這是對抗戰精神譜系的豐富與拓展。抗戰精神不僅是前線將士的浴血奮戰，也包括大后方文化教育工作者在艱難條件下“為往圣繼絕學”的堅守與創新。津沙文化區的歷史表明，文化抗戰與軍事抗戰同等重要，它是民族精神在至暗時刻的璀璨綻放。本書通過大量個案梳理，如陳獨秀在津沙的最后歲月與建樹、國立中央圖書館保護典籍的努力、各學校在轟炸中堅持辦學的事跡、中國音樂月白沙萬人大合唱，等等，生動詮釋了“萬眾一心、弦歌不輟”的救亡精神，豐富了我們對抗日戰爭全面性、復雜性的認識，也使抗戰精神的內涵更加飽滿而深刻。

第三，這是對地方黨史與統一戰線工作的深度發掘。津沙文化區的歷史，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巧妙開展文化統戰、領導抗日救亡運動的歷史。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指導下，江津地方黨組織緊緊把握統一戰線原則，采取“勤業、勤學、勤交友”的靈活策略，通過茶會、公演、沙龍等多種形式，團結凝聚了大批文化名流和知識分子。本書對南方局在津沙文化區的工作機制、策略手段及其成效的梳理，如引導文化界人士參與“抗戰文藝方向”討論、策劃《黃河大合唱》公演等，為我們理解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在實踐中的創造性應用提供了鮮活樣本。

三、津沙文化區抗戰遺產的保護與利用路徑

津沙文化區留給我們的不僅是厚重的歷史記憶，還有眾多珍貴的抗戰文化遺產。如何有效保護、合理利用這些遺產，使其在當代煥發新的生命力，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重大課題。

保護是基礎，需構建法治化、系統化的保障體系。津沙文化區內有70余處抗戰遺址，包括國立中央圖書館舊址、聚奎書院、新運紡織廠舊址、陳獨秀舊居等。需要積極推動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明確抗戰文化資源保護與傳承的工作機制、職責分工、保護措施與法律責任。對津沙抗戰文化遺址群，應建立詳細的數字檔案，實施分級分類保護，對重點遺址劃定保護范圍，設置保護標志，明確保護責任人。同時，建立“津沙抗戰文化遺產數據庫”，整合史料、老照片、口述史、研究成果，為保護與利用提供權威數據支撐。

傳承是關鍵，需開展多層次、互動式的教育實踐。津沙文化區的遺產價值，核心在于其承載的抗戰精神與學術傳統。應將其全面融入國民教育體系，開發適合不同學段的校本課程、研學路線。例如，可設計“重走遷建路”主題線路，串聯張爺廟、卞小吾故居等遺址，讓學生在實地探訪中感受歷史；組織“津沙文化名人”專題研究，引導學生了解陳獨秀、歐陽竟無等人在烽火中的學術堅守。同時，利用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技術，開發沉浸式體驗項目，運用AR技術重現“劇人號”獻機運動、萬人大合唱等場景，使歷史可感知、可互動，增強對年輕群體的吸引力。

融合是方向，需探索文旅結合、創意引領的發展模式。抗戰文化遺產不應只是靜態的展示，更應通過創意轉化融入當代生活。可依托津沙文化區資源，打造“抗戰文化之旅”精品線路，將其與江津的自然風光、古鎮風情和革命紀念設施相結合，設計主題鮮明的參觀體驗，形成復合型旅游產品。同時，鼓勵文藝創作，以津沙文化區歷史為題材，創作影視、文學、戲劇、美術等作品，讓歷史通過藝術形式深入人心。開發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創產品，如基于抗戰時期出版物設計的文具、復制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的仿真文獻等，使文化遺產以新穎形式走進日常生活。

協同是保障，需構建區域聯動、資源共享的合作機制。津沙文化區作為抗戰大后方川渝“文化五壩”之一，與川渝其他“四壩”，乃至于抗戰大后方其他文化區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應突破行政區劃限制，建立大后方各文化區的聯動機制，共同加強抗戰文化遺產保護，共同策劃主題展覽、學術論壇、研學旅行等活動。積極參與抗戰記憶共享平臺建設，實現檔案館、博物館、研究機構之間的資源互通與優勢互補。同時，加強與國際二戰博物館、海外相關研究機構的交流合作，將津沙文化區的故事納入全球反法西斯戰爭敘事體系，提升其國際影響力。

四、史料發掘與價值挖掘的不足與展望

《抗日戰爭時期津沙文化區》一書的編纂，無疑是對該領域資料整理與研究闡釋的重大推進，但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對津沙文化區的資料整理與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在史料發掘與價值挖掘方面還存在明顯不足，亟待后續深化與拓展。

在史料發掘方面，雖然本書編者下了不少功夫進行了收集，但仍有相當數量的史料有待進一步挖掘和整理。例如，報刊文獻和檔案資料收集還極其有限，對于一些民間流傳的口述史料和私人檔案，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收集和整理，以豐富對津沙文化區的研究。此外，對于一些外文史料，如當時外國記者對津沙文化區的報道等，也應加強收集和翻譯，為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視角。

在價值挖掘方面，本書雖然對津沙文化區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但對于一些深層次的價值內涵，如津沙文化區的科學定位，對津沙文化區的文化遺產對當代社會的啟示等，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同時，在研究方法上，還可以進一步加強跨學科研究，融合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從更廣闊的視角來挖掘津沙文化區的價值。

《抗日戰爭時期津沙文化區》的編纂出版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它為我們深入了解津沙文化區在抗戰時期的歷史提供了豐富多元的史料，也為我們保護和利用津沙文化區的抗戰文化遺產提供了有益的參考。津沙文化區這座由長江哺育、烽火淬煉的豐碑，見證了中華民族在最危難的時刻如何以文化的力量守護文明的尊嚴，展示了中華文明堅韌的生命力與強大的凝聚力。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喚起社會各界對津沙文化區更廣泛的關注與更深入的研究，進一步挖掘其歷史價值和文化內涵，讓津沙文化區的抗戰精神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也推動抗戰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工作邁向新臺階，為涵養民族精神、堅定文化自信、促進地方發展提供不竭的歷史動力。

歷史的回聲，終將照亮前行的道路。津沙文化區的精神血脈，必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綿延流傳，生生不息。

編輯：周垣屹 吳剛

值班副總編輯：封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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