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學家哈里斯：如果中國有兩個這樣的女人，足以將日本沉沒

前言

1995年，王選看到一則關于哈爾濱731部隊的新聞，沒想到這條消息會把她的人生徹底扭轉。這位普通的中國女性，轉身成了揭露日本細菌戰暴行的“鐵娘子”。

美國歷史學家哈里斯在一次采訪中評論她：“如果中國有兩個這樣的女人，足以將日本沉沒。”這不是夸張，而是對她29次跨國訴訟、動搖日本歷史神話的深度認可。歷史的傷疤不會自動愈合，它需要有人揭開、有人堅持、有人不怕疼。

一個女人的覺醒，是一場民族記憶的喚醒

王選1952年出生于上海一個法官家庭，1977年考入杭州大學，又赴日本筑波大學攻讀碩士。原本是一條“學成歸國”的常規路線，卻因為一張報紙，偏離了軌道。

那年她43歲，在日本讀書，看到國內報紙報道：在浙江義烏崇山莊村，有大量村民在1942年死于日軍投放的細菌。她的記憶被突然喚醒——她家族的八位親人，正是在那年死于鼠疫。

她突然意識到，那些“遙遠的歷史”，其實就在自己家族的飯桌上、墓地里、夢里。她不是專家，不是記者，更不是歷史學家，她只是一個想把家人死得明明白白的普通人。

可就是這個“普通人”，后來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噩夢”。王選開始查資料、跑檔案，越查越憤怒。731部隊的暴行不只是傳說，而是有據可查的國家級反人類罪行：人體凍傷實驗、活體解剖、細菌投放。這些內容，不是小說橋段，是她親眼看到的資料、親耳聽到的證詞。

她說：“我不是為了仇恨，是為了讓他們承認發生過。”她的覺醒，不是為了報私仇，而是要讓歷史說實話。而就在她開始行動的那年，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剛剛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說那是“編造出來的”。面對這種“睜眼說瞎話”，王選選擇了行動。

29次訴訟，換來一句“不承認”，她還是沒放棄

1998年，王選帶著180多個受害者證詞、厚厚的材料，組建原告團走進東京法院。她的目標很簡單——讓日本政府承認細菌戰的存在，承認曾經的罪行。

但現實比她想象的殘酷得多。日本法院一開始干脆不受理，后來拖了幾年才開庭，審判期間不斷有人污蔑她“拿中國政府的錢炒作”，還有人恐嚇她“別再攪和過去的事”。

她不是沒有猶豫過。家里人也勸她算了，說你一個女人，何苦和一個國家扛著走。但她說：“如果我們都不說，真相就永遠被埋了。”

她跑了29次日本，幾乎散盡家財，連房子都賣了。她拿出了一份關鍵證詞——前731部隊軍醫筱冢良雄的證言。他承認：我們確實進行過細菌戰，確實解剖過中國人。

可法院依然以“國家行為免責”駁回了訴求。這時候，王選的訴求已經不只是為了官司的輸贏，她要讓“細菌戰”這三個字，出現在日本人的課本里、博物館里、良心里。

她最終做到了。雖然日本政府至今沒有正式謝罪，但在她的努力下，細菌戰被寫入了部分日本教科書，一些日本歷史學者開始反思731部隊，國際社會也開始關注這段被長期忽略的戰爭罪行。

哈里斯在接受《日本時代》采訪時說：“她改變了我們對戰爭責任的認知。如果中國再有一個王選，日本的歷史敘述就會徹底垮塌。”這話并不夸張。她不是靠拳頭打的仗，而是靠證詞、檔案、堅持，一寸一寸地撕開了歷史的遮羞布。

正義也許會遲到，但不會缺席，尤其當它是由女人提起的時候

2002年，王選被評為“感動中國年度人物”。她的名字出現在央視、人民日報，也出現在聯合國的一份人權紀錄文件中。她接受白巖松采訪時曾說：“我是個女人，但我更是一個中國人。”

她的“女人”身份不是軟弱的代名詞，而是正義的另一個面孔。在跨國歷史訴訟這個男性主導的領域里，她像一把刀，割開了沉默。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指出，王選的案件是“民間推動正義的典范”，她用實際行動證明，歷史不是由國家獨占的，它也可以由普通人捧起來，擦干凈，示給世人看。

而她所面對的，不只是一個國家的抵抗，還有整個國際體系的冷漠。她不是贏得了所有官司，但她贏得了道義。她不是改變了歷史，但她改變了“歷史講述的方式”。

她讓世界知道，中國人記得。日本人必須面對。有人問：她一個人，能改變什么？哈里斯的回答是：“一個人，可能改變不了一個國家的態度，但她至少能讓真相站在陽光下。”她做到了。

王選的故事之所以震撼，是因為它真實、頑強、沉默卻有力。她沒有喊口號，也沒敲鑼打鼓，她只是用29次飛行、幾十公斤檔案、上百名受害者的證詞，把一段被遺忘的歷史重新擺到桌面上。

她不是英雄，她只是一個不愿意閉眼的人。哈里斯說得沒錯，如果中國再多一個王選，日本的歷史神話就崩塌一半。但我們不需要“兩個王選”，我們只需要每一個人都別把痛苦當成過去，把真相當成負擔。

因為歷史這東西，不記得，它就會重演。王選做了她該做的，現在，輪到我們了。

參考文獻:
中工網-《王選：能讓日本沉沒的中國女人》-2015年7月5日
浙江文明網-《“感動中國”人物王選：細菌戰爛腳病人可在衢州免費動手術》-2017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