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同場｜筑夢or落地？青年導演的觀眾“緣”

希望每一個創作者，都能保持一顆觀眾的心，因為電影是創作者與觀眾的交流，不僅要想我們的自我表達，也要想觀眾能不能聽懂我們的表達。

北京時間9月15日14:00，由中國電影基金會主辦，中國電影基金會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嘉興市禾城旅游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上影·聯和電影院線、嘉興電影集團有限公司承辦的題為“堅守與突圍：青年導演如何在理想與市場之間找到觀眾”的對話·同場活動在嘉興536藝術空間（中山電影院）舉行。導演、編劇蔣佳辰，資深影視制片人、監制、出品人劉開珞，導演、編劇、攝影指導劉泰風，導演、編劇楊瑾作為嘉賓受邀參加， 影評人、制片人藤井樹擔任本場的嘉賓主持。

作為本屆影展重磅行業版塊，我們希望通過“對話·同場”為青年創作者、學者、制片人及影像從業者提供一個多元的對話空間，關注青年導演如何在當下語境中尋找自我表達的路徑，探討他們在產業、資本與創作自由之間的抉擇與困境。

本場活動圍繞青年導演的創作初心與表達欲望展開，直面資金、市場、產業機制和審美落差等現實困境，探討他們如何在影展和市場之間完成過度，借助短視頻，社交傳播等新興路徑培養觀眾，從而實現藝術理想與現實突圍的平衡。同時也將邀請行業前輩，從宏觀政策與產業趨勢的高度，分享對青年導演扶持機制和生態建設的思考，幫助他們在堅守自我創作的同時，更好地走向未來的電影事業。

本場活動，我們依舊用Q&A的方式進行呈現，讓每一位參與或未參與到現場的朋友一起如臨“同場”。

對話·同場

藤井樹：本場我們邀請了三位青年導演，因此開場問題想先和大家聊一聊電影首作，各位的第一部電影的資金、演員是怎么找到的？是如何開啟自己的電影創作之路的？

蔣佳辰：我除了做電影創作以外，還有一個職業是魯迅美術學院影視專業的老師。最早我也是北漂，自己寫東西，想有機會拍戲。那個時候挺難的，后來正好學校建設影視專業，我就回去當老師去了。在這個過程當中帶學生拍短片，自己寫劇本，有一些積累。

在學校的時候相對來說比較好，有學校的工資，可以住在學校的宿舍里，沒有太多社會上的壓力，可以潛心搞創作，加上平時帶學生實習，積累了一點點拍攝經驗。一次特別幸運的機會遇到了劉開珞總。今天特別巧談這個，我的首作電影《尋狗啟示》就是遇到劉開珞總，當時有一系列的計劃，劇本被劉開珞總選中了，非常幸運，第一部戲就是他扶持的。

藤井樹：劉總你是在什么狀態下看到了他的劇本，那個時候他沒名，沒有拍過長片，你為什么覺得他可以來拍長片的？

劉開珞：那個時候我們在優酷下面的合一影業，做早鳥·新導演啟航計劃。當時還沒有網絡電影這個名詞，我負責電影業務，我們自己在算賬的時候說，如果一個片子在成本可控的情況下，即使不上院線，或者院線成績不好，我們也可以完成我們自己內部財務的RY標準。作為平臺，我們有自己的扶持責任，于是開始了早鳥計劃。

當時好像拍了4、5部片子，第一部是李雨禾導演的《提著心，吊著膽》、王強導演的《背陽光移動的山脈》，蔣佳辰導演的《尋狗啟示》等項目，每部都非常有意思，我們跟亞新（注：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比較有緣，這三部作品都入圍了，有一些拿了獎，這也算是肯定吧。

藤井樹：劉泰風導演，你的首作《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它的錢是怎么找到的？

劉泰風：我做導演行業之前，還擔任過美術設計、攝影師這些職位。要講到第一部其實我還得往前倒，倒到18年以前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們剛剛從學校走出來的學生是非常迷盲的，我相信這種迷盲在現在的孩子身上都有，朋友之間都會聊，我們未來要做什么？

入電影這行，當年是很難的，有電影技術的局限性，我們對整個電影行業非常敬畏和崇敬，包括沒有人幫忙，是非常迷茫的狀態。我一個人背著包到橫店，身上帶了1000塊，無頭蒼蠅一樣只身一人去橫店找劇組。我什么都愿意干，最后找到道具部門，做最基礎的繪畫工作。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影視行業的拍攝工作，我堅定地想，在劇組當中要謀求自己未來的事業。在經歷了幾部戲的歷練以后，我選擇繼續留學學習，留學過程中開拓了自己的眼界，真正學習了導演的技法創作，還有編劇，又學習了攝影。畢業了以后，我在一個項目當中認識了《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的監制，她覺得我應該發揮自己最原始的創作沖動，給了我一些建議，提振了信心，開始獨立創作寫劇本。

這個機緣要回溯到2019年的時候，我參加了吳天明青年電影編劇研習班，在那里認識了很多業內老師和朋友，給了我很多的幫助，讓我完成了前期的劇本積累，直到2021年我突然迸發了這個故事的想法。

機緣巧合下，我在一個十字路口遇到一個紅綠燈，感覺時間在那個瞬間突然凝固住了，我看到所有人為了生計奔波、忙碌著，有很多人被卡在十字路口，有很多人在穿行、闖紅燈，不顧一切地為生計奔波。

一種突發奇來的感覺，我問自己是不是也被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中間，就在那個瞬間綠燈亮了，一個外賣員從我車頭闖紅燈逆行穿過，我差點撞到他，于是迸發出來想法，我想拍一部關于外賣騎手的故事。

藤井樹：核心點在于找到靠譜的制片人，導演有充分的生活準備。楊瑾導演，你的第一部電影是怎樣的情況？

楊瑾：我第一部比較簡單，我是山西人，山西前輩特別多。我師兄在北師大上學的時候，6000塊錢拍了片子《香火》，拍得特別好。上大學的時候我爸爸去世了，我看了一個小說，這個小說特好，我跟我老師說我想拍這個。

我老師是一個文學家，也是一個導演，崔子恩，他寫了16部小說。我說你給他（注：小說作者）寫一封信，他就寫了一封信，我利用五一假期三天改成劇本，我老師說給你一萬塊錢把它拍了，我就拍了第一個作品。

藤井樹：第二個話題想和各位聊聊作為青年導演的困境，我最近看了蔣佳辰導演的一部作品叫《沖撞》，我給制片人王東輝打了電話表示很好很不錯，對方唉聲嘆氣，然后我去看票房確實不理想，蔣導在這個當中一定有自己的困境和思考，請你分享一下。

蔣佳辰：《沖撞》是真實故事改編的，發生在重慶的橄欖球隊的故事，這個劇本不是我寫的，我后來調整了一下。拿到劇本我不太敢拍，第一我不是重慶人，它講的是真正重慶的事，我怕把控不好；第二我不太懂橄欖球，大部分國內觀眾也不是特懂這個，但是觀眾可以不懂，我不能不懂。

最開始我挺拒絕的，后來覺得也是一個機會，要走到電影工業流程里面來，真正的電影作品是面向市場的，是類型電影，種種是挑戰我覺得也不用怕，當時東輝總和管導監制也挺支持的，我說就干吧！

后來我總結，拍到老，學到老，活到老，學到老。都是在不斷學習的過程中，我40多歲，拍過一些戲，也繼續不斷在學習。對于目前的電影市場來講，題材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在座的導演或者從業者，從敘事、技術環節、種種判斷什么的，應該都是有經驗有方法的。往往有時候，在前端會出一些問題，現在不確定性又很大。

對我來講，中國沒有橄欖球題材，拍的是中國獨一個，是不是有反響？又是奧運期間，在體育氛圍濃厚的環境下，是不是有效果？但其實想多了?？赡苁怯捎谶@些雜念，導致判斷上有失誤的東西。對我來說，這部電影讓我收獲最大的是：不管選題如何，一定要在選題當中找到你嘴自我核心表達的東西。

像以前開珞總做總制片人的時候，我可以肆意表達，完全自主的選擇。當時開珞總給的開放度很大了，但是現在在這種環境下，在這樣的壓力下，盡量用智慧能做到在商業上和自我表達上達到一個平衡，才算是一個電影作品，而不是一個電影工業流程上的流水線產品，這是在《沖撞》以后我的一些感悟。

雖然在市場上的表現挺不好的，從某種層面上來講，對于制作方、投資方這也確實是一次打擊，但是另一方面來講，中國第一部橄欖球電影做出來了，把重慶真實的事件反應出來了，讓大家都知道了，這又是一個價值吧。

藤井樹：開珞總也有很多項目合作的經驗，在和新導演合作的過程里你看中什么？對于新導演來說，什么是他最寶貴的品質？

劉開珞：新導演在我角度來說就是“新”字，你能不能找到以往創作者沒有看到過的角度，一些新的人物關系，一些新的有意思的題材，或者一些新的表達方式，包括你視聽上面，或者你指導表演的部分，是不是會有一些獨屬于你自己的特色。

因為要求新導演是一個非常完善或者非常成熟全面的創作者，這個是比較難的，畢竟可能有很多新導演都沒有在劇組待過，你讓他做導演，要求他很成熟，我覺得這個是很難的。如果你自己沒有特色，沒有獨屬于你的一些東西，為什么我要去這樣的新導演？

其實剛才蔣導在說的時候，我也在想新導演的困境，在我角度來講有一些是屬于新導演自己的問題，有一些其實是行業現有的一些問題。投資電影本來就是有風險的事情，即使是成熟的團隊，成熟的導演做一個項目，也很難保證每一部都掙錢。我覺得這是一個正常的市場挑戰，所有的創作者和行業的投資人也好，制片人也好，都在不斷地去積累，這是一個正常的困難，不算困境。

這兩年行業的變化是比較快的，目前行業覺得最好的是2018、2019年，之后進入了特殊的階段，這樣特殊的階段造成我們的觀眾有很大的變化。新的內容的形態，新的交流方式造成信息傳播上的變化。在這樣一個變化非?？斓氖袌隼铮墒靾F隊或者成熟的創作者也在面臨新的問題和困境。

要求新導演在這個環境里面游刃有余可能不現實，但是蔣老師說得很對，如果有新的挑戰、有你們沒做過的事情擺在面前的時候，不要怕，該往上沖的時候就沖，拍了和沒拍差別很大，拍一個非常小成本和有一定成本電影進入院線，差別也非常大。當機會出現在你們面前的時候，不要因為困難退縮。

藤井樹：感謝開珞總給新導演們打了雞血，要干成一個事就是很難的，在這個過程中你的堅持、沖勁、創新……因為你“新”你也沒有什么包袱，別人對你沒有什么認知，反而這種狀態下你有更多的可能性給到你的投資人和觀眾，這可能是新導演的路徑。接下來想問問劉泰風導演，你的首作拍出來之后進入市場，對發行宣發這些是不是也有“有點懵”的時候？

劉泰風：這個結局一開始是沒有預料到的，還得往前倒。于我個人而言，一開始做這個電影的時候，包括我在內，制片人在內，投資人在內，沒有想到這個片子最后在市場上會有多大的反響，沒有對它有奢求，如果這樣很顯然《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不會拍成這樣子。

我們做了一個取舍，在拍攝當中摒棄了很多商業包裝的手段，把鏡頭語言做到極致的平民化和普世化。我們用16毫米膠片拍這個電影，因為在當下數字化高度盛行的潮流當中，再加上互聯網算法整合體系，用數字拍攝這部電影很顯然在成本控制上，想象當中可能是要相對廉價一些。

但是考慮到一部電影最后帶給觀眾是什么樣的視覺呈現，我們想把最真實肉眼看到的整個社會當中正在發生的人和事，用一個貼近自然的視角呈現給我們的觀眾，我們當時選擇了用相當于紀錄形式的16毫米的介質去拍，把我們整個眼睛當中的世界最真實的還原出來，因為膠片的美學是帶有濾鏡的，我們可能說粉飾過的世界是不一樣的。

如果考慮到了最后商業上的盈利，我們一開始不會做這樣的選擇，我們想通過一部電影，把我們社會和身邊人正在經歷的時代如實地反應出來，把普通人面臨的生存困境和我們在社會當中的迷盲點揭示出來，所以用了相對來說比較質樸的手段。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多多少少會考慮到我們拍出來的電影，會不會得到最廣大觀眾認可，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所輸出的價值觀和我們電影最后傳遞出來的能量，能不能為社會帶來一定的推動和幫助。我覺得從個人角度出發，可能最后票房或者商業上沒有達到預期，但是在社會關懷上，我們做到了拍攝這部電影的初心。

我們這支年輕的團隊經歷了全流程的電影制作，從籌備到制作到宣發的過程，之前制片人也是做媒體的，我本人在內也是我的第一部長片首作。我們克服了很多制片上的困境，從決定拍到開機只有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那個時候疫情，我們這次入圍影片當中，有很多也是在那個時間段拍攝的，每個人都會感覺到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你要克服各種客觀存在的，沒有辦法克服的條件限制。比如說劇組的人員聚集，要把人員分散成小分隊去進行拍攝，而且這次我們用的所有的演員都是專業演員，每個人覺得能夠在這個時間段拍一部反應社會現實的電影都是彌足珍貴的，大家心態和我們平時拍一部商業性的電影是不一樣的。

我舉一個例子，中間有一場沖突的戲，電影當中兩對男女主角，在一家醫院門口吵架爭執的那場戲，我們把這場戲放在杭州市最喧鬧的地方，那個地方是浙江省人民醫院。那個時候在醫院門口拍這么一場戲的話，對制片壓力是很大的。當我們把電影拍攝的主題和探討的民生問題，跟院方溝通以后，院方說讓他們拍吧，這在當時是非常大的提振，我說原來真的有一批社會上的團體和人在支持我們的電影創作，當時地方政府，地方的機構也給了非常大的幫助。

我們拍那場戲的時候，拍攝只用半天，基本當中6頁紙的劇本，需要大家唇槍舌劍，我就發現很多路過的人沒有圍觀。因為我們用記錄的形式，把攝影機藏得非常好，所有人經過4個人物的時候，他們都匆匆忙忙地瞥一眼就走了，我突然意識到這是我們每個人生活的瞬間，平時生活當中的爭執，我們有沒有把目光投射到他們身上？

對普通人來說，我有可能不會關注，我有我自己的事情，我這個時間段去醫院，不是我生病了就是我家屬生病了，站在自己角度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是作為電影工作者，我們對題材的選擇，讓我重新認識到了現實主義的魅力在哪里。

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投射，我們對身邊人的關注影響到我們的創作，也影響到我們能不能用創作出來的作品去讓觀眾產生共鳴。其實在拍那場戲的一瞬間，我覺得幾位演員的表演讓監視器前的我動容了，但讓駐足的那些觀眾覺得它是一場司空見慣的爭執，而不覺得是在拍電影。

我想說我們在拍攝過程當中，克服種種的困境和困難，最后很艱難地把電影制作完成。但是最后推廣到市場上的時候，確實由于多種方面的原因，因為今天上午聽了各位制片人和行業前輩聊的話題，講了宣發的話題，我深有感觸，我覺得可能最后一公里的助力，對我們這些青年創作者來說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藤井樹：我們問一下楊瑾導演，你的作品是比較小成本，沒有那么強回報、資金的壓力，當進入到工業制作成本比較高的環境里，你有遇到過不適，或者有什么樣的體會嗎？

楊瑾：我剛開始拍片子的時候，要問自己快不快樂？不快樂就不拍了，快樂就拍。我第一部片子花一萬塊錢，第二部是我打工賺了十萬塊錢，我拿八萬塊錢拍的。第三部影片找了幾個投資方，幾個哥們，用一百二十萬，別人肯定不夠花，我只花了一百萬，省了二十萬。

我去哪都不打車，我坐兩次公交再打一個小蹦子去別人家里工作。因為里面還有動畫，有一部分繪畫，分鏡頭畫得特別詳細，我兩趟地鐵加一趟三蹦子。我特愉快，特別高興，每天精神飽滿。有一次我和我們公司的李?，B站在小月河上聊天，張建民（音）從這兒經過要跟別人吃飯，吃完飯回來我們三個人還在那兒聊。開心極了，我又跟李?，B和當時兩個片子的攝影聊，這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光。

但凡想跟別人要點錢拍，真痛苦。只要拿別人的錢，極大的痛苦，提意見，各種意見。這是創作上的痛苦，你只要想要別人的錢，不管是誰都有痛苦。蔣佳辰說早鳥計劃為什么那么愉快？200萬隨便拍，愉快極了。

但凡拿了別人的錢，一遍遍劇本會，早上公司打開門沖進去開會，開到11：50，因為到了12點，20層樓要關電梯了，趕緊往下跑，站在門口聊5分鐘各自回家，開會就痛苦。好不容易拍了一個片子，用了三年，兩年搞劇本，一年拍，拍完以后自己很感動，聯合導演、后期不停在那兒哭，感動得哭了。到了院線做了首映式以后輿情來了，看電影的人不超過2000，罵你的人超過20萬了，頂不住了。

我們路演的時候遇到輿情沒有人能左右，宣發公司小姑娘急哭了，沒有遇到過這種事。這么感情濃烈的片子碰到輿情了，到最后海清和小姑娘像母女一樣，柔柔弱弱地站在臺上誠懇地回答大家的問題，我們兩個導演都走到成都了，說不要參加路演了。我們在成都一個湖邊走了三個小時，我說不行，咱倆從這兒跳下去，太痛苦了。

只要想進入這個市場，你有各種痛苦，但是到最后必須是自己面對自己，走到自己房間的時候問自己，你還要不要干這件事，你接下來拍什么作品，包括你最初想創作一個作品，不管你走到哪，大的市場，掙了大錢的時候，最后都是要面對你自己。

藤井樹：楊導的講述里提到一個問題，經費少對導演來說反而是自由，沒有太多外界干擾，當投資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自由就需要被讓渡。想問開珞總，當資金到兩千萬甚至兩億的時候，如何平衡創作自由？

劉開珞：一定是這樣的邏輯，成本越低越自由，我們講不同的藝術形態的話，音樂、美術可以更自由化的去創作，因為不用別人的錢，不用別人的時間，不用別人的腦力，完全自己完成這件事情，完成你個體的藝術表達，你可以很自由。

但是在電影這件事情很不湊巧，你們要用別人的錢，可能不止自己一個人，可能不是你個人，要拉著一幫人，完成你腦子里面想象的世界和你要表達的情感。憑什么人家要花錢、花時間、花精力幫你完成，他一定有他的訴求，投錢的人一定有商業的訴求，參與創作者可能有養家糊口的訴求，也有被你創作本身打動的部分，愿意跟你來一起完成一個作品。

每個人的角度不太一樣，但是作為核心表達的人，你有責任去幫大家一起完成他們共同的訴求，不光你自己的，所以成本越低一定越自由。因為跟蔣導合作的那一次，在早鳥項目上沒有訴求的，就是完片，過審能上映，發現一些好的、年輕的創作者，還有要求在200萬以內不能超資，這個范圍內有相對自由。但是你成本高了，確實有壓力，會有更多的要求給到創作者。

我覺得這是未來大家走到市場上一定會面臨的問題。我自己覺得不用為這個事情困擾，并不代表說第一部拍完了不掙錢，后面就沒有機會了，作為行業內有經驗的制片人，一些行業公司也好，會從你片子里面看到你的特色。

蔣導第一部片子，不是說票房成績多好，但是后面又拍了兩部了，跟管虎這么好的導演合作，行業內的人其實能夠在你哪怕不那么成熟的作品里面，看到你們的特色和未來的發展可能性，會有新的機會給到大家。為什么第一部很重要，你沒有長片出來的時候，你很難被大家關注到，有一個長片之后，行業看待每一個新的創作者的角度不太一樣。

第一步勇敢地走出去，哪怕商業成績沒有那么理想，但還是會被看到，可能就有下一次機會。但有一種比較難，你真的花了大錢，賠得很慘，那一種可能比較難。站在制作者的角度來講，我看到的不僅是賠錢的作品，我看到的可能是不負責任的導演，當然要具體分析原因。有一些可能是客觀原因造成的結果，但是有一些如果只是過度強調個體表達，而沒有完全考慮整體團隊價值部分，可能會遇到一些難處。

藤井樹：回到對選題的選擇來說，楊導拍了很多，劉導劇情長片是第一部，蔣導長片拍了三部，在各自當下的創作節點，想問三位，如何選擇自己的選題，你如何認為這個是我想拍的，你堅持什么？你的創作底線是什么？

蔣佳辰：這也是我自己問自己的問題。做初審評委的時候，開會討論的時候也一直是這個觀點，我們片單里面片子未必有多完美，但是要能看到導演的希望，身上閃光的部分，首作的時候可能這個是最重要的，把你這個東西表達出來更重要。

但是往后走的話，到了第二部第三部的時候，可能有的時候會陷入一種執念，我要怎么怎么樣，比如第一部拍得還不錯，有人認可，我要怎么怎么樣，當時有朋友跟我說過一句話，你在選擇的時候往往是這樣，世界不以你的意志為轉移，你自己執念想做的作品未必就能成，但你并不一定非常執著做的作品，也未必就不成。

我覺得好不負責任，然后我拍《沖撞》學了很多東西。不管從制作上還是觀眾角度，在兩端都有一些變化。我也在思考一些東西，我三部電影以外還有一部劇，我也在嘗試劇的表達是什么樣的，通過劇想表達什么。

因為一集15分鐘，好像更符合現在觀眾對敘事節奏的習慣。我先從自身找，我看一個劇或者電影時間長我自己都會這樣，我會反思，會不會我的節奏也隨著現在媒體多元化的時代會變化？這樣的話需不需要改變？這個可以從自己身上，根據自己的性格，根據自己的愛好都可以。但是現在我覺得我可能會嘗試做劇，做15分鐘的中劇，我可能都會嘗試，未必就不是一個新的表達方式。

劉泰風：我對開珞總說的如何衡量一個導演非常認同，這也是我為什么在很多年以后，經歷了這些工作，我會選擇重新轉換自己的角色作為一個導演去創作。因為我覺得導演這個名字非常神圣，當你拿起導筒的時候，當你站在攝影機和監視器的背后，你要作為一個團隊的領頭人，帶領所有的工作人員完成同一個目的，是一件非常神圣且莊嚴的任務。

這個任務其實就像我們講的各行各業都有這樣的存在，當你把這個片子做出來了以后，你又要讓無數的觀眾，可能幾百個觀眾，在一個封閉的空間內，一個全暗的環境下看著銀幕上的人物，與他同呼吸共命運，甚至我們的感官體驗和心理體驗同頻，這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情。

完成這個目的的過程當中我們一定要非常冷靜和客觀地認識到要做一個什么樣的電影，在做一個電影和選一個題材的時候，你的出發點一定要想好，就是我們的定位要想好，我們可以選擇一個非常娛樂性、商業性的片子，但是在選擇的時候，后面執行的時候，要按照這個目的貫徹。

當我們選擇做一個嚴肅話題的時候，可能就要做另外的妥協。我感覺無論這個世界，這個社會，這個節奏怎么變，唯一不變的可能就是創作者自己本身，我想做一個什么樣的東西，我能通過我的辦法去把這個東西讓廣大的觀眾去共鳴，我可能還會繼續延續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去創作后面的作品。

昨天再次在大銀幕上看到吳導的《沒有航標的河流》，非常感慨。這部電影歷經40年，依然是經典，我們現在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我們看到之前電影的表達，我們依然能共鳴，這就是我想拍的電影。

楊瑾：我覺得個人記憶對現在的時代特重要，憑空想一個故事，弄得特熱鬧，到最后沒有意義。一個是我想拍個人記憶的電影，還有我想拍對社會特有用的人，就像我昨天看的《沒有航標的河流》，就是一個放排老漢，看到那個時候不公平的社會，把一個區委書記快整死了，他去救他；看見失去了愛的女孩，他讓女孩來到江面上，順著江漂流。

我想拍對社會特有用的人，包括我拍的電影《片警寶音》，每一次看都都很感動。這個人是一級公安英模，服務邊疆的，給大家解決各種小的矛盾。拍攝的時候，我跟編劇曹寇坐在他辦公室里面采風，每天早上會有個醉漢來，問他，你能不能給我20塊讓我吃個早飯，他說我給你5塊，不然早上就喝醉了，下午來拿20，晚上喝點可以。

他因為得了一級英模，自己一兩萬塊錢的工資，不敢花，他覺得同單位人掙五千塊錢，他把錢捐出去給孤寡老人還有學生。他是犧牲家庭的人，他在鎮子上得了一級英模的，他是不能調回縣城的。孩子生病經常去北京兒童醫院看病，只能在縣城住著，他必須在這兒，釘子在這兒釘死，直到退休。包括張桂梅校長這種人，犧牲自己，什么都沒有，無兒無女。

藤井樹：最后問各位嘉賓，我們要有一個希望，剛才說了困境，堅持的底線，我覺得行業都有轉型期，每個人在這個過程當中都有很多重新校準方向的時刻，這個時刻看到的希望到底是什么？大家分享一些未來的展望。

蔣佳辰：不管形式上怎么變，作為電影作者，燈熄滅了以后，跟觀眾一起哭，一起笑，大銀幕燈亮起來后的掌聲，這是最大的鼓舞?！稕_撞》今年去了鹿特丹電影節，電影節觀眾特別松馳，因為是體育電影。荷蘭這些哥們抬著酒箱子直接來了，三五成群，喝著酒，特別開心。

看完以后我在門口，也想看看國外反饋怎么樣的，我覺得很松馳，把電影當作一種享受。劉導說贊美人民、觀察生活，對于普通生活的一種表達，包括楊瑾導演所提的快樂，我關注有用的人等等。每一個作者對于自己的定位和期許不一樣，但我覺得觀眾看到我的電影，能喜歡這個電影，不管是松馳的還是什么樣的，我覺得給我最大的激勵是時刻告訴我，電影可以永遠值得奮斗，值得付出的，不管怎么變，這個永恒不變的。

劉泰風：我覺得不管怎么樣，好的電影都是弘揚真善美，批判假惡丑的，這是我們每一個電影創作者應該做的使命和任務，迄今為止我都會堅持去電影院里面看電影，因為我非常享受電影里的人物和身邊同樣看電影的人共同呼吸的瞬間，那是我逃離現實世界，沉浸在愉悅當中，精神洗禮最歡愉的時刻。

我希望未來電影市場可以更加多元化，每一個創作者都能夠有自己的自由，去表達自己關心的人物和話題，無論題材是什么，多一個題材多一種選擇，多一種享受愉悅的心情。我再次呼吁青年人做電影，愛電影，我們觀眾能夠走進電影院看我們的電影。

楊瑾：我對我自己看得比較輕，我不是天才導演。剛才一位朋友說對市場有什么妥協，我們沒有資格說市場有什么妥協，我們巴著向著市場的時候，市場一腳踢開，不需要你。廣電總局有一個名單15個人，可以跟市場說“不”的，可以跟市場做妥協。

我們根本沒有資格和市場說妥協，既然我不是天才的商業導演或者作者導演，就自己多掌握一些創作不同的媒體，寫一個4集的劇。不要小看劇，劇是大家每天拿手機，拿出來就刷的。曾經的文學偶像王朔直言不諱地說，我每天就刷10個小時視頻。

你還在這兒說去影院，一定要堅持電影夢想，這個思想就古董了，你要隨勢而變。你既便拍不了，能不能寫作，你把它寫出來，把電影夢想故事寫出來，三本小說也可以。不要說電影的緣分盡了，你成為小說家了，你多掌握一點活著的謀生的方法就行了，不要那么絕望。

劉開珞：剛才現場互動特別特別好，對于創作者來講，我覺得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們的東西，你們對于生活的觀察可能會影響其他人，可能會很深刻的影響其他人，也許影響今天的人，也許影響外面的人，也許影響未來的人。看40年前的電影，我們依然覺得好看，這是作為創作者最應該滿足的部分，也最開心的部分。我作為參與創作的人，我覺得這也是我做電影這件事最有意義的狀態。

那年我們做了紀錄片《無盡攀登》，講了一個無腿老人登珠峰的故事，實話說那個項目雖然成績不太好，但是當它在B站上映的時候，看到底下所有的評論、彈幕的時候，其實我也很開心。我覺得也許有一天，有一個心情很Down的人，在B站上看到這個片子，會獲得一點點鼓勵，哪怕一點點，我們做這個項目的所有價值都在了。

我覺得創作本身最核心的價值，不僅在當下，可能也在時間里面，你們去發現生活當中的美好，把那些美好留在時間里面，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電影不是一個完全創作者一面的事情，觀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尤其當下多媒體環境里面，很多人不是看物料選擇看電影，而是看評論，盤周邊人反饋，才決定要不要看電影。希望每一個創作者，都能保持一顆觀眾的心，因為電影的過程當中我們跟觀眾在交流，不光想想我們講什么，是不是也能想想觀眾能不能聽懂我們講的，更圓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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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彩蛋：

在創作初心與市場現實中尋找自己的觀眾，毋庸置疑是個漫長的過程。青年導演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成長，豐滿自己的羽翼，也完成內心想要抵達的大眾共鳴之地。本場活動開放觀眾提問環節，也因此我們與青年導演一起收獲了一枚小小“彩蛋”。

這是來自一位觀眾的鼓勵，他為本場活動帶來了一個感動的淚點，也讓“創作不易但堅持初心無價”具像化。下面是關于這枚“彩蛋”的分享：

觀眾：劉泰風導演你好，我是一位有11年從業經歷的影視工作者，很高興今天在這里又跟你見面了。昨天晚上在合樂城有機會見面，我今天非常有幸參與講座。

過去兩年我離電影越來越遠了，因為我身邊沒有人跟我聊電影，他們幾乎不看電影了，他們只沉迷于抖音短視頻帶來的短暫快樂。我本人對電影也確實一度失去了信心，隨著年齡的增長，個人的經歷，我感覺我的激情慢慢地被消耗殆盡，我也不得不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做抉擇。

我常常想我們的電影還有希望嗎？可是自從我去年看到您拍的《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我感到特別開心，能在電影院看到這樣一部如此貼近現實生活，如此強烈的現實主義電影，我非常興奮，看完電影從影院出來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息。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連夜發了一篇感受，不能算影評。我謝謝你拍了這樣一部好電影。謝謝你！

還有來到這次影展，我又獲得了力量和勇氣，我感覺自己又充了一次電一樣，尤其昨天晚上也參與了吳天明導演《沒有航標的河流》的電影放映，我知道你也在場，我看到身邊那么多人共同觀看一部40多年前好作品，忽然發現電影離我又近了。我又有了曾經看電影時簡單的快樂和幸福，和那種儀式感，我覺得特別感動。

我知道我即將跨入40歲了，我知道我余生的電影緣分將盡了，我想說無論我將來能不能再從事影視工作，我都會支持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我會支持貼近現實生活的小眾電影。我希望你能拍下去，只要你拍，我都會作為真實觀眾支持你，如果沒有影院排片，我會包場支持你。

剛才我聽您分享了一下，您說創作當中的困境和妥協，我主要想問一下您心理層面的，現在我每當一睜開眼睛，看著日子感覺熬不下去，我感覺沒有電影生命沒有意義。所以我有兩個問題想問一下你，

第一個問題，在如今電影前景如此艱難的時候，我們到底應不應該堅持自己的內心？還要不要堅持追求電影風格，還是應該妥協或者面對現實？第二個問題是創作《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的時候，有沒有類似的經歷或者掙扎，如果有的話，怎么消解的，怎么堅持下來的？能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劉泰風：非常感動，您剛才提到的第一個問題，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一定的。剛才我也說了，無論這個時代怎么變，無論我們面對多少困境，其實不是我們在給自己打雞血，我覺得這是一個態度，每個人對于生活的態度是什么樣的，生活會回饋給你同等的結果，這是不變的。

我天生是非常樂觀的人，這部電影為什么叫做《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因為我們每一個時代下面都會遇到不同的困境，我們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迷盲的瞬間，但是時間在流淌，我們都會跨越它，當我們跨越它的時候，你再回過頭來想想，以前發生的一切都不叫事，因為生活是往前繼續的。

這是電影給我的力量，包括我每次迷茫的時候我也有像你一樣的感覺，因為咱們是同齡人。在我40歲的時候拍的第一部首作，我特別記得這部電影在上海電影節展映的時候，所有工作人員在后臺看到電影放完，場燈還在黑的時候，聽到觀眾發出嘆息聲，沒有掌聲，就是我想要得到這部電影的反饋，當觀眾看完了以后，會想到身邊的人和事正在發生的經歷。

還有一個感受我可以分享給你，在北京一次放映結束以后，看到一個網友寫了一篇短評，他說出了電影院正好碰到一場雨，門口碰到送外賣的女孩，和她擦肩而過，拎著兩杯奶茶走進電影院，他打了一輛網約車回家，然后司機說“你好，尾號是什么”，然后前進。這個瞬間讓他覺得走出電影院，感覺又走進了電影院。

身邊的人值得我們花時間，花精力，花金錢去記錄。你要記住所有偉大的電影，都是關于人民的電影，我也希望你能夠繼續堅持你的電影夢，我們一起努力，拍出更好看的電影。

回到出發點，在初心中找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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