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役營到沉船屠殺：日本軍部否決的日內瓦公約，縱容對戰俘的暴行

電影《東極島》的上映，讓我們知道日軍在二戰時候對盟軍的殘暴。當“里斯本丸號”在東極海域，被美軍潛艇發射魚雷擊沉，日本士兵和船員優先獲救，戰俘卻被牢牢鎖死在船艙，甚至在被淹死之前，都遭到日軍機槍掃射的瘋狂報復。

這一情節，乃是電影對日軍在二戰期間對戰俘系統性虐待暴行的還原。這些慘案并非孤例，日軍在二戰時候對戰俘的虐待，從苦役營的勞工，以及沉船屠殺戰俘，都是屢屢存在。

一、《日內瓦公約》為何被日本軍部否決？

最令人憤慨，戰爭時候日本政府以從未正式批準1929年《日內瓦公約》，為虐待和屠殺戰俘找借口，將善待戰俘政策長期游離于國際法的約束之外。本文就以真實歷史資料和幸存者的證據，展示日軍二戰時候對盟軍戰俘的虐待。

一戰之后，世界各國意識到，必需制定嚴格的國際法規，避免虐待和屠殺戰俘的悲劇，減少戰爭暴行的發生。于是，在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和國際紅十字會的推動下，要求各國簽署和遵守保護戰俘的國際公約。

該條約規定，給予戰俘們必須始終受到人道主義的待遇，禁止任何形式的暴力、恐嚇、侮辱或虐待戰俘的行為，以及報復和歧視戰俘，更不能因國籍、種族、宗教信仰、政治立場去區別對待戰俘待遇。除了武器、軍事文件外，戰俘的私人財物（如衣物、戒指、信件）不得被沒收。戰俘在吃、穿、住和醫療方面與戰勝國的士兵們沒有差別，不能過分利用戰俘做勞力或幫助加速戰爭進程等。

當時，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主要大國在內的世界上四十七個國家，1929年在瑞士的日內瓦都簽署和批準了這一公約，1929的《日內外戰俘公約》自然也成為國際人道法的基石。

日本的外務省也在日內瓦簽署了公約。然而，日本軍部卻公然踐踏這一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公約，開啟了其虐待戰俘的罪惡行徑。日本軍部（陸軍省）以“武士道精神不容戰俘”為理由，拒絕向日本議會提交批準這公約在本國生效。

1934年，外務省試圖推動批準公約的生效，軍部直接批準：“批準者即國賊”，迫使政府擱置法案。

然后，日本陸軍省在1934年的內部文件中直言：“批準公約將束縛皇軍行動自由。”

這樣，1929年的《日內瓦戰俘公約》在日本無國會投票，更無否決，自然不被批準，這也就代表日本政府拒絕批準這個公約的締結，自然在日本也是無效。

如1942年，日本外務省在發動太平洋戰爭后給盟國的照會中狡辯：

“我國雖簽署公約，但未經國會批準，故對日軍無強制效力。”

就是日本借口公約沒經過國際法的批準，為日軍在戰爭中的暴行披上了“合法”外衣。

明治維新后，日本雖然引入了西方法律體系。但是在軍國主義思想主導下，卻一直把軍隊特權凌駕于國際法之上，自然無視于具有人道主義精神，保護戰俘的國際法。在發動戰爭之后，對盟軍戰俘都是毫無約束，一律暴行對待。而且，日本對盟軍戰俘的暴行對待，不是個例，卻是系統性、整體性和普遍性的常態。

二、奉天戰俘營：虛假的‘模范’與真實的奴役”

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面積相當于我國云南省一樣的島國，必需要采取“以戰養戰”，也就是掠奪侵略地的資源和勞動力，才能維持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機器的運轉。

因此，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后，最常見做法就是把國際法框架下作為“受保護者”的戰俘，直接轉化為戰爭資源，也就是把戰俘當作廉價勞動力和苦役去使用。

如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三省之后，建立了奉天戰俘營。日軍公然在外表懸掛“模范戰俘營”的虛假標語，借此躲避國際組織的審查。

但在奉天戰俘營里，日軍給戰俘們非人的待遇。在1942-1945年間，約2000名盟軍戰俘被關押于此，然后把這些盟軍戰俘投入在機床廠、煤礦等高危崗位，或者為日本軍工企業生產高射炮、飛機零件等軍備。

在奉天戰俘營里，戰俘們吃得很差，食物配給僅為日軍士兵的1/3。同時戰俘們從事高強度的勞動，每天勞動12小時以上。衛生條件極差，痢疾、疥瘡等疾病肆虐流行，僅1943年就有127人死亡。日軍醫生卻拒絕提供有效治療，反而將戰俘的病歷作為“研究材料”。

根據幸存者國軍士兵回憶：

“我們像奴隸一樣被驅趕，稍有遲緩就會遭到皮鞭抽打。當我們戴著鐐銬下井，日本監工站在井口用機槍瞄準，誰敢逃跑就當場擊斃。”

三、巴丹死亡行軍：78000戰俘的噩夢

1937年10月，日軍占領了山西大同煤礦。1943年，日軍將300名中國戰俘投入礦井，要求他們每天挖掘3噸煤炭。這些戰俘在煤礦工作都是缺乏安全設備，礦井塌方事故頻發，戰俘死亡率高達40%。

日軍在發動太平洋戰爭后，偷襲菲律賓克拉克機場的美國遠東空軍基地，猝不及防的美國遠東空軍遭到嚴重損毀。之后，美軍和菲律賓聯軍由于缺乏糧食彈藥的補給，在經過一番激烈抵抗之后，最終投降。

之后，1942年4月9日投降的美菲聯軍，再加上平民，投降人數大約78000人，這78000人成為日軍的戰俘后，就被迫開始長達六天的死亡行軍。

這段行軍從巴丹半島起步，終點為圣費爾南多的戰俘營，路程為100公里。一路上，戰俘們要面臨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遭受到令人難以忍受的非人待遇。如戰俘們行走在被東南亞烈日炙烤的大地，水源和食物都是非常匱乏，再加上投降之前已經長時間的激戰，已令他們精疲力盡，體力逐漸耗盡。

但日軍對這些戰俘并未有絲毫同情，一路上毫不手軟對戰俘作侮辱和毆打。在這一條“巴丹死亡行軍”路上，這些戰俘大多數是高溫中暑、疾病和饑餓死去，一些戰俘疲憊不堪，就遭到日軍的毒打和槍殺。一些戰俘走不動，請求短暫的休息，卻遭受日軍的冷血槍擊，最終大約1.5萬戰俘在這一條死亡之路上。

當大約活著的六萬名左右戰俘，走進了奧德內爾戰俘營，但是走進了戰俘營的戰俘們，并不代表能夠幸存。日軍強迫這些戰俘從事勞工，并不給他們足夠的食物，兩個月后又死亡了26000人。

當1945年麥克阿瑟重返菲律賓的時候，當年78000名戰俘僅剩7500人還活著。

四、泰緬‘死亡鐵路’：每公里600條人命

1942年，日軍強征六萬盟軍修建泰緬鐵路，目的就是連接泰國的曼谷和緬甸的仰光，切斷中國滇緬公路的通道。

當時，日軍把抓到的盟軍戰俘和亞洲勞工都用來修建這一條鐵路，由于鐵路經過的泰緬邊境熱帶雨林區，地形險峻，氣候惡劣，很多勞工和戰俘們在衣食無保、疾病流行、勞動和生活條件極差的情況下，卻都是憑著身體的血肉之軀勞作。

日軍為了戰爭機器的高效運轉，要求原本計劃六年才能完成的鐵路，要求15個月內竣工。所以，這一條全長大約415公里的泰緬鐵路，平均每修筑1公里，就有600多人付出寶貴的生命。

所以，這一條泰緬鐵路，在盟軍看來又是“死亡鐵路”！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戰俘證詞 揭露：戰俘每日工作18小時，口糧僅一碗霉米，監工用竹棒、刺刀隨意虐殺“怠工者”。

最終，在緬甸“死亡鐵路”（泰緬鐵路）工程中，死亡數字是觸目驚心的！根據英聯邦戰爭墓地委員會統計：

1.2萬盟軍戰俘中近1/4死亡，亞洲勞工死亡率更高達90%（英國國家檔案館：《泰緬鐵路戰俘證詞集》（WO 208/3800）。

面對戰俘的慘痛傷亡，日軍指揮官卻毫無同情心，曾下令：“戰俘死了就換一批。”如此冷漠無情，就是為了日本戰爭機器的高效運轉。

此外，日軍虐待戰俘現象頻繁發生。新加坡樟宜戰俘營的英軍軍醫記錄顯示，90%戰俘患有腳氣病和痢疾，但日軍拒絕提供藥品。1944年菲律賓巴拉望島，150名美軍戰俘被澆汽油活活燒死；在婆羅洲山打戰俘營；逃跑者，都被日軍當眾斬首。

五、沉船屠殺：日軍為何焊死戰俘艙門？

日軍除了把戰俘做勞工對外之外，還喜歡制造類似于“里斯本丸號”的戰俘船沉船屠殺事件，如1944年9月18日，日軍在“順陽丸”號與“里斯本丸號”一樣，不掛任何戰俘標準，運輸盟軍戰俘與爪哇勞工的運輸船，由于惡劣運輸條件被稱為“地獄船”。

當“順陽丸號”戰俘船在蘇門答臘島西南海域遭英國潛艇“貿易風號”魚雷攻擊沉沒，當時戰俘艙室被焊死，造成超過5600人遇難，成為二戰期間單船死亡人數最多的海難事件之一。

順陽丸號，應該是1927-1938年間的狀態

幸存者證實，沉船過程中日軍未采取有效救援措施。雖然有723人成功逃生，被日軍強制投入蘇門答臘鐵路修建工程，最終僅有96名戰俘生還。

日軍為什么要虐待戰俘，在《俘虜痛史》一書中可以找到答案。當時，日本大本營參謀身份協助14軍指揮的政信中佐，下達了盡可能殺死多的戰俘命令：

“日本正進行一場種族戰爭，為了天皇的勝利和騰出我們得勝的士兵轉用于其他戰線上，俘虜們必須殺掉。”

歷史學家John Dower在《War Without Mercy》中分析：

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軍國主義思想看到，戰俘乃是“低等生物”，日本國會作為權力機構，不僅未制衡軍部，反而以“國家利益”為暴行背書，自然拒絕通過1929年《日內瓦公約》，自然擺脫了虐殺戰俘的國際法追責。

六、東京審判：虐俘暴行終遭清算

日本右翼雖然近年來鼓吹，“未批準日內瓦公約即無約束力”，一直為日軍二戰虐殺戰俘尋找借口。

但是，在1929年前，戰俘人道待遇已是文明國家普遍實踐。《海牙公約》第4條明確規定戰俘“應受人道對待”，日本1907年簽署并批準該公約，按道理在戰爭中應該履行這一準則，給予戰俘人道主義待遇，但實踐中卻違法了，理應該受國際法的法律追責。

因此，東京審判上依然直接引用《海牙公約》和習慣法為主要依據，對松井石根等戰犯定罪，認定日本戰犯應對虐待戰俘的行為負責，證明虐俘暴行從來非法。之后，東京審判還確立了“反人道罪”等新的國際法原則，重申了國際社會對戰爭暴行的底線。

結語

在回顧日軍虐待戰俘暴行歷史的時候，我們應該牢記和平歲月的美好，反對戰爭暴力，為和平發展努力。這一段歷史是否令你震驚？你認為國際社會應如何防止類似暴行重演？歡迎留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