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可敵國的和珅“千千萬”，但一貧如洗的京官更是多，看清朝京官

引言

在我國古代，士農工商的積極順序是不可破壞的。作為可以當官的士人，他們在整個社會階層中地位很高，而那些可以作為政府官員的士人則擁有著更高的地位和財富。

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官員是有著極高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財富的，而在官員之中也有著所謂的階層，可以前往京城做官對于每一位官員來說都是莫大的榮耀，要知道天子腳下四品官可不只是說說而已。

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在這里的官員無一不是品級極高的存在，他們相對于在外地做官的官員來說，有著更高的地位和優越感。

但是人們所不知道的是，這樣的現象在我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被徹底打破了，京官反而沒有外官舒服。有很多在京城做官的官員家中條件非常窮，甚至有部分官員揭不開鍋，像一個乞丐，這就引起了人們的不解？

要知道官員的俸祿是固定的，朝廷每年給官員的俸祿是足以養活自己一家人，更不要說大部分的官員都有額外收入，在人們眼中官員應該是個很體面的人，不為錢發愁的人。

康熙8年朝廷的監察御史趙璟給康熙帝上了一份奏折，奏折的內容則讓后世人驚奇。奏折中趙瑾向康熙帝描述了京城官員生活的貧困情況，表達了京城官員貧困異常，希望皇帝可以增加京城官員的俸祿，從而改善這種現象。但可惜的是當時并未引起重視，今天我們就來談談為什么清朝京城官員貧困？

京城官員開銷種類多

• 1、聘請轎夫、傭人、仆人等，工資賞錢開銷大

一般來說都是有轎子接送，這就需要官員自己聘請轎夫。而且在官員的住宅之中，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由下人去做，官員作為朝廷聘用的人員，他們是不應該去做一些勞苦的事情，這是一個官員的體面。

所以這些仆人、傭人等，都需要支付工資，而且每到三壽五節免不了還要給些賞錢，這也是筆不小的開銷。

其中李慈銘當時為了打賞，不得已把自己的皮襖都給典當了。此前做京官的曾國藩因為窮困而被下人看不起，干脆主動"炒了曾國藩的魷魚"，讓曾國藩相當尷尬氣憤，因此還寫了一首《傲奴詩》，最后卻不得不承認："誰知傲奴乃過我"，連個奴子都比我厲害了。

• 2、官場“潛規則”眾多，人情世故復雜，隱性支出多

在京城做官的官員大多數都有關系，要么來自同一個地方，要么來自于同一屆科舉，甚至有一部分人來自同一個老師。

而這些人為了維持各自的關系，經常組織聚會，而在每年的節日到來也免不了互相贈送禮物。

出于維護應有的人緣體面，所贈送的禮物不會太寒酸，每年光這些支出就高達100多兩白銀，這還算是比較少的了。

• 3、請客吃飯不能少，宅子的門面裝飾花銷大

作為京城官員，前來拜訪的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家中的宅子就不能太差，該有的裝飾應有盡有，有時候還要擺上一些稀罕物件，這是一個朝廷大員的臉面。

每年光是這些支出就已經不菲，再加上京城官員之間喜歡聚會，文人雅士之間京城討論詩詞歌賦，看上去是高雅興趣愛好，但實際上每一次都要花錢。

而當時可沒有什么AA制，大部分都是由參與者輪流掏錢，有的時候是誰組織誰掏錢。

到了逢年過節，大擺宴席，請戲班，同僚之間的聚會更是少不了。

這一現象，在張宸的《平圃遺稿》和李慈銘《越縵堂日記》都有詳細記載。

大致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去參加聚會，舉辦聚會，和官員們打好關系，那么你就會逐漸被排斥出這個圈子，對于這些一心想著升官的人來說可謂是莫大的打擊。

無論你是軍機大臣還是個四品小官，維護各自的圈子是必須的。

道光年間出版的《都門紀略》有詩曰：“家居不易是長安，儉約持躬稍自寬。”

最怕人情紅白事，透露了京城官員雖不擺架子，但是他們要由于身份相匹配的體面，該有的物件一樣少不了。

京城官員的俸祿少

當年給曾國藩做過幕僚的薛福成曾經說過，清朝京城官員的俸祿不及漢唐時期的1/10，遠遠不及在外做官的收入。

這主要是因為外地官員都有所謂的“養廉銀”，這是耗羨歸公給外地官員帶來的福利，但是京城官員并不享有，這使得京官和外官之間的收入差距其實并不大。

雖然，從乾隆時期開始京城官員就實行“雙奉制度”，但依然是杯水車薪，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面。

京城之地有“油水”的差事少

在京城做官不比在外地做官，由于是在天子腳下，監察御史都盯著這些官員，因此一般情況下不敢明目張膽的貪污。

而且像一些可以撈油水的差事太少，比如在戶部做官，他們就很舒服，因為有戶部官員的餐費補貼是其他部門的16倍。

清朝后期貪污腐敗現象嚴重，戶部官員每年憑借著買官賣官的收入就可以得到很多錢。這一點從當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可以在戶部尚書的家中收出100萬兩便可知一二。

京城各個銀庫之間的負責人和監督人也是一門有油水的差事，他們往往監守自盜，從國庫中盜竊，在清朝末年的一次貪污案中就查出有人從國庫中盜走了900萬兩。

雖然管控較嚴，但依然逃脫不了被偷盜的命運。這樣的差事在京城中是比較少的，而且風險系數大，大部分官員是不會接觸。

俸祿少而支出大，京城官員如何生存？

當然“貧困”的京城官員也不是說沒有辦法生存，在京城做官自然有在京城做官的好處。

那些在外地做官的官員們想要進一步提升仕途，就必須和京城官員打好關系。因此每年夏天都會有美其名曰的冰敬每年冬天又會有所謂的炭敬，而在平時也有別敬。

這一年多次孝敬也能夠讓京城官員得到一筆不菲的收入，這也是為什么大部分基層官員可以保持自身體面的重要原因。因為有人來孝敬他們，雖然這是賄賂吧，但是由于整個京城官員都有這種現象，所以大家們都默認了。

而一些不愿貪腐的清官就難以生存，他們雖然不齒這種現象，但是也僅限于自己不收。

如果公然禁止這種現象，那無疑是在挑戰所有京城官員的生存權，即使你是皇上也不能這么做。

清代名臣張鵬翮家中宅子都沒有，過的生活就跟苦行僧一樣。于成龍因為常年吃不到肉，被大家稱為于青菜。在其去世之后，遺物僅有綈袍一襲，靴帶二套，粗米數斛，鹽豉數器，白銀三兩。

最慘的是嘉慶皇帝的師傅朱珪，作為皇帝的老師，應該來說是不愁吃喝。但是朱珪去世之時家中只有一床被褥，一些書籍，難以想象其貧困條件。

這就是清朝清官們的生存條件，既要維系該有的體面，又不愿意貪腐，因此生活極其貧困。

清代官員戴璐在《藤陰雜記》中記載，工部官員張衡居然連飯都做不起來。而清朝這類官員的代表人物就是光緒時期的劉光第，他在受到重用之后，對于手下人也不打賞，一些官員之間的聚會也不參加，同時對于外官的孝敬也一概不收。而對他最直觀的印象就是由于沒有錢每天上朝只能步行數十里，這也是我中華2000年未有之奇人。

這些清官已經是品級很高的官員，他們的俸祿要比一般的官員更多，而且經常可以得到皇帝的一些賞賜，連他們都過得如此凄慘。更不要提那些品級很低的清官，他們在生活中可能要更為凄慘。

李慈銘日記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一個刑部主事貧瘁不堪，門庭蕭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

這些中下階層的官員生活要更為貧困，雖然史書中沒有描寫，但是清朝不少的文獻中都有這些官員生活的文字敘說，康有為的總結則更顯得精辟，如下：

“京官寒苦，尤世所無。即大臣歲人僅數百金...故自大學士至于七品京曹，茍非望得總裁、主考、學政、房官閱卷之差，以認門生，收贄敬、冰敬之金，部曹借捐官印結之人，殆皆餓死。”

在古代可以讀書做官的人家庭條件一般都不錯。其中有一些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家中資產頗多，再加上家中有人經商掙錢。對于這類家境條件優越的官員來說，他們可以在進程之中很好的生存。

父輩留下來的積蓄可以讓他們去體面的生活，而對于他們來說外地官員的孝敬可要可不要，但是這樣的官員也只是少數。

畢竟要做到這一步那得出生于名門望族才可以做到，或者是皇族出身，否則也很難稱得上家境優越。

結語

總體來說，在清朝做京官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他們的工資俸祿是封建王朝中最低的一個。

相比于漢唐時期差距很大，大部分的官員憑借工資是很難生存的。不過好在每年都有外地官員的孝敬，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體面生存。

而一些貪腐的官員甚至可以活得更舒服，但是這對于清官來說不是一件好事，由于不愿意接受貪腐，只依靠自己的工資確實難以在京城生活，所以啊在清朝想要堅持自己的操守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呀。

參考文獻：

《平圃遺稿》

《李慈銘日記》

《越縵堂日記》

《給曾國藩算算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