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代女性服飾，前夕刺繡裝飾的程式化與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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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男耕女織”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生活方式，女性主要負責家庭事務，照顧家人生活起居，還承擔了紡紗、織布、裁衣、縫紉、繡花等幾乎所有服飾用品的生產與加工。愛美是人之天性，尤其對女性而言，而服飾又是彰顯美的極重要方式。千百年來，各族女性都將這種追求美的心愿寄寓在飛針走線中，用美麗的服飾裝扮自己。

一、清代刺繡裝飾，藝術效果濃重

中國藝術研究領域雷德厚教授在《萬物》中指出：“在中國傳統藝術創作中，有一個完全符合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模數體系，這種模式軟件系統是形成中國藝術程式化特征的基礎。 ”

通過對比、清代女襖、女袍、云肩中的刺繡裝飾，也能發現這種模數體系的存在。在這四件造型各異的服飾中，刺繡裝飾的主題同為“人物山水”，構成元素基本都是人物、亭臺、小橋流水、山石、花卉和植物等圖案，觀察這些構成要素的特點，可以發現有明顯的規律可循。

如不同服飾刺繡中的人物均為站立、回頭、手持物件。上裝一般線跡細膩，絲綢質地光滑；而下裙采用網針刺繡，針跡較粗，圖案具有一定的規整感，有很高的相似度。這些元素可以理解為清代服飾刺繡中的立構，即刺繡裝飾模塊。

但在不同的清代女性服裝中，這些模塊并不是完全照搬的，而是有很多區別的。如，云肩中的人物紋，在裝飾獨立云頭時，在云頭中間放置一個單獨的圖形，而在裝飾開合云頭時，則要符合云頭的特點。 開合部分，將兩個相互呼應的人物分別置于開合線的左右兩側，形成敘事性的視覺效果。

又如女裝夾克側邊飾邊的小橋紋，設計成可折疊的，以適應側邊的斜角縫線。此外，同一姿勢的人物紋樣中所持之物、衣著細節也各有特點。 可見，繡工會根據服裝效果、裝飾部位等因素調整其尺寸和位置，使其適合各種尺寸要求。 同時，也會在模塊原型的基礎上進行修改，通過改變模塊的組合方式或對單個模塊的部分進行增減變形、替換，從而產生更豐富的藝術效果。

以上情況廣泛存在于清代女子服飾中。繡工們用模塊創造出花圃、戲曲場景、吉祥圖案、古怪奇石等豐富而經典的刺繡裝飾。由此可見，服裝上看似千變萬化的刺繡裝飾，其實是有限模組被廣泛使用的結果。

二、繡模廣受應用，傳播載體有三

繡模之所以能在不同時空被清代繡工廣泛使用，主要靠三種載體：其一為粉本，其二為花書，其三為花樣。

首先，粉本是用來繪制刺繡花紋的底稿，又稱繡樣、繡稿或底樣。在刺繡裝飾藝術的創作中，粉料是模塊預制、反復使用、組合、拼裝形成刺繡圖案的基礎。

粉本原為繪畫說明書，供后世學習者參考學習之用。明清時期，發達的版畫技術促進了圖畫書以公開刊物的形式廣泛流通。到了清代，繪畫手冊不再局限于繪畫教學，還普遍用于繪制各種工藝美術品的樣板，如瓷樣、繡樣等。

以清代《芥子園畫傳》為例，李漁在其中稱：“述之守之以致精熟，然后始能生巧，巧妙然后可奪天公。”

這部畫傳主要分為四卷，包括樹木、山石、人物房屋、蘭竹梅菊等各類文人畫模塊。每一個類型下排列并命名了多種單元模塊，如“點景圖”類，匯集了獨坐、望云、回首等模塊。

此外，清代名門仕女還將名人字畫描寫在畫冊中，作為繡稿用于服飾或觀賞品，成為她們娛樂修養和精神創造的活動之一。文人筆墨趣味引入刺繡，無一不透露著傳統文人畫的審美情趣。

而其繡技之精妙正如古人對文人畫的贊美一般：“筆鋒掃過刪繁有韻，挺拔硬朗柔情不洇。心緒不亂筆落有序，沉靜流遠古樸精神。”

其次，花書是指專門為繡花而刻的繡書。花書的裝訂很簡單。 保存至今的清代花書，往往沒有書皮，幾乎沒有書名。 有針對性的。 花書的內容大多經過排列篩選，有的順著物件的輪廓，有的是連續的圖案組成花邊。因此，花冊中保留的模組基本都是經典花樣，形象簡潔，符合刺繡需要，廣受大眾喜愛。

此外，花書幾乎都是私本，受出版限制，發行范圍比較狹窄。民間刺繡師傅不僅自己使用花書，在傳授技藝的過程中還廣泛依賴花書上的視覺呈現和刺繡經驗。

最后，花樣又稱剪紙花樣，是指通過“以剪刀代筆”從繡花模塊上剪下的紙樣。花樣僅提供刺繡花樣的輪廓，作為走針的結構指南。 相較于寫生、花書中的拓印模塊，圖案是模塊更直接的載體。 繡工可將其直接放在布料上，在絲線下進行繡花；或將線釘在紙邊上，繡出輪廓，然后撕下白紙。

故花樣使用最為方便，也是清代繡花粉冊中最為常見的一種。而且由于清代女子刺繡廣泛，需求量大，城鎮出現了專業的剪花藝人，其中男性居多，民間稱為剪花男。 從美國人塞繆爾·維克多·康斯坦斯的風俗畫《京都賣花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年老北京街頭剪紙花賣剪紙花的場景和圖案。 晚清時期的具體面貌。 圖案在民間的普及，為不善繪畫的民間婦女進行裝飾創作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三、刺繡漸生產化，推進清服發展

從生產性質上說，服飾刺繡手工生產的專業化，使得個人或群體能夠將其效力更集中地發揮在局部生產范圍內，讓局部生產獨立化為個人或群體的專屬機能。這也就意味著一件服飾刺繡品，需經過多個擁有專屬機能的生產工匠進行分工協作才能完成，刺繡裝飾生產的專業化，對于清代女性服裝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據《周禮注疏》記載：“凡繡亦必畫，此為刺。故畫繡二工分工。”

可見先畫后繡是服裝繡花制作中最基本的工序。模塊和粉本的使用，使得繪畫和刺繡在規模化生產中同時進行，催生了繪畫和刺繡之外穩定而清晰的分工。如清代設立的官辦手工業蘇州織造局，有四種刺繡工種，即：畫工、倒花工、繡工、刺繡工。其中，畫工根據宮繡模組的使用實踐和經驗，設計繪制服裝繡粉冊。

此外，模塊和粉書也為估算工匠的工時、合理安排工作任務提供了參考。比如，織造局就明確規定了不同服裝繡花的勞動標準：“繡花坐龍，用畫工、繡工、工五……”大韓王“繡工一工八分，繡工四工五分”可見，模組和粉書在分工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不僅促進了生產任務的連續分離，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同時也控制了生產過程中的質量標準。

此外官營織造局在地方的設立也推動了民間繡莊的發展，一些規模較大的繡莊往往都是前店后坊的手工作坊，不僅雇傭工匠從事畫、倒、揀、繡的生產工序，也會將這些工序外包給存在自由雇傭關系的工匠。

比如給各大繡莊繪制刺繡圖案的工匠，均稱為“畫白粉”；專門代繡莊分放繡品的中間人，均稱為“放繡包”。放繡包會根據不同題材以及難度的模件，分由不同的繡工操作，讓技能和經驗懸殊的工匠能夠同時參與生產。

而固定的構圖和造型程式則便于操作，繡工通過多次反復的繡制同一類模件，熟能生巧地積累了相關的生產知識與經驗。同類模件的繡制使繡工的注意力能集中在更窄的局部生產領域，從而讓技藝創新變得相對容易，促進了個人專屬技藝機能的形成，也促進區域性技藝的專業化發展。

比如清末蘇州城郊各地繡工所擅長的技術各不相同：“橫塘擅長平金繡，蠡墅擅長打籽繡，白馬澗擅長刻鱗、繡龍，善人橋擅長袍褂補等。”

同時，技術分工可以促使不同領域的藝人共同參與設計生產，讓服飾刺繡得以廣泛吸收中國畫、木刻版畫和剪紙等多種藝術形式之優長，推動了清代服飾刺繡技術與藝術水平的提升。

與上述程式化創造及專業化生產密不可分的，便是清代女性服飾中的刺繡裝飾，在充分繼承了明代技藝成就的基礎上，把藝術水平提高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形成了獨具時代特色的裝飾風貌。

比如反映清代世俗生活的娛情小品《揚州夢》，描述了女性衣緣在商品市場流行的盛況：“一衣四禳，寬邊加芙蓉帶，牙真金辮陪色，每三四倍正價，又復時時翻新。花樣一古，遂置高閣，可謂暴殄。”

可見，清代后期，女性衣緣鑲滾飾繡已達到奢侈的地步，衣緣經過商品市場的流通，價格遠高于衣身，成為婦女追求服飾時尚、展現社會地位的重要載體。而衣緣飾繡從流行到奢侈，與清代刺繡程式化及專業化發展緊密相連：

首先，衣緣部件面積小、可拆卸、便組裝、易替換的特性，尤為適合于這種專業化的生產系統。這些服飾中的小部件，既方便成為手工生產環節的獨立單元，也能在規模化生產中合理地控制時間成本及質量標準；

其次，在分工系統中，衣緣部件容易成為固定樣式得以批量化生產，從而促進了其在民間的推廣與流行；

最后，可拆卸、便組裝的衣緣，有利于在商業環境中汲取利益。不同檔次的衣緣繡品通過城鄉市場以及發達的水陸貿易進行分銷，讓精英和平民階層都能消費，進一步促進了衣緣商品市場的繁盛。

因此，衣緣飾繡風尚在清代的流行是建立在程式化與專業化基礎之上的，其在社會風氣與時代審美共同影響下，逐漸朝著繁褥、奢華的方向發展。

清代女性服飾除了奢華這一時代特色之外，還呈現除整體成套的裝飾邏輯。清代中后期，在服飾的不同部位中常出現同一主題的刺繡裝飾紋樣。如清代女襖，衣領、門襟、底擺等衣緣部位均裝飾了“人物景點”紋樣；再如清代馬面裙，裙門及裙擺處裝飾了“花卉蝴蝶”紋樣。

通過這些裝飾部位，我們不僅可以領略服飾刺繡豐富的變化性，也可以觀察到手工生產在實際操作層面的秩序性。同類模件為適應不同部位的形態，產生了多樣化的造型及組合方式，而不同部件中的同類模件，在運針與配色上相互映襯，形成了和諧統一的藝術形式。這種具有整體感的刺繡紋樣成套地裝配在服飾上，成為了清代女性服飾中普遍存在的一種裝飾邏輯。

此種裝飾邏輯的流行，離不開模件系統與專業化生產的支撐。從技藝實施的角度上說，服飾刺繡基于手工生產有極大的自由性，而秩序性與整體感的產生，是借助模件編排與組合產生的效果。從中我們可以推斷出整體成套裝飾的具體實施過程：

首先在底料中排列并繪制服飾各部件的形態，而后再借助模件設計適應不同部件形態的繡稿，最后在此基礎上采用連續照應的手法進行繡制，可用同色繡線或相同針法在不同部件之中靈活切換，從而高效地生成裝飾內在的秩序性與整體感。

當然，隨著社會發展及刺繡專業化水平的提高，人們必然會對服飾裝飾藝術提出更精、更美、更和諧的要求。這種裝飾邏輯得以流行，同樣符合人們對服飾精美有序的裝飾追求。整體成套的裝飾邏輯背后，實際上展現的是一套系統化體系，其在程式化創造與專業化生產的推動下，使得“意義化”的藝術形式可以統一和諧地在服飾中反復出現，從而強化了裝飾背后價值觀念的心理體驗。

結語

清代女性服飾刺繡創造中的程式化表現，源自刺繡模件及其物質載體粉本在民間的普及。同時，在程式化創造與專業化生產共同影響下，女性服飾刺繡逐漸沉淀為凝聚文化認同的符號，在清代世俗生活中傳承發展，最終形成了衣緣奢繡的裝飾風尚、整體成套的裝飾邏輯。清代服飾刺繡創造中的模件體系為技藝的延續與精進提供了重要支撐，在當代非遺保護的語境中，這種技藝經驗總結對刺繡技藝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清史稿》

《周禮注疏》

《芥子園畫傳》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