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中山的遺囑看怎樣早日解決臺灣問題

文︱關品方

孫中山在香港的事跡，應該讓香港的大中小學生們有一個清晰的了解和認識。筆者認為，這方面香港教育界和文化界還有相當多的工作要做。孫中山在香港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他畢業于皇仁書院和香港大學。

孫中山在他逝世（1925年3月12日）之前兩年（1923 年 2 月 20 日）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講，他當天的演講對于我們理解孫中山的革命生涯和香港大學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中華民國1912年1月成立，但當年只是形式意義上推翻了滿清帝制，各地軍閥割據，中國仍然四分五裂。孫中山繼續革命，致力全國的真正統一。1912年重組革命隊伍，成立中國國民黨；從那時起積極領導及參與反對各地軍閥的革命運動，直到他1925年逝世，13年間四出奔波，積勞成疾，以59歲的相對短壽、過早溘然長逝。

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際港口城市，在當時的中國政治扮演了獨特的角色。香港大學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高等學府。孫中山回母校演講，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香港大學的師生對他的革命活動給予了大力支持。孫中山謙厚親民、懂得感恩。那次演講成為歷史的見證，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局勢和社會思潮，表達了孫中山對國家前途的殷切盼望。他說，回到香港就像是游子歸家。他又說，他的革命思想是早期在香港讀書和生活的時候形成的。他對香港有高度評價，認為香港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筆者不少同窗來自皇仁書院及香港大學，我們談起校友孫中山時，大都以他為榮、肅然起敬。

今年是孫中山逝世100周年。筆者謹以此文，介紹孫中山的三份遺囑，分析他臨終前對國民革命和民族復興的期許，對怎樣早日解決臺灣問題有現實意義。如果他能夠起碼多活幾年，可能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深遠的影響，或者輪不到蔣介石背叛革命、破壞國共合作。當然，歷史沒有如果。

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極其重要的歷史人物，他感謝香港對他的早年培育，香港更應以他的認同引以為傲。他被譽為“國父”相當合理，因為他替中國的國民革命、全國統一、獨立自主、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奠定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基礎、作出了偉大貢獻。

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群龍無首，內部出現嚴重分裂，以西山會議派和蔣介石為首的右派、以廖仲愷和宋慶齡為代表的左派，矛盾加劇。孫中山在世時一直致力于維護國民黨的團結，推動和共產黨的合作，聯合蘇聯，扶助工人農民。如果他能夠起碼活到1927年，他很可能會努力調解國民黨內的分歧，防止右派勢力的崛起。這可能意味著蔣介石不會那么容易掌握權力，也不敢采取極端的專制手段屠殺共產黨人、壓逼工農群眾。

孫中山非常重視國共合作，致力團結所有力量來實現國家的統一、獨立與富強。可惜孫中山過早逝世。北伐初步成功、蔣介石上臺后背叛工農群眾，反對國共合作；自1927年4月12日起、從上海開始，以濫捕濫殺的方法“清共剿共”，你死我活，掀翻桌子，兩黨合作被徹底破壞。如果孫中山仍然在世，他肯定會堅持三大政策、堅持國共合作、避免分裂發生，有助于形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共同對抗各地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反動勢力。

孫中山提倡的民權思想強調協商政治和多黨合作，蔣介石的極右統治采取高壓專制和清剿異己。如果孫中山活到1927年，他肯定會繼續推動協商合作、確保言論自由，民眾廣泛參與，維護工農權益，有助于建立一個開放包容的政治環境，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

孫中山提倡的民生思想強調經濟發展，主張通過土地改革和稅收政策縮小貧富差距，照顧工農群眾。蔣介石的右翼立場是支持資本和軍閥的剝削榨取，導致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加深。如果孫中山仍然在世，肯定會繼續推行公平的經濟分配政策、關注民生。百年前的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人民的呼聲是要求公平和平等，反對霸凌和壓迫。

孫中山提倡的民族思想強調團結和包容，蔣介石的民族立場是建基于為權貴階層和資本家服務、通過孔家宋家投靠美國。如果孫中山1927年還在，他會繼續倡導包容的民族主義，避免社會撕裂，有助于維護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共處。

如果孫中山能夠多活幾年，他肯定會維護國民黨的團結，支持國共合作，推行公平的經濟政策，倡導包容的民族主義，有助于建立一個穩定、開放和繁榮的中國。從他的遺囑可以清楚明白他的治國理念。

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逝世的前一天，病情已經非常嚴重。他簽字確認了3份遺囑。在簽署遺囑時，孫中山的手已經無力抬起，宋慶齡（32歲）跪扶著幫助他完成了簽字。在場的還有孫科（34歲）、胡逸民（35歲）和汪精衛（42歲）。

孫中山的3份遺囑，包括了對國家大事的交代和對家庭事務的安排。在《家事遺囑》中，孫中山提到了宋慶齡。他臨終前還特別囑咐兒子孫科，要求他匡扶宋慶齡。

孫中山除了《家事遺囑》之外，還有《國事遺囑》和《致蘇聯遺書》。

筆者小時候，家母講述孫中山的故事，教我念誦《國事遺囑》，要求我熟讀能解默。筆者現在仍然清楚記得，可以瑯瑯上口。《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以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家事遺囑》是這樣的 : 《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至于《致蘇聯遺書》，極其重要。孫中山表達了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成就的贊賞，寄希望于蘇聯能夠繼續支持中國的革命事業。他在1925年1月26日入住北平協和醫院，自感可能會一病不起，于是在2月24日以英語口授了《致蘇聯遺書》，由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人筆錄，3月11日補簽姓名。該遺書原件現存于俄國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核心內容體現了孫中山對中蘇合作的期望和對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的關切。《致蘇聯遺書》提到：《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癥，我的心念此時轉向于你們，轉向于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遺產。希望蘇聯以良友及盟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取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并進而取得勝利》。

《國事遺囑》的核心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強調遵循《建國方略》《三民主義》等綱領，推動國民會議召開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體現喚起民眾、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革命理念。《致蘇聯遺書》聚焦中蘇合作與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孫中山“聯俄”政策的延續，反映其晚年“以俄為師”的革命志向，十分關鍵；是孫中山晚年《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重要體現，是國共合作與中蘇關系發展的思想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在歷年的孫中山紀念活動中，“國共合作、以俄為師、扶助工農”的話語一直被重點強調。1951年，李濟深在紀念孫中山誕辰85周年時發表文章，表示孫中山遺書的理想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現已實現，同時強調孫中山對中蘇友誼的奠基作用。

《致蘇聯遺書》的形成過程，完全反映孫中山的本意。史料證實，它是由孫中山口授、鮑羅廷筆錄，有多人在場見證，孫中山本人簽字確認，原件保存于俄國檔案館，其真實性得到考據學界的認可。孫中山當日口授遺囑時，宋子文、孫科、孔祥熙、何香凝、戴季陶等作為證明人簽字確認。孫中山因不忍鄰室宋慶齡悲泣，當天并未簽字，直至3月11日自知時日無多，才在宋慶齡親自幫助下在3份文件上簽署，體現了革命領袖對遺囑慎而重之的家國情懷以及對宋慶齡殷切托付的溫情交織。

事實證明，孫中山是偉大的歷史人物，極具慧眼。他對宋慶齡的期許，其后的歷史發展充分體現他的判斷正確。宋慶齡終其一生不負孫中山所托，忠于和中國共產黨的交情、站在工農群眾的一邊、密切聯系蘇聯、支持社會主義理想。孫夫人宋慶齡先生從1925年起矢志不渝，走過長達56年一段永不磨滅的光輝旅途；1981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鄧穎超（周恩來夫人）和廖夢醒（何香凝女兒）長期以來奉命負責照顧、呵護、關懷、協助及支持宋慶齡的起居和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她們兩人帶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到上海邀請宋慶齡北上參與建國偉業。8月28日，宋慶齡抵達北平火車站，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到月臺迎接。

1924年11月，周恩來（26歲）和宋慶齡（31歲）在廣州初次見面。周恩來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特意邀請宋慶齡來軍校演講、對師生進行革命教育；兩人從那時起交往。宋慶齡在晚年回憶起兩人初次見面的場景，提到“周恩來當時很年輕，但已經儼然是一位革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多才多藝、久經鍛煉的領導級人物”，給宋慶齡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評價周恩來“剛毅、堅強、端莊、典雅”，“中國的將來、可寄希望于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毛澤東1949年9月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曾建議宋慶齡出任國家主席，周恩來極力反對，認為非毛澤東莫屬。結果毛主席眾望所歸。

1949年，中國國民黨退居臺灣延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管治，本質上是地方割據政權，有待中央人民政府以適當的方式在適當的時候收復以完成國家主權統一。今天我們回顧孫中山100年前的遺囑，思路清晰、脈絡分明。百年回眸，國共之間，勝負早定。筆者個人認為，現時70歲以上的中國國民黨元老級人物（連戰，吳伯雄，關中，王金平，洪秀柱，馬英九；還有許歷農、可惜剛在5月4日逝世），在中華民族大義面前、作為炎黃華夏子孫，應考慮為善降祥，驅惡逐辜；一念之差，背馳而迂；惟當自修，以返厥初。孫中山和宋慶齡的偉大之處，在全心全意為國為民，因為毫無私念，所以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