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養老神話，也“塌房”了？

“沒想到，日本的養老院竟這么落后。”
這是2013年川口彰俊初入養老行業時的第一印象。在那之前，他在一家制造業日企的廈門分公司上班，習慣了機械化、IT化的工作環境。如果不是應舅舅的邀請回到日本，在富山縣幫忙管理養老院，川口彰俊恐怕不會意識到，外界眼中堪稱典范的日本養老模式，遠沒有想象中完美。
此后10年，川口彰俊以“社會福祉法人喜壽會”（以下簡稱“喜壽會”）常務理事兼特別養護養老院院長的身份，推動了養老院的“3A介護改革”（安全、安心、安逸），見證了日本這個“超高齡社會”所面臨的現實挑戰——看似光鮮的養老體系之下，國家預算不足、護工嚴重短缺、科技化水平滯后等深層危機正投下巨大陰影。
這些切身體驗和深刻觀察，最終被川口彰俊寫進《高齡海嘯》一書里。他在書中詳細梳理了日本養老體系的發展歷史、繁雜的介護保險制度，以及自己作為養老院院長的一線經驗。

[日] 川口彰俊、凌云著 中國工人出版社·萬川，2025-2

日本是全球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2024年，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3624.3萬人，占總人口的29.3%。在川口彰俊生活的富山縣，高齡化率超過30%。偶爾，他會在停車場看到一輛車占兩個車位的情況。“那樣的車上往往貼著高齡司機的標識，車身老舊，布滿傷痕和凹陷，可以想象這位老人車主發生過多少次碰撞。”
而中國目前65歲及以上人口突破2.1億，占總人口的15.4%。相比于日本，中國老齡化的規模更大，速度也更快。面對即將洶涌而來的高齡海嘯，我們的社會做好準備了嗎？
在川口彰俊看來，現在中國養老行業還處于擴大服務數量的階段，有一部分質量非常好的機構，但總體來說服務質量還沒有達到理想水平。
“日本國土面積小，地區間差距不大；而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發展水平差異巨大，不能照搬經驗。”這也正是曾經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就讀的川口彰俊用中文寫作本書的目的，他希望將日本的經驗和教訓分享給更多人，“讓中日兩國都順利應對高齡海嘯，老有所依，老有所養”。
月入多少，才住得起養老院？
與川口彰俊見面這天，我們一起參觀了國內某頭部連鎖養老社區。走進院區，最先看到的是智慧平臺上實時滾動的全國24個社區運營數據：在住居民超過16000人，80—90歲的老人最多，還有2000名包括院士、校長、老干部在內的“影響力居民”。
社區內，一居室的月租為8000元左右，不含伙食費；兩室一廳月租則突破萬元。園區綠化精致，每天會舉辦幾十場文娛康復活動，但這樣的價格無疑讓大多數普通人望而卻步。而在更廣闊的農村地區，那些子女不在身邊、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想要找到一家千元以下、干凈靠譜的養老院，實屬不易。
年輕人常說，現在努力打工，就是為了老了以后能住進養老院。“住不起”，已成為許多人想象未來養老生活時最大的擔憂。

國內一些高端養老社區收費標準。（圖/Taikang Community）

與中國相比，日本養老模式最大的特點在于，它建立在全國統一的介護保險制度之上，居民從40歲起開始繳費，老年后能否享受介護支援、能享受哪些服務，都以此為準。理想情況下，介護保險制度使得“老有所依”成為一項制度化的承諾。
舉例來說，如果一位65歲的老人想申請介護服務，需要先接受“介護認定”。評估結果分為“需要支援”（1—2級）和“需要介護”（1—5級），一共7級，級別越高，代表對照護的需求越高。
川口彰俊曾在射水市擔任介護認定審查會委員，為期4年。每個月，他需要參加兩次審查會，每次逐一審查約30名申請者。審查內容包括生活自理程度、是否患有認知癥等，資料來自調查員的觀察、申請者和家屬提供的信息以及醫生診斷。
雖說法不容情，但審查委員畢竟都是活生生的人。偶爾遇到情況特別凄慘的老人，會有委員提出：“能不能把介護度提高一級？”如果全體一致同意，等級就會被上調。 川口彰俊回憶起，在自己任職的4年里，遇到過三四次這樣的情況。對老人來說，這意味著可以享受更多護理服務。

護工上門照顧老人。（圖/《死亡護理師》）

日本的介護體系極其復雜，連許多本國人都常常感到困惑。因此，在完成介護認定后，通常會有“介護經理”幫助老人們量身定制“介護計劃”，再由相應的組織提供服務。
介護服務主要分為居家、社區、機構三大類，居家養老包括訪問介護（即上門服務）、日托、短期入住，以及最接近中國人認知中養老院形態的“收費養老院”。機構養老主要分為兩種：一是為高齡者提供康復訓練的“介護老人保健設施”，二是專為重度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服務的“特別養護養老院”（即“特養”）。
無論哪一種，收費標準基本由政府統一規定，按項目、時長、介護度明碼標價，老人承擔費用的10%—30%，其余部分由介護保險覆蓋。以日本人鐘愛的泡澡為例，一次“訪問入浴”（即上門入浴）收費12660日元，若按10%的自付比例，折合人民幣約需63元。
日本NHK特別節目《老后破產》中曾提到，許多依賴養老金生活的老人本就經濟拮據，哪怕自費負擔一成，每小時服務也要500至1000日元。一旦臥床需額外照護，超出部分全額自費，那就在1萬日元以上了，一不小心就會陷入“老后破產”的境地——“金錢中斷之日，便是服務中斷之時。”

［日］NHK特別節目錄制組 編著，王軍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8

困在“加算”中的養老院院長
中國人講究“落葉歸根”，“9073”的養老格局——即90%居家養老、7%社區養老、3%機構養老，正是基于這一觀念。
鄰國日本的情況也相似，大約60%的日本老人希望能在家中度過最后的時光。然而，一旦老人需要專業照護，居家護理就變得難以實現，最終大多數家庭仍會選擇養老機構。
“特養”的服務質量高、費用便宜，還不用預付費，床位長期供不應求。為公平起見，養老院必須設立“入住判定委員會”，以決定優先入住的對象。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2022年，介護度3—5的重度失能老人中，等待人數達到25.2萬人。
川口彰俊擔任常務理事的喜壽會，就是一家以特別養護為主，兼營日托和短期入住的養老院，其中特養90床，短期入住30床。

入住喜壽會的人。（圖/Facebook@社會福祉法人喜壽會）

20世紀90年代，日本65歲以上人口突破12%，政府為應對加速老齡化趨勢推出了“黃金計劃”（即《促進高齡者保健福利推進10年戰略》），計劃在1999年前新增10萬個“特養”床位。
在這一契機下，川口彰俊的舅舅創辦了喜壽會。當時，養老院有一半的建設費由政府補貼。但“介護黃金期”過后，政府補貼大大削減，經營者不愿再投資重資產，特別養護養老院的增長速度放緩。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調查，2022年全日本1.6萬所特養設施的利潤率為-1.0%。
養老院想增加收入，只能通過提高服務質量來爭取“加算”，也就是政府的額外補貼。比如員工中“介護福祉士”達到一定比例就能獲得加算。此外，也有“認知癥專門護理加算”“口腔衛生管理加算”“排泄支援管理加算”“褥瘡管理加算”等。
與之相對應，如果未設置防虐待措施、應急計劃等，也會面臨“減算”。“光基本信息，厚生勞動省就出臺了500多頁的電子版表格，但只有最基本的信息，需要對照著民營出版社的指導手冊才能看懂，實在讓人頭疼。”川口彰俊苦笑著說，“但不研究又不行”。加算事關養老院的存亡，也決定其是否有足夠資金推行改革。

在護理人員的陪伴下，這名老人自行修剪樹籬。（圖/Facebook@社會福祉法人喜壽會）

川口彰俊接任院長不久，就遇到過一次投訴事件。一位老人胸前出現大片紫斑，家屬非常生氣，懷疑老人遭到“虐待”。川口彰俊相信這是護工移位時不慎造成的傷痕。當時喜壽會的介護工作高度依賴人力，護工每天數十次靠雙手抱起行動不便的老人——從床上抱到輪椅上，從輪椅抱到廁所馬桶上，再從輪椅抱回床上。
喜壽會護工的男女比例約為2:8。日本80歲以上女性的平均體重為48公斤，男性則為60公斤，抱起這樣重量的老人并不輕松，因此腰痛成為介護工作者最常見的職業病。對老人來說，“抱起來”也不是一種理想的方式，輕則導致皮下出血，重則跌落骨折。
但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川口彰俊只能一遍遍解釋、道歉，承諾會采取改善措施。最終，家屬接受了道歉，卻還是換了一家養老院。
這次意外，讓川口彰俊下定決心推進“安全介護”。2017年起，他在喜壽會推行“腰痛預防項目”，購置用于移位的起重設備和介護機器人，3年內護工腰痛率從40%下降至20%，老人皮下出血報告數從200起/年減少至17起/年。

如今，喜壽會的護工不需要再“抱起”老人。（圖/受訪者提供）

但直到2024年，政府才引入了與之相關的獎勵“加算”，作為“先行者”的喜壽會，反而無法獲得補貼。
“日本有句話叫‘百社百樣’。”川口彰俊說，盈利和福利是相對的概念，每個機構提供的服務和規模都不一樣，“找到盈利和福利的平衡點，就是養老院經營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錢少事多工作累”， 誰還愿意干護工？
身處養老行業十余年，川口彰俊最直觀的感受是護工短缺問題越來越嚴峻。“貴院的人才情況如何？”幾乎成為院長們見面時的日常寒暄。
川口彰俊說，他舅舅曾告訴他，2000年前后，招護工還非常容易，一個崗位能吸引十幾名應聘者。但到了2013年他入行時，已經變成1:1的替代率。再往后，應聘者明顯減少，往往兩個人辭職，卻只能補上一個新人。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2023年日本護工數量為212.6萬人，遠低于當年所需的233萬人。而隨著“2025年問題”的到來——二戰后嬰兒潮出生的“團塊世代”步入75歲以上的“后期高齡者”行列，日本社會對護工的需求量于2025年達到243萬人。如果無法填補這一缺口，支撐老齡化社會運轉的介護保險制度或將搖搖欲墜。

在中日兩國，六旬老人照護八旬老人的情況將愈發常見。（圖/《媽媽！》）

反觀國內，人才短缺問題更加嚴重——據《2024養老護理員職業現狀調查研究報告》，當前中國養老護理行業從業人員僅50萬，缺口達550萬，約65%從業者年齡在50歲以上。
“年輕人不愿意干護工，說到底是因為工資低、社會地位低、工作累、前途不明確。”川口彰俊一針見血地指出。
2022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顯示，全行業的平均年收入是496萬日元，護工（平均年齡42.4歲）平均年收入362.8萬日元，訪問介護員（即上門介護員）（平均年齡49.1歲）更低，僅有353萬日元，均低于社會整體水平。在日本，這份薪水能維持基本生活，談不上優渥，更無法抵消長期照護工作帶來的身心壓力。
為緩解用工荒，日本政府將目光投向了海外，通過開放技能實習（所謂研修生）和特定技能簽證，吸引更多外國護工。早在2016年，川口彰俊所在的養老院就雇用了兩名印尼護工。“外國護工最多的時候，（人數）占我們養老院護工的7%。之前也有過中國護工，他們的優勢是懂漢字，溝通起來更容易。”

日本養老機構引入了越來越多外國護工。（圖/NHK）

川口彰俊明顯感覺到，近幾年赴日從事介護工作的中國人數量正在快速增長，從2022年到2023年，人數幾乎翻了一番。此外，也有不少學習介護的中國留學生希望能留在日本工作，拿到永住資格。據日本介護福祉士養成設施協會的數據，2024年的3054名留學生中，來自尼泊爾、越南、緬甸三國的學生數量位居前三，中國以233人排在第四位。
中文互聯網上流傳的一些說法，比如“日本護工的社會地位和辦公室白領一樣，甚至收入更高”，在川口彰俊看來，多少有些脫離現實、過于理想化。養老院將晚年生活中最真實而不堪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現出來，護工每天面對的是老人日常的吃喝拉撒、徹夜響起的緊急呼叫鈴，還有失智者反復無常甚至帶有攻擊性的行為。
“外界討論日本養老時，很少提及不好的方面。而只有正視不夠理想的部分，才能取長補短，避免重蹈覆轍。”川口彰俊說。
考察養老機構時，川口彰俊總是格外關注那些容易被忽視的細節——浴室是老人最容易滑倒、發生事故的地方，他會仔細查看地板材質、扶手設計和呼叫鈴的位置。監控設備也需考慮在內：對子女來說，監控意味著“看護”，但若攝像頭過于顯眼，很可能讓老人產生被“監視”的不安感。

在喜壽會，冬至日提供“柚湯”。（（圖/Facebook@社會福祉法人喜壽會）

所謂服務質量，往往藏在細微之處。對于行動不便的老人而言，吃飯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時間之一。但許多養老院為了安全起見，把食物打爛做成流食，讓人很難有食欲，長此以往會影響老人的營養攝入。改善其實并不難：將流食放進模具中，做成各種形狀，就能讓老人提起興趣。“關鍵在于從老人的立場來考慮”，川口彰俊說。
“日本政府提倡的養老模式是自助、互助、共助、公助。”川口彰俊解釋道，自助是讓老人做力所能及的事，互助強調鄰里之間的幫助，共助依靠介護保險，公助指介護保險以外的保障，比如低保。
去年，日劇《住宅區的兩人》熱播，“鄰里互助養老”再次成為熱門話題——人們開始想象，在家不一定意味著孤獨終老，而是與志趣相投的朋友、鄰居結伴生活，彼此照應。

50多歲、單身，兩位發小回到老家結伴生活。（圖/《住宅區的兩人》）

在《高齡海嘯》一書中，川口彰俊也提出了“養老+××”的社區共生模式，比如“養老+兒童”的老兒結合模式，或“養老+殘疾”的老殘結合模式。
位于日本神奈川縣的葵照護，起初是一所全封閉的老人之家。后來，經營者決定拆除東邊的圍墻，意外帶來了新生機——附近的小學生發現，穿過園區可以更快到達學校，于是開始“非法”進入葵照護，走私家小路去上學。放學后，他們會在葵照護的庭院里玩耍。由此，老人們不再是被照護的對象，而成了孩子們的“爺爺奶奶”。
另一家老年人公寓銀木樨為了吸引孩子，特意在門口擺起小賣鋪，出售非常便宜的零食，10日元起售，100日元就可以買到好幾種。最初，只是幾個好奇的孩子駐足；漸漸地，銀木樨成為孩子們放學后的據點。有的老人自愿擔任店員，銀木樨便花錢雇用他們。有了工作后，老人找到了存在的意義，愈發積極地面對生活。即使是認知癥患者找錯了零錢，孩子們也會耐心提醒：“奶奶您算錯了，我買了5個10元的，一共50元，給您100元，所以應該找我50元。”

小朋友們在銀木樨購買零食。（圖/銀木樨）

這或許揭示了養老問題的核心：制度是基礎保障，而人與人之間的聯結與溫度，才是抵御衰老、孤獨的真正良藥。
“衰老是自然規律，無法避免，只能坦然接受。”川口彰俊說，他和他的中國妻子還沒想好將來在哪里養老，也許在中國，也許在日本。眼下，他們只希望趁著身體還健康，多走一走、看一看，把握當下，盡情地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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