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城絲管：聽一座城的和鳴之聲｜觀展

作者 文博時空

作者 戴琪 站在成都博物館《錦城絲管：和合共鳴的音樂成都》展廳的時光甬道里，九千年前的骨笛聲穿越時空悠悠回蕩耳畔。那些或莊重或靈動的國寶文物，在青銅與絲竹的震顫中，勾勒出中國音樂文明最璀璨的星河。從新石器時代的天地祭祀，到唐宋市井的弦歌不輟，禮樂精神始終如錦江春水，滋養著這座城市的魂魄。司馬遷在《史記·樂書》中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當我們循著十二件禮樂重器的紋路觸摸歷史，看見的不僅是音律的嬗變，更是一個民族對和諧秩序的永恒追尋。

禮起天地：遠古至商周的神性回響

賈湖骨笛 裴李崗文化（距今約 8000～7000 年） 河南博物院藏

龜甲響器 裴李崗文化 河南博物院藏

賈湖骨笛的七個音孔依然泛著丹頂鶴尺骨特有的溫潤光澤，這支出土于河南舞陽的史前樂器，以“宮商角徵羽”五聲音階改寫了世界音樂史。考古學家用M 282:20 號骨笛吹奏《小白菜》時，九千年前的振動頻率竟與現代十二平均律高度吻合。《周禮·春官》記載“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或許早在文字誕生之前，智慧的先民已通過骨笛參悟音律與天道的隱秘關聯。新石器時代的先民以鶴骨為笛，用五聲音階演繹星辰軌跡，骨笛出土時身旁的龜甲響器，則印證著原始祭祀中音樂與巫術的交融。

花蒂形青銅鈴 商 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藏

在成都平原，三星堆出土的花蒂形青銅鈴的鈴舌撞擊聲穿透三千年的迷霧，傳入這座“愛樂之城”。青銅鈴整體為喇叭花形，頂部為花托，上有環紐；子房部飾波曲紋，其婉轉回環的弧線如江河奔涌，與《尚書·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的川澤意象暗合，下部的四花瓣上則飾滿聯珠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蜀文化逐漸與大一統的中華文明合流。花蒂形青銅鈴與金沙十音編鈴共同印證著古蜀音樂體系的成熟，也暗示著巴蜀與中原禮樂文明的深層對話。

禮樂相生：漢唐盛世的人文交響

相和歌傭 漢 河南博物院藏

漢唐展區的獨立展柜中，一組東漢褐釉陶相和歌俑以極具張力的舞臺化陣列，再現了《宋書·樂志》所載“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的經典場景。站立俑頭戴冠，雙手虛托向天；左側歌唱傭高歌，其口型開合幅度符合《樂府解題》“一唱三嘆”的韻律特征；中間三名樂俑則構成“絲竹相和”的經典編制：后排吹塤者低頭若低吟，吹排簫傭與之相鄰，共同為身前兩名舞者伴奏，正所謂“蕭昭九成，鳳凰來儀”。

伯牙撫琴圖畫像磚 魏晉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相距不遠的《伯牙撫琴圖畫像磚》畫面上一人撫琴，身著敞袖寬袍盤腿而坐。匠人通過撫琴人、仙獸二只與山巒疊嶂間的琴臺意象，將《列子·湯問》中“志在登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的知音傳奇化作永恒視覺符號。

陶吹笛傭 漢 成都博物館藏

另一側的陶吹笛俑身姿微傾，雙手持笛的姿態凝練如詩。俑人著交領右衽短褐，衣紋褶皺以淺刻線勾勒，自肩部斜向腰際的布帛紋理細密如流水，腰間束帶以浮雕技法塑出三重繩結，精妙絕倫。短褐下擺僅及大腿中部，裸露的小腿肌理圓潤飽滿，足蹬方口麻履的鞋底刻痕清晰可辨，鞋尖微微上翹的弧度透露出蜀地匠人對生活細節的敏銳捕捉。

俑人頸部因長期持笛形成的微微前探，與寬大右衽領口形成的陰影相映成趣，左肩衣料因手臂動作產生的拉扯褶皺，凝固了演奏時的動態張力。雖面目細節已漫漶，但低垂的額角與收斂的下頜線條，仍傳遞出樂工沉醉曲中的專注情態。其服飾形制與成都天回鎮漢墓出土《簿書俑》高度一致，印證了《漢書·食貨志》“衣褐者眾”的庶民衣著風貌。

落霞式“彩鳳鳴岐”七弦琴 唐 浙江省博物館藏

浙江省博物館所藏唐落霞式“彩鳳鳴岐”七弦琴也來到了本次展覽。琴身通體髹栗殼色漆，琴面流水斷紋間雜冰裂斷紋，如晚霞鋪陳天際。琴身長 124.8 厘米，肩寬 20.5 厘米，琴額圓潤如月，焦尾處雕卷云紋，十三螺鈿徽星列弦下，瑩若珠璣。琴背龍池上方刻草書“彩鳳鳴岐”四字，筆勢遒勁若舞；其下楷書題記：“唐開元二年雷威制”，與《琴史》“雷氏之琴，其聲清越如擊金石”的記載遙相呼應。

琴腹納音微隆，恰似《樂書》所述“良材遇良工，斫之成妙器”的匠心凝結。鳳沼內楷書刻款“大唐貞觀五年雷威重修”，與龍池間蛇腹斷紋交錯，暗合《琴箋》“古琴以斷紋為證”的鑒藏傳統。琴軫青玉琢成，雁足紫檀嵌銀絲，細節處盡顯盛唐氣象。當杜甫在《琴臺》詩中寫下“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云”時，或許正撫弄著此類唐琴。

《花間集》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唐末五代時期，中原戰亂頻繁，后蜀偏安成都，吸引了大量樂工入蜀，漸以“官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聞名于世。后蜀趙崇祚編成的《花間集》中有一首唐代溫庭筠的《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描寫了女子起床梳洗時的嬌慵以及妝成后的情態，其意境與曲調與“大石調”瓷枕上的工尺譜（中國傳統記譜法之一，用工、尺等字記寫唱名）形成跨時空對話——枕面墨書“大石調”“風流子”等字樣。“大石調”是商調樂律名，又名大食調，是唐代燕樂二十八調之一。瓷枕整體呈如意形，枕面與四周以黑彩勾邊，輔以黑花裝飾。

白釉黑彩“大石調”瓷枕 宋 河南博物院藏

“丑奴兒”瓷枕 宋 河南博物院藏

三彩聽琴圖枕 宋 河南博物院藏

三件瓷枕構成的音樂空間尤具深意：三彩聽琴圖枕枕面上有四人，兩位長者一撫琴一聽琴，各有一名童子立侍于后。四角小畫面上兒童頭扎小髻，身著紅肚兜，或垂釣、或持傀儡、或負蓮葉。枕上主仆共賞的場景，暗含白居易《船夜援琴》“七弦為益友，兩耳是知音”的文人意趣；“丑奴兒”瓷枕則以詞牌為飾，呼應著《碧雞漫志》“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拍、殺袞”的曲體演變。

人物紋八棱金杯 唐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鎏金人物紋八棱金杯以捶揲、鏨刻之法盡顯盛唐氣度，杯體八棱分飾八組胡人樂舞圖：其中一面的胡旋舞者單足立于小圓毯，雙臂高舉若飛天之姿，裙裾旋飛成圓弧，恰與《通典·樂典》“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的記載相合。舞者深目高鼻的面部特征，與章懷太子墓壁畫《客使圖》中的粟特使臣形象如出一轍，其腰間蹀躞帶懸掛的鞢躞七事，更印證了《舊唐書·輿服志》“武官五品以上佩鞢躞七事”的胡風東漸。

金杯口沿下鏨刻的纏枝忍冬紋間，穿插琵琶、箜篌、羯鼓等西域樂器浮雕，正是元稹《法曲》“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的場景重現。杯底圈足處的聯珠紋與粟特銀器上的祆教日神紋樣同源，而舞者足下圓毯的十字菱花紋則同敦煌莫高窟220窟《藥師經變》中的舞筵紋飾遙相呼應。此金杯的八棱形制，更是《周禮·考工記》“六齊之中，金有六齊”的禮器規制被胡風的重新詮釋——當胡旋舞的疾轉打破青銅禮器的莊重對稱，大唐的多元文明已在金樽流轉間完成涅槃。

禮俗交融：宋元以降的市井樂章

奏樂石刻 宋 大足石刻研究院藏

瀘縣采蓮隊舞石刻 宋 瀘縣博物館藏

宋元展廳中，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勾欄瓦肆雜劇石刻。石刻將《東京夢華錄》“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的市井狂歡定格永恒，角色表情詼諧，大抵是《夢粱錄》中“雜劇大抵全以故事，務在滑稽”的活現。與之輝映的采蓮舞圖譜，舞者踏舟而歌的意象或是歐陽修所見的“葉有清風花有露，葉籠花罩鴛鴦侶”。

《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 元 眉山三蘇祠博物館藏

《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 明崇禎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在悠悠清音里，文學與音樂交融于展廳。《王狀元集注東坡詩》中“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注疏，與《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中的工尺譜形成雙重注解。泛黃的書頁與墨筆交纏似煙波蕩漾，二者的并列展陳恰合《文心雕龍·樂府》所述“詩為樂心，聲為樂體”。

三件瓷枕在此展區則構成了市民音樂的微觀宇宙：磁州窯“大石調”枕側面的“拍板”紋飾暗藏著《都城紀勝》所述“嘌唱要索官調、商調”的表演規制；三彩聽琴圖枕中琴童解囊取譜的細節，恰是《武林舊事》“小經紀”條記載樂譜流通的實證；而“丑奴兒”枕上的詞牌裝飾，則與《詞源·謳曲旨要》“字少聲多難過去，助以余音始繞梁”的演唱技巧形成互文。這些日常器物上的音樂密碼，見證著禮樂精神從廟堂滲透民間的全過程。

余韻：永恒的宮商

當最后一絲光亮掠過展廳盡端的戲服，玻璃展柜中的文物仿佛突然蘇醒：賈湖骨笛的清越、“彩鳳鳴岐”七弦琴的渾厚、勾欄瓦肆的喧騰在時空中交織成復調。王灼在《碧雞漫志》中曾言：“古歌變為古樂府，古樂府變為今曲子，其本一也。”從巫覡通神的法器到市民消遣的戲曲，禮樂的形式雖更迭不息，但其“致中和”的精神內核始終如岷江雪水，滋養著成都這座“五日一石，十日一水”的音樂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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