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如何失去世界制造業強國的地位？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來魯莽多變的關稅政策，無疑是全球最受關注的話題。盡管特朗普一直聲稱，關稅給美國經濟帶來的痛苦僅僅是短暫的，長期來看，關稅將迫使制造業回流，為美國帶來更多的產業提振和就業機會。

不過，曾擔任美聯儲主席和美國財政部長的耶倫日前在采訪中表示，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如同“自殘”，“特朗普就像是掄著一把大錘，不僅猛敲我們的盟友，更是在爆錘美國經濟。”她同時表示通過征收關稅“讓制造業回歸美國是一場白日夢”。

美國CNBC最新的供應鏈調查亦顯示，即便特朗普關稅導致部分企業將工廠從中國撤出，多數美國企業仍然不愿回歸美國；57%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制造成本高昂是首要原因，21%的人認為首要原因是熟練勞動力短缺；61%的受訪者表示，與其將供應鏈轉移回美國，不如將供應鏈轉移到關稅較低的國家。

近日，《華爾街日報》亦發文稱，特朗普稱其關稅計劃將恢復美國制造業實力，但經濟學家對此表示懷疑，認為關稅難以實現這一目標，而且擔心其帶來的損害將超過任何潛在收益。特摘編如下：

20世紀50年代，美國約有35%的私營部門的就業崗位在制造業。如今，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為1280萬，占私營部門就業的9.4%。

圖注：制造業占美國私營部門就業的比例

要理解制造業是否能回歸美國，首先需要了解美國是如何失去全球制造業主導地位的。

美國制造業的崛起

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強國，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20世紀初，美國率先采用可互換零件，并組織工廠進行大規模生產。凱斯西儲大學經濟學家蘇珊·赫爾普指出，二戰極大地推動了美國制造業產能的提升，同時也重創了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

戰后，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進入中產階級，推動了對耐用品的消費激增，比如為新購住房添置的汽車和家電。當時，美國是本國制造產品的最大買家。

許多產品在當時屬于高科技產品，例如洗碗機、電視和噴氣式飛機，而這些往往是戰爭期間涌現的創新成果。

制造這些產品時選擇在美國而不是其他國家，是因為要保持技術領先，需要研發團隊與工廠緊密協作。

此外，20世紀初興起的中學教育運動，使美國擁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勞動力，也為制造業發展提供了支撐。

服務業接管主導地位

20世紀50年代以后，制造業在美國經濟中的地位開始下降。部分原因是美國人變得更富裕，開始將更多消費支出轉向服務領域，如旅游、餐飲和醫療。

赫爾普解釋道：“當你變得更富裕，你能買的車有限，接著你開始消費服務。”

就業也隨之轉移，越來越多的人為服務業企業工作，比如酒店、銀行、律所和醫院。盡管期間有經濟衰退和復蘇的波動，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制造業就業總體保持平穩，而服務業就業不斷增長。

在表面之下，美國人購買的許多非耐用品（如服裝）的產地也發生了變化。大量生產轉移到了美國南部各州，那里的勞動力成本更低。

與此同時，拉丁美洲和亞洲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地區開始加大非耐用品的制造。美國開始越來越多地進口這些產品。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趨勢也蔓延到輕型耐用品，比如攪拌機。

圖注：商品和服務占美國消費者支出的份額（灰色為服務，淡黃為非耐用品，深黃為耐用品）

中國沖擊

20世紀80年代起，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美國非耐用品制造商在與低工資國家的競爭中越來越難以為繼。進入90年代后，這一趨勢更加明顯，部分原因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降低了墨西哥商品的關稅。

就業崗位也在減少。韋恩堡阿普約翰就業研究所經濟學家蘇珊·豪斯曼指出，隨著韓國等發展中國家建設起自己的鋼鐵產業，全球產能過剩，美國的鋼鐵企業也開始失去大量工作崗位。

但相比之下，80年代和90年代的變動都不及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沖擊。中國向外國投資開放市場，并獲得進入全球市場的渠道。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戈登·漢森表示：“突然之間，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擁有大量生產能力的低工資國家，這是一場重大轉變。”

美國過去也曾面臨來自其他國家的進口競爭，但都不是人口遠超自己的國家。而且中國的崛起速度遠遠快于日本等國。

1999年，中國商品出口總額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甚至還不如瑞典。但到了2008年，中國就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商品出口第一的國家。

制造低技術產品的企業，尤其受到打擊，比如家具和小型家用電器的制造商。漢森與大衛·奧托、大衛·多恩一起記錄了廉價中國商品的涌入如何重創美國南部和中西部的制造業社區，導致工人遭遇困境。

他們將這種現象稱為“中國沖擊”，這個名稱也隨之廣泛流傳。

圖注：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區的商品總額（黃色為中國，灰色為美國）

現 狀

隨著中國制造的商品越來越多，美國則在服務領域變得更加熟練。

其中很多服務無法進行全球貿易，比如倫敦的人不可能輕易去圣地亞哥看牙醫。但有些服務，比如軟件和其他知識產權相關內容，是可以全球交易的。

例如，2023年美國出口了240億美元的廣告服務。如今，美國每年服務出口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遠高于其他任何國家。

此外，由于許多企業為了避稅，將在美國開發的知識產權（如專利和商標）的所有權轉移到海外，美國的服務出口數據還被嚴重低估了。愛爾蘭是這些知識產權的主要轉移地之一，也因此被統計為全球第四大服務出口國。

在一項新研究中，漢森與埃里克·莫雷蒂發現，1980年制造業占美國高薪崗位（考慮教育等因素調整后）的39%。到了2021年，這一比例降至20%。同期，金融、專業服務和法律行業的高薪崗位比例則從8%躍升至26%。

制造業能否回歸？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一直反對大規模使用關稅，這一點至今沒有改變。

他們認為，關稅帶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上漲，會抑制消費者和企業的其他支出——包括對美國本土制造品的支出。這樣會抵消任何國內產量上升和政府收入增加的好處。

換句話說，雖然部分制造商可能受益，但大多數美國人的處境將會變差。

漢森指出，即便制造業就業增長30%，制造業在私營部門就業中的比例也只能達到約12%，遠低于過去的水平。

而豪斯曼指出，制造業崗位能以其他行業無法比擬的方式帶動更多就業。她是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中的一員，這些人認為，美國確實應在本土制造更多關鍵產品，盡管這樣做會帶來一定成本，但應該以更有針對性的方式進行，而不是通過全面征收關稅。

她舉例說，提升半導體等高科技產品的國內產量，不僅是為了創造就業，更關乎經濟和軍事安全。

但這個邏輯并不適用于許多低價商品。

“我們真的要重新開始自己生產T恤嗎？”豪斯曼說，“這真的那么重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