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逃不出經濟周期？

這幾年全球經濟疲弱， “經濟周期”四個字就經常被人提起，因為很多人完整經歷過了從更早幾年的繁榮到逐漸入冬，就會思考這里面的冷暖變化，對周期的感受就會更強烈。

但經濟周期是個很神奇的東西，像人的命運一樣，很多時候看不清，甚至被相當多的人忽略。

比如煤老板的成功，個人如何長袖善舞都不是本質因素，背后是天時給的機會，按照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來看這是大宗商品的牛市，就會給煤老板人生發財的機會。

可以說，周期無處不在。行業的發展要看周期，中國這些年主導產業從紡織業、基建、電氣、重化工、耐用消費品演化到信息產業，背后都受到產業周期的推動和約束，一般一個產業持續興盛時間都超不過20年。

公司發展要看周期，大成和大毀都取決于周期，那些頂級企業之所以是頂級，就是因為他們不只是在行業里競爭，還會把周期當成最大敵人，具有逆周期生長的能力，比如微軟、IBM、華為。

個人致富更是靠周期，經常研究周期的人會告訴你，你的人生從步入成年到七老八十其實就是一次康波周期（50多年），你總會經歷經濟上升、繁榮、衰退、蕭條，理論上有三次大的機會，只要抓住一次，就可能步入中產階級。如果一次都沒抓住，就沒什么財富。

中國研究康波周期最深的人，已故“周期天王”周金濤甚至有一句名言：“人生發財靠康波”。

即便你像我一樣，看了很多關于周期的資料，依然對發財這件事沒有半點頭緒，也該去了解一下周期。

因為我們都不是孤立的個體，始終在社會大系統中運行，很多機會和失意其實也是社會大系統帶來的，掌握了其中的運行規律，無論是牛逼還是苦逼，都能對自我有更清晰的認識，不會飄得太高和墜落得太深。

畢竟除了積累財富，人生之中還有一件很重要的大事，那就是認識你自己。

作者 | 浩然

本文為商隱社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系后臺

周期造富的力量

現實世界中，頂級企業、頂級成功人士以及財富迅速增長的普通人，往往都是借助了周期的力量。

著名產品人梁寧把企業分為四種類型：草莽企業、腰部企業、頭部企業和頂級企業。

草莽企業，起于微末，靠抓住一個機會嶄露頭角，但容易速生速死。

腰部企業是中國商業里的中堅力量，占領了行業里一個生態位，有比較穩定的資源。

再往上就是行業頭部，提起一個行業首先讓人想到的，做到頭部獨角獸的概率很低，頭部企業一般是靠終結一場戰爭登頂，像“千團大戰”，上千家團購公司都消失了，美團最終殺出風口。

而極其稀缺的就是頂級企業，頂級企業除了面對其他企業都要考慮的問題，還有周期這個最大敵人。

我們熟悉的像阿里、騰訊、隆基綠能、比亞迪、華為、微軟、IBM等，都跨越過好幾個周期，在登上制高點后主動思考下一個5年甚至10年，持續進化。

這些公司跟十年、幾十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與之相比，絕大多數企業其實都不會發生太大變化，基本還是圍繞很久以前的核心決定做一些優化運營級別的變化。

華為成立36年來從最初的通信設備制造商發展成涵蓋ICT基礎設施、數字能源、云計算、智能汽車解決方案和手機、電腦等終端業務，看似跨度廣，其實都是在最重要的信息樞紐上重倉屯兵。

華為的競爭對手也從阿爾卡特、朗訊、北電、CISCO、諾基亞到三星、蘋果，其中很多稱霸一時的企業就是沒有跨越過周期而衰退。

頂級成功人士背后也有周期的力量。

有一本書叫《異類》，里面統計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富有的75人的名單，里面既有歷史上的一些國王、法老，也有巴菲特、比爾·蓋茨這樣的當代億萬富翁，結果發現有20%都出生在1831-1840年的美國。

這樣的集中度已經相當高了，搜集整個人類歷史上邊邊角角的擁有巨額財富的人，竟然2成來自同一國家的同一代人！

那個年代能大量造富，而且是人類頂級富豪，是因為那代人到了富有創造力的壯年時期，正好美國南北戰爭剛打完，舊秩序被徹底摧毀，新秩序就在眼前。

于是美國的工業大生產開始加速，基建馬不停蹄開展，華爾街金融業嶄露頭角。

世界歷史寫到這一頁的時候常常說：19世紀晚期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其工業中心由英國向美國和德國轉移，70年代起，美國已經成為當時機器工業發展的世界中心之一。

借助這樣的大牛周期，洛克菲勒、卡內基、J.P.摩根那批人就集體冒出來了。

如果早出生很多年，年齡就偏大了，思維模式還處在南北戰爭之前。太晚了就太年輕，無法把握住時代的大好機遇，所以恰好是那10年間出生的那批人。

這樣的“群星閃耀”時刻還有很多。像美國造富的第二個高峰年代，就是上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喬布斯、比爾·蓋茨、比爾·喬伊、邁克爾·戴爾、拉里·佩奇等也是在年富力強的時期幸運趕上了信息革命的上升周期。

中國也有過三波造富浪潮，無數普通人迅速積累了財富。第一次是利用新舊體制的信息差造富，80年代末出現了很多“倒爺”，這次造富的巔峰是牟其中從俄羅斯倒來一架圖154飛機，轉手賣給了四川航空，自稱賺了至少8000萬，就是他掌握了信息差。

第二次造富是“下海”，需要膽量，也需要信息差。鄉鎮企業興辦、股市開啟、發展外貿等都埋藏著巨大機會，像《繁花》中的阿寶，左手抓外貿，右手搞股票。

第三波浪潮就是各大產業處于上升、繁榮周期時出現的產業造富。像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后制造業的崛起，房地產的崛起，互聯網的普及等。

可以說，每次產業周期、政策周期、市場周期、信貸周期等都如同潮漲潮落，站在潮頭的企業和個人引領了行業、積累了巨額財富。

但除了少數幸運者，周期給更多人帶來是一種失落感，甚至大量企業倒在周期變換中，有人在周期下行中損失慘重。當我們回望過去，會發現所有周期都是清晰無比的，但站在遙遠的某個點看過往，發出的感嘆幾乎都會是“要是那時候我……就好了！”

我們為什么不能從周期中獲得教訓？

經濟周期的背后

經濟周期是指經濟運行中所呈現出的經濟擴張與經濟收縮交替更迭的一種現象，倘若經濟收縮過于劇烈，則可能表現為經濟的“蕭條”甚至于“危機”。

應該說，經濟周期是伴隨著經濟增長產生的。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中，經濟實現大幅度增長也只是在工業革命后的近300年時間里，其他漫長的時間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相差并不大，需要不斷與貧困、饑餓抗爭。

以前雖然一國經濟也會因瘟疫、戰爭等倒退，但并不規律，而經濟周期普遍且規律地存在于現代經濟之中。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象，幾百年來，各派經濟學家對其做了各種解釋，但至今人們仍遠未達成共識。

綜合來看，對經濟周期進行解釋的經濟學家，大致分為兩派：內在缺陷派與外部干預派。

內在缺陷派認為，經濟周期是自由市場經濟的一個固有特征，它的出現是源于自由市場經濟所具有的某種內在缺陷。對此，人們也常常稱之為“市場失靈”。

內在缺陷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我們熟知的馬克思、凱恩斯，區別在于前者認為經濟繁榮后再出現危機是由于“生產過剩”，而后者認為是“需求不足”。

他們提出的解決思路分別就是計劃經濟和政府出手干預市場，“熨平”經濟周期。

但在實踐中，這些方法并沒有消滅掉經濟周期。

與內在缺陷派相對立的是，外部干預派則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本身并不會產生普遍性的“繁榮—衰退”經濟周期，市場經濟在現實條件下之所以會出現經濟周期，是因為其受到政府等外部的干預，比如中央銀行主導下的銀行信用擴張。

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古典經濟學家休謨、李嘉圖，以及現代奧地利經濟學派。

他們的主張就是不干預市場經濟，遵行“自由放任”原則。如果沒有信用擴張，那么也就不會出現經濟周期中“虛假的繁榮”，從而不會有后面的經濟衰退危機。

但從實踐角度看，即使西方國家在被稱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期，其政策雖有著自由放任的趨勢，但上述原則也并沒有得以嚴格貫徹。

比較符合經驗觀察和被較廣泛接受的是約瑟夫·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熊彼特是奧地利人，師從奧地利學派，但其經濟學思想卻獨具一格，并不被歸入奧地利學派。

熊彼特認為，經濟出現周期性波動的主要原因是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即創新。

但熊彼特的“創新”不只是發明創造，而是把一種從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包括5種情況：

（1）引進新產品或提供某種產品的新質量；

（2）采用新的生產方法；

（3）開辟新的市場；

（4）發掘原料與半成品的新供應渠道；

（5）建立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如建立壟斷地位或打破壟斷地位。

而熊彼特認為，推動創新的就是企業家。企業家成批出現是繁榮的唯一原因。

當企業家成批出現時，他們會競相推出新產品和新生產方法，從而導致經濟繁榮。

然而，“創新風暴”的出現和競爭的加劇，也會使商品價格趨于下跌，企業的盈利機會減少。

接著，銀行信用收縮。而經濟體系也從繁榮轉入衰退，如此循環往復。按照熊彼特的理論，當商業周期從景氣循環到谷底時，也是某些企業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業家必須要“創新”以求生存的時候。新的企業家重新開始“創新”，會使景氣提升、生產效率提高。

由此熊彼特認為，每一次蕭條都包括一次技術革新的可能。

而我們熟知的經濟周期繁榮、衰退、蕭條、復蘇四個階段也是由熊彼特提出來的。

在繁榮階段，創新所引起的信貸擴張和對生產資料需求的擴張，促成了新工廠、新設備的增多，也增加了社會對消費品的需求，社會存在大量投資機會和投機活動。于是出現過度繁榮，很多投資機會和信貸擴張已經與創新無關了，僅僅是在為一般企業和投機提供資金。

在衰退階段，繁榮了一段之后，市場上充滿了新產品，物價下跌，繁榮終止，此時企業家既有償還其債務的能力，又樂于償還其債務，新創造的購買力由此消失，引起經濟衰退。

在蕭條階段，創新促使經濟高漲的推動力消失，不僅投機活動消失，許多正常活動也受到破壞。

在復蘇階段，在極低利率的刺激下，會出現進行新投資活動，企業重新著手生產，雇傭人數也增加，達到新的均衡水平。如果從“復蘇”走向“繁榮”，就又得需要一批企業家發起“創新風暴”。

觀察現實中的商業活動，都能跟四階段有所映襯，比如前幾年經濟繁榮時期，投資火熱，很多“新消費”品牌其實純粹就是資本的產物，沒有多少創新因素在里面。而經過一段時期的繁榮之后，市場上存在大量通知產品，各行業價格戰打得火熱。

熊彼特認為，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原動力是創新，但創新有大有小。比如蒸汽機、互聯網的誕生跟電動牙刷、掃地機器人的出現都是創新，但產生的影響卻有天壤之別。所以，不同的創新引起的漣漪長短是不同的，也就是形成了不同長短的周期。

他從前人的研究中挑選了長、中、短三個代表性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多年）、朱格拉周期（9-10年）、基欽周期（40個月）。

三種周期中的任何一種都與一定的“創新”活動相聯系。比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這種長周期，對應的就是產業的重大創新。

比如雅各布·范杜因《創新隨時間的波動》中描述的各次重大創新，從繁榮開啟到完成一個周期基本就是50-60年，符合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數據來源：雅各布·范杜因《創新隨時間的波動》

每一個長周期中有6個中周期和18個短周期，而現代經濟增長正是在經濟周期的循環往復中實現的。

在這種由企業家群體創新所推動的商業周期循環往復的過程中，現代經濟增長是沿著“創造性地破壞”這一路徑演進，毀滅過去的工業和消費模式，轉向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逃不出的經濟周期

既然如上，經濟周期有規律可循，為什么絕大多數企業還是死于周期切換，那么多個人因周期下行遭受慘重損失？換言之，我們為什么不能從周期中得到教訓？

原因在于，經濟周期本質上還是人性的反映。換個角度來看，繁榮的高峰到蕭條的低谷，其實也是貪婪到恐懼、樂觀到悲觀、風險忍受到風險規避、信任到懷疑、相信未來價值到只要現在的價值、急于購買到恐慌賣出。

一旦加入了人的心理因素，清晰明了的框架下就會有一股潛藏的力量，即便框架都相似，但每次波動的細節卻大為不同，“歷史不會重演細節，過程卻會重復相似”。

一方面，人們雖然總是犯同樣的錯誤，但每次都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部門犯下不同程度的錯誤。

另一方面，每一代人都只能從自身的經驗中獲益。人們會從他自身的經驗中吸取教訓，在隨后的經濟周期中也不會再重復犯同樣的錯誤。然而，不是每一個經歷過上一次經濟周期的人都會等到下一次經濟周期的到來。

美國管理學家詹姆斯·柯林斯曾在上世紀90年代寫了大名鼎鼎的管理類著作《基業長青》，書中列舉了18家作者認為是高瞻遠矚的基業長青企業。但30年后我們再來看，里面其實很多企業已經不長青了，比如摩托羅拉、美國運通、惠普、IBM等。

企業其實很脆弱，曾有一份數據說，中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3.7年，美國與日本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分別為10年、12.5年，雖然不知道確切程度有幾分，但經驗來看，似乎差不了太多。

3.7年的壽命也就是一個短短的基欽周期，十來年壽命也就是一個朱格拉周期，累積到的關于經濟周期的切膚記憶隨著企業的衰亡而湮滅，進入不到下一輪，何談從中得到教訓后再改進。

對于人來說，投資和選擇中的一次張狂或者判斷失誤也足以元氣大傷，知道其他人曾經經歷磨難和痛苦會有一些幫助，但是沒有任何比親身體驗的金融所帶來的苦難經歷更能使投資者信奉保守的投資信條。

所以很多出名的投資人，比如巴菲特、芒格、瑞·達利歐、卡爾·伊坎年齡都很大，他們親身經歷過各種經濟周期，對其理解遠不是剛從業的投資人能比的。

可以說，投資人、企業管理者、市場活動參與者記不住過去的事，會就無法識別周期模式一再發生的特征，從而無法讓歷史一再上演。

怎么應對經濟周期？

那我們該如何應對周期？

對于企業來說，研究曾經的經濟周期只能看出曾經發生了什么，卻無法說出未來會如何發展，其實對企業經營管理發揮不了什么作用。

德魯克在《管理的實踐》認為，既然如此，企業管理者需要的是能夠不受制于經濟周期，讓企業自由思考與規劃的工具。

比如借著分析過去的經驗，找出預期可能碰到的最壞可能或最可能碰到的嚴重挫敗，并據以檢驗目前的經營決策。

如此一來，企業的決策就不必受制于對經濟周期的臆測。這個方法無法告訴我們決策是對是錯，但卻能顯示其中所牽涉的最大和最小周期性風險，因此在評估企業必要的最低利潤時，這是最重要的預測工具。

這其實就是“最壞打算法”，比如任正非多次強調“華為冬天的來臨”“把寒氣傳遞給每個人”。

華為戰略管理部下有兩個組織，一個叫“藍軍部”，一個叫“紅軍部”。

“紅軍”代表著現行的戰略發展，“藍軍”代表著主要競爭對手或創新型模式，來專門研究如何干掉“紅軍”，也就是干掉今天的自己。

“藍軍”的著名一役，是阻止華為出售終端業務。

2008年，華為準備賣掉終端業務。此時，“藍軍”拿出了一個報告，結論只有一條：未來的電信行業將是“端-管-云”三位一體，端就是手機，終端決定需求，放棄終端就是放棄華為的未來。

“紅軍”要賣，“藍軍”說你錯了。“藍軍”贏了，之后才有華為手機的輝煌。

其次就是根據可能對未來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來制定決策。把考慮的重心放在過去已經發生且不具經濟意義的事件上，而不去預測未來；試圖找出影響經濟環境的基本因素，而不去猜測未來的經濟環境。

比如生育率下降，年輕人普遍推遲結婚的社會風氣、全球化的變化等等。

第三個就是趨勢分析。第二條分析探究的是未來的事件“為什么”會發生，趨勢分析的問題則是“有多大的可能”和會“多快”發生。

“趨勢曲線”會是一條跨越10年、15年或20年的“真實曲線”。所以，趨勢分析就是要找出關于企業發展的特有趨勢，借著趨勢，企業在制定長期決策時，不需要太在意短期的經濟周期。

當然，德魯克最終認為，企業真正的安全保障，是未來的管理者，還是企業家。

因為能帶領企業穿越周期的企業家是最稀缺的資源，企業家的一大任務就是化解不確定性——運用意志、創新、體驗、情感等，包括對事物本質的認知和戰略，來給大家提供“無中生有”或者“有中生新”的產品，比如喬布斯用蘋果開創智能手機時代。

企業家化解不確定性，創造了產品、利潤和公司的架構，打工人在這里工作，拿到確定性的回報，就是薪酬。

對于個人來說，美林投資時鐘等投資方法提供了經濟周期各階段的投資配置策略，很多投資大咖的經典書籍也描述了在各個經濟周期做投資的經驗，在此不做誤導。

但獲得知識容易，磨煉心態最難。我們需要對經濟周期保持應有的關注和敬畏，因為我們都不是孤立的個體，始終在社會大系統中運行，很多機會和失意其實也是社會大系統帶來的，掌握了其中的運行規律，無論是牛逼還是苦逼，都能對自我有更清晰的認識，不會飄得太高和墜落得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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