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北方戰火未熄,五代十國的天下硝煙彌漫。
就在刀光劍影的亂世里,東南一隅卻獨自安然——這里是吳越國。
它的開國之君錢镠,不是生來貴胄,而是一個賣私鹽的草莽少年。
他不爭天下,只求百姓有飯吃;不奪帝號,卻修海塘、筑堤壩,讓江南不再被潮水淹沒。
亂世中,他用一己之智,保全了一方樂土,也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成為千古流傳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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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出身——從鹽販到諸侯
唐末的江南,亂而不廢。中原烽火連天,藩鎮割據、民不聊生,而錢塘江畔卻有一個年輕人,在命運的泥濘中摸索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
他叫錢镠,出身寒微,家境貧寒。自小就知道自己家境貧困的他,在成年后便成了挑著鹽袋在市井奔波的販夫。
鹽販的身份并不光彩,甚至常常被驅趕、勒索。
但也正是在這種夾縫里,他練出了兩樣東西——膽識與耐性。
在那種以刀為令、以亂為常的世道里,膽識讓他敢出手,耐性讓他活下來。
875年,唐末戰亂頻繁,年輕的錢镠被裹挾進軍伍,投靠杭州鎮將董昌,從此走上了另一條路——從鹽販到戰將的轉變,幾乎是那個時代最典型的亂世出身。
錢镠在軍中迅速嶄露頭角,尤其是在黃巢起義時打得黃巢一度不敢進攻杭州。
錢镠自然也樹立了極高的威望,與此同時成為董昌的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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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亂世的忠誠,往往不過是權力的過渡。
幾年后,董昌恃功自傲,自稱“越王”,欲圖割據。
錢镠洞察大勢,明白此舉將引火自焚,遂暗中與唐廷聯絡,出兵平叛。
董昌兵敗被擒,唐昭宗大喜,賜錢镠鐵券丹書——“卿恕九死,子孫三死”,封鎮海、鎮東節度使。
這份鐵券,是唐朝對地方強人的籠絡,也成了錢镠立國的護身符。
他從此執掌兩浙之地。北方的藩鎮都在互相攻伐,而錢镠卻在吳越境內收兵罷戰,修堤筑塘、勸民耕織。
他深知:“民窮則國危。”
因此,他治下的杭州不再是烽火邊城,而成了江南最安穩的城市。
可以說,錢镠的崛起,是“五代十國中最清醒的一次起兵”。
他并非以篡國之心起事,而是以自保之意立國。
他沒有急于稱帝,只求“保境安民”;他不縱兵掠地,只修水利、興農桑。
正因如此,在群雄并起、帝號紛立的時代,唯有吳越國長治久安。
在唐末到五代的動蕩中,他的出身成了最強的對照:
別的諸侯多半是門閥子弟、戎馬宿將,而他,一個挑鹽出身的布衣,靠著智慧與耐性走到諸侯之位。
亂世之中,許多人靠屠戮得天下,而他,靠的是節制。
到了907年,唐滅,后梁立。中原改朝換代,江南群雄相繼稱王。
錢镠的部下多次勸他登基稱帝,他只是笑道回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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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境安民——他不打天下,卻救了江南
五代十國的史書里,幾乎每一頁都寫滿了血。
朱溫弒唐哀帝、李克用父子攻梁、楊行密、王審知、馬殷、劉隱,各自割據成國,殺伐不止。
可就在這片四分五裂的版圖里,東南一隅卻靜如鏡面。那片土地上,農夫仍在插秧,漁船仍在起網,市井商販仍在叫賣。
這是吳越。
這是錢镠守出來的太平。
錢镠知道,這個天下已經爛透了。
北方的軍閥以攻城掠地為榮,王朝更替不過是換一批人繼續爭斗。
而他親眼見過戰火中的人命賤如草芥,見過饑荒時百姓互相為食的慘狀。
正因為從泥濘中爬出來,他比任何貴族將相都更懂“亂”的代價。
于是他做了一個極為反常的決定:在人人搶天下的時候,他決定不打天下。
他曾說:“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閉關而修蠶織。”
這不是一句避世的托辭,而是一種政治宣言——在刀兵面前,他以“民生”作為抵御的盾牌。
他整頓錢塘港務,疏浚江河,修筑錢塘海塘,以御潮防澇;開鑿水渠,興修農田,鼓勵百姓植桑養蠶。由此實現了江浙地區的繁榮與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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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年,錢镠被冊封為吳越王,正式建立吳越國。
吳越國在錢镠的治理下,匯聚成一個新的秩序——
北方以戰求存,南方以和致盛;
北方王朝一朝一滅,江南百姓世代安居。
吳越國三世五王,歷八十一年,無內亂,無篡位,無血腥政變。
在一個父子相殘、兄弟互屠的時代,這樣的穩定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后人常說:“五代亂天下,惟吳越得全。”
江南的富庶,從此不再只是地理的恩賜,而成了政治的果實。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格言,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萌芽。
它不是詩意的夸張,而是民生的寫照——錢镠讓杭州成為“人間天堂”的雛形,用穩定、勤政與仁心,奠定了江南千年的繁華。
他沒有統一天下,卻救了江南。
家國一體——從《武肅王八訓》到千年錢氏
錢镠的一生,不僅留下了一個安定的吳越國,更留下了一套可以傳世的秩序——家訓即國法,修身即治國。
在那個朝代更迭如煙的亂世里,他比任何帝王都明白,一個國家要長治久安,靠的不是刀劍,而是人心的自律。
當吳越國的疆土逐漸穩固,錢镠卻變得謹慎起來。
亂世出身的他,見過太多兄弟鬩墻、父子相殘的故事——中原的割據政權幾乎都死于繼承之亂。
他知道,權力若無約束,再厚的江山也守不久。
所以,當他在晚年立下《武肅王八訓》時,文字雖短,卻重若千鈞。
那八條訓令,涵蓋了治家、處世、持身、用人之道:孝悌以立家,忠信以治國,勤儉以保業,禮義以化民。
錢镠的家訓,首先是給兒孫定下了底線——不驕、不奢、不斗、不亂。
他警告子孫,切不可因富貴而忘本,不得恃寵而專權,不得結黨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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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他以身作則。
史載,錢镠雖富甲一方,卻生活儉樸,常穿舊衣、食粗飯。夜里睡覺,他用特制的木枕,枕中藏鈴。只要有軍情異動,鈴聲一響,他立即披衣而起。
這不是夸張的故事,而是他給自己立下的“自警之法”——一位統治者若敢安睡于危世,那就離覆亡不遠了。
錢镠去世后,他的孫子錢弘俶繼位,對祖訓進行了整理與擴充,編成《錢氏家訓》。
這部家訓共有四篇:個人篇、家庭篇、社會篇、國家篇,幾乎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化為實用法典。
它不是空談,而是制度。吳越王朝的繼承人,每登位前,必須親誦家訓,立誓“以祖訓為戒”。
家訓中有幾句話,最能體現錢镠的精神:
“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當無愧于圣賢。”
“利在一時固謀也,利在萬世者更謀之。”
這兩句話,幾乎可以視為他政治哲學的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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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歷史的奇妙之處在于,一段家訓的回響,竟能穿越千年。錢镠之后,吳越國歸宋,但錢氏家族卻未因國滅而散。
他們留下的不是疆土,而是文化。
從宋至今,錢氏后人遍布天下,學者、官員、科學家、藝術家層出不窮。
近代以來,錢穆、錢鐘書、錢偉長、錢學森、錢三強、錢其琛、錢永健——這些名字,構成了中國現代學術與科技史上的璀璨星河。
這些錢氏后人之所以能一脈相承,正因為他們繼承的不是財富,而是家訓。
他們身上都有一種同樣的特質:淡泊、克制、勤學、報國。
錢偉長當年改學理科,是因為“國家需要”;
錢學森放棄國外優渥生活,毅然回國,是因為“祖國在召喚”。
他們的選擇,恰恰呼應了那句古訓:“化家為國,公私一體。”
吳越王的錢镠,用一套家風,穩定了一個王朝;
而這套家風,又延續成千年血脈,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最溫厚的一脈氣質——既有治國之識,又有修身之度。
在今天的浙江臨安,錢王祠中仍懸著那塊古老的匾額——“保境安民”。
這是錢镠留給后人的四個字,也是他家訓的起點與歸宿。
參考信源:
中華先賢家風家教故事 錢鏐 《中國家規》中國方正出版社 2023-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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