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能做到嗎？教育部發文手機禁入校園，倡議家長和學生一起“息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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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出臺《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條措施》，其中規范青少年用網習慣的重磅舉措引發社會廣泛熱議。措施明確提出，嚴格規范智能終端產品入校管理，嚴禁手機等電子產品進入課堂；同時，在校園之外則積極倡導家長與學生攜手開展“息屏行動”，共同破解網絡過度依賴的困局。

青少年數字健康危機在全世界都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從校園手機使用限制到社交媒體年齡準入紅線，全球多個國家已先后出臺相關政策。

然而，疑問也隨之而來：限制令這道“硬隔離”，真的能為孩子們構筑起安全潔凈的網絡空間嗎？要求家長在繁忙工作之余共同參與的家庭“息屏行動”又能否真正落地生根？

上海校園：電子產品的“準入門檻”已筑起

在上海，眾多中小學校及幼兒園早已率先行動，對課堂上的智能手機、智能手表等電子產品亮出“紅牌”。

大多數學校都明令禁止學生將各類智能產品帶入學校。上海市寶山第二實驗學校的“學生手機管理制度”明確規定：原則上禁止學生將手機、電子手表、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帶入校園，若在校期間遭遇特殊或緊急情況，學生可使用學校門衛室電話或教師手機與外界聯系，保障應急需求。

上海市浦東新區金茂小學在“學生校園手機使用規范”中特地強調科學用網理念，而且同樣明確未經申批，學生不得攜帶手機等電子產品入校。確有特殊情況需帶手機的，須由家長向班主任提交書面申請，并鄭重承諾遵守校內使用規范。

而在一些學校，培養學生合理使用電子產品的習慣更是被納入家校聯合育人的重要內容。上海市天山第二中學的“養機場”管理模式就頗具代表性。該校每個年級的教師辦公室都設有專門的“養機場”。每天早自習時段，班級里的“智能媒體小管家”會統一收集同學帶來的手機、智能手表等設備，集中存放在“養機場”，放學后再逐一歸還。校長施雯表示，設立“養機場”的目的，就是希望引導學生學會自我管理，養成科學合理的智能媒介使用習慣。作為數字化轉型試點學校，天山二中還為學生配備了平板電腦，教師會在課堂上有針對性地引導學生規范使用這類電子產品。

注意力之爭：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無聲博弈

其實，社交媒體使用不規范對兒童青少年社交能力、專注力造成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上海市進才中學東校校長鄭鋼在教學一線對此有著最直觀的感受。他坦言，隨著智能媒介全方位融入青少年生活，初中課堂上注意力不集中的學生比例日漸上升，許多孩子難以沉下心來深度思考問題，這一現象已顯著影響他們認知能力的正常發展。

另一位中學校長告訴記者，現在越來越多青少年回避線下社交，即便是同學、同齡人之間，也更習慣于通過網絡傳遞信息、表達情緒。長此以往，這些青少年與真實世界的聯結會逐漸弱化，一旦他們困在單一維度的虛擬空間里，心理問題的發生風險會大幅度增加。

即便在全球范圍內，智能媒介濫用引發的青少年情緒失衡、心理問題頻發、注意力渙散以及社交能力退化等問題，也已受到各國政府和學界的關注。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辦事處去年發布了《關注歐洲、中亞和加拿大青少年社交媒體使用和游戲情況》報告。研究人員對44個國家和地區的近28萬名11歲、13歲和15歲青少年進行了調研，結果顯示，青少年“不健康”使用社交媒體的現象近年來在全球范圍內呈激增態勢：出現社交媒體使用問題的青少年比例從2018年的7%攀升至2022年的11%，另有12%的青少年面臨游戲沉迷風險。

現實困境：家庭“息屏”為何比校園管理更難

“在學校，統一管控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并非難事，真正的挑戰在于讓家長和孩子在家庭場景中也能理性使用這些設備。”施雯的這番話，道出了當前青少年電子產品管理的難點與痛點。

教育部此次發布的新規中，明確鼓勵學生與家長共同開展“息屏行動”，旨在從家庭層面減少網絡過度依賴。但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這一倡議的落地面臨諸多現實阻礙。

不少中小學生的作業通知通過手機軟件傳達，部分小學低年級學生的作業要求家長拍攝視頻打卡提交，而老師和家長之間的各類信息傳遞也常常通過手機。小學一年級學生家長許女士表示，由于一年級沒有筆頭作業，學校常要求家長拍攝孩子在家讀寫背的過程，再反饋給教師，“一周下來，這樣的視頻作業大概有1到3次”。這意味著，讓家長完全放下手機陪伴孩子，在客觀上難度不小。

此外，家長自身工作與休閑的需求，也成為“息屏”的主要障礙。家長于先生坦言，如今年輕父母的工作節奏快、強度大，上班和休閑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陪伴孩子寫作業或玩耍時，能短時間不看手機電腦，但如果一連幾個小時不碰這些設備，又會擔心遺漏重要工作消息。”

還有部分年輕家長表示，白天繁忙工作結束后，晚上回家希望刷刷手機放松身心，若強行要求“息屏”陪伴孩子，自身的壓力與疲憊感也很難緩解，長期下來也難以堅持。

破局關鍵：從“一刀切”到供應端的科學治理

盡管在學術界，智能媒介的出現與青少年各類問題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尚存爭議，但對于加強網絡平臺與產品治理，加強媒介內容供應端的管理，各方已形成高度共識。

近日，一款在學齡前兒童中流行的App，因開機畫面出現不適宜未成年人的低俗廣告遭到家長集中投訴，也再次凸顯了供應端治理的緊迫性。教育部此次發布的文件中明確提出，將聯合有關部門壓實網站平臺的監管責任，優化算法推薦機制，堅決杜絕向學生推送危害心理健康的信息，嚴厲遏制“販賣焦慮”“誘導內卷”等違規行為。同時，持續深化未成年人網絡環境凈化工作，全面推廣“未成年人模式”，加強對動漫、短視頻、微短劇、網絡綜藝、網絡游戲及網絡文學等內容的規范管理。

對此，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認為，單純通過“硬隔離”的方式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未必能從根本上解決網絡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樣更需要通過技術手段規范互聯網上那些對青少年成長不利的內容，從源頭為青少年構建更安全的數字環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華東師范大學智能教育實驗室）主任張治也一直在積極呼吁建立嚴格的算法治理體系。他認為，青少年智能媒介使用管理不應局限于使用端的規范，更要從供應端發力，通過技術手段實現對未成年人的有效保護。在智能時代，尤其要加強AI教育產品的準入審核，推動算法公平、價值觀對齊和教育推理的可解釋，避免有違公平和倫理安全的產品、有違身心健康和育人規律的產品通過社交媒介影響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