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 | 愛與勇氣──印度思想家斯瓦米·辨喜傳

印度思想家

斯瓦米·辨喜傳

愛能滌除憂懼，勇氣貞固萬有

辨喜是我的精神導(dǎo)師。

——［印］室利·奧羅賓多·高士

他的這些話語，是最偉大的音樂，貝多芬風(fēng)格的樂句，亨德爾風(fēng)格的進行曲，擁有激情昂揚、排山倒海一般的恢宏氣勢。這些文字，明明是散落在30年前的舊書頁中，而在觸碰它們時，我依然無法不渾身顫抖，如遭電擊。當(dāng)這些熾熱滾燙的話語從這位精神界的英雄之唇間一一吐露，那是怎樣的一種大震撼，大感動啊！

——［法］羅曼·羅蘭

辨喜是在人類第一次基督宗教與東方宗教正式相會的大會上最具精神權(quán)威性的人物，他超越自己的時代太遠了，所要尋找的是東西方宗教間的和諧，而不是到那時為止的沖突和對立。

——［德］漢斯·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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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簡介

本書是印度教大師、印度著名學(xué)者斯瓦米·尼基拉南達（Swami Nikhilananda）撰寫的近代印度杰出的思想家、哲學(xué)家辨喜的生平與思想傳記。從早期歲月，到行腳四方的生涯，辨喜的一生雖然不長，但其思想對當(dāng)時和后世都影響頗大。

本書將辨喜的思想與人生歷程結(jié)合起來，展現(xiàn)了其思想發(fā)展的整個過程，并加入了許多人對他的回憶，是一部可讀性較強的人物傳記。

02

著譯者簡介

作者 |［印］斯瓦米·尼基拉南達

神圣母親室利·莎拉達·黛維（Sarada Devi）之親傳弟子，1895年出生，1924年正式剃度為羅摩克里希納教團僧侶。斯瓦米·尼基拉南達尊者曾于喜馬拉雅山的道院潛修數(shù)載，精研印度教及世界諸派哲學(xué)體系，1931年赴美弘法。尊者于1933年創(chuàng)立紐約羅摩克里希納-辨喜中心（Ramakrishna-Vivekananda Center），自此駐錫該道院，于1973年圓寂。

譯者 | 聞中

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藝術(shù)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委員會委員，曾孤身漫游于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森林，追隨印度僧人修習(xí)印度哲學(xué)。兼任浙江省老子研究會副會長，大型文化叢書《梵澄譯叢》主編，出版著作《從大吉嶺到克什米爾》等2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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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世界宗教議會的辨喜（著裝照），18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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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出版者說明

中譯者前言

前言

第一章 早期歲月

第二章 圣者足下

第三章 靈魂操練

第四章 漫游生涯

第五章 行腳西方

第六章 宗教盛會

第七章 弘道美國

第八章 授業(yè)歐美

第九章 榮歸故里

第十章 北方之旅

第十一章 重訪西方

第十二章 功成身藏

詞匯略釋

專用名詞

辨喜云游路線圖

附錄

譯后記 光澍千里，澤被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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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書附贈辨喜掌紋圖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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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一

在近代人類的思想或?qū)W術(shù)史上，我們常常知道有所謂的“西學(xué)東漸”，而未必清楚“東學(xué)西漸”，尤其是獲“東學(xué)西漸”之極大成功的印度學(xué)代表，即辨喜尊者（Swami Vivekananda）云游弘道的西行歷程。而隔著100多年的河岸，我們更不清楚他曾在世界上所創(chuàng) 下的浩大功業(yè)。 然而，誠如印度著名的哲學(xué)家室利·奧羅賓多·高士所云：

辨喜在人類歷史上的出現(xiàn)，標志著擁有圣雄之靈的大師，他注定會把世界放在自己的雙手之間，改變了它的整體面貌與進程；辨喜是印度于世界面前蘇醒的第一個可見的跡象，此一跡象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印度國家的存活，更是印度精神于時代的獲勝。

“存活”是關(guān)乎自身的，“獲勝”則是關(guān)乎世界的。作為近代罕見的精神界之一流豪杰，辨喜憑其一人之力，居然重振印度精神，重振人類文明中最古老的吠陀（Veda）宗教。而且，作為先知式人物，在全球化的初期，借著1893年于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人類首屆 “世界宗教議會”（The Parliament of Religions）的一席發(fā)言，一舉成為那個時代最為輝煌的人物之一。當(dāng)代宗教對話的領(lǐng)軍人物、德國學(xué)者漢斯·昆曾帶著滿腔的敬意承認：

辨喜是在人類第一次基督宗教與東方宗教正式相遇的大會上，最具有精神權(quán)威性的人物，他超越自己的時代太遠了， 他所要尋找的是東西方宗教間的和諧，而不是到那時為止的沖突和對立。

雖然，辨喜不到40歲就英年早逝，但其罕見的智慧、深宏的學(xué)養(yǎng)與杰出的事功，以其雷霆閃電一般的雄辯和溫柔和平的大慈悲力，在短短十來年歲月的四方走動之間，于世界產(chǎn)生了極強勁的印度文明之沖擊波。這種影響目前不但在延續(xù)，而且“潮水”還在高漲。至于他當(dāng)初在世界各個地方建立的羅摩克里希納傳道會，至今還是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歷史最久、威望最高的印度文化與思想傳播機構(gòu)。

二

不管是誰，只要稍稍涉足人類文明的整體進程，或者是觀察過文化河流的興衰與起伏，他多多少少會感覺到最近100多年來，印度文明的巨大身影，已經(jīng)成了此時代的一個重要的精神背景。而這一切，若是真要追溯的話，還不得不追溯至辨喜尊者那里。東方文明對世界的影響，其實還有很多的案例可稽，比如古典時期的波斯文化、印度的佛教文化、中東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后來以阿拉伯世界為主導(dǎo)的伊斯蘭宗教的傳播，都曾造成過經(jīng)久不衰的全球性沖擊，并不同程度地刷新了世界文明的面貌。但是，其中除佛教文化的傳播屬于標準的印度人所締造的和平聲音外，余者幾乎伴有戰(zhàn)爭與殺戮。蓋以文化或宗教的改宗為目的的性靈思潮，給世界帶來新思想、新宗教的同時，不免造成了巨大的不安與對抗。而近代以來，就精神的強勁與和平而論，當(dāng)數(shù)辨喜所帶來的這一次嶄新的吠檀多運動最為有力，他在新大陸是這樣開篇的：

美國的姐妹們、美國的兄弟們……我所皈依的宗教教導(dǎo)世人要容忍和普遍地接受其他事物，對此我引以為榮。我們不僅相信普遍寬容，而且接納所有的宗教都是真實的……我來，不是為了讓你們接受新的信仰……我是要你們保持原來的信仰，我要讓循理會信徒成為更好的循理會信徒，長老會教友成為更好的長老會教友，唯一神教派的教徒能夠成為更好的唯一神教派的教徒。我要教會你們活出自己的真理，要啟示你們內(nèi)在的靈魂之光。

這種萬物并育、諸道不悖而共在的理性聲音，于宗教史而論，我們還真是久違了。它其實是直接呼應(yīng)了2400多年前的佛陀精神和1900多年前的耶穌精神。在印度本土實踐這種和平精神之最偉大的代表，則應(yīng)該是孔雀王朝的皇帝阿育王（Ashoka），他在皈依佛教之后，曾于天竺四境立下了著名的阿育王石柱，其銘文曰：

不要詆毀別的宗教，不要無故蔑視他者，恰恰相反，應(yīng)將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臉s耀賦予他者。只有這樣做了，你自己的宗教才會得到幫助，他人的宗教也均沾利益。否則，在傷害他人宗教的同時，你必定毀掉自己。

如今，時隔2000多年后，這種聲音又被辨喜重新說出，令時人耳目一新，倍感振奮。他進而提出了“普遍性宗教”（Universal Religion）的概念。這一概念于今日的全球化時代，價值尤其重大。其實，這也應(yīng)當(dāng)屬于自古以來人類文明當(dāng)中最有意義的靈性精神了，比如以東方文化為代表，在佛教里，此所謂一室多燈，光光相涉而不相礙；在中國文化中，則被說成“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三

我們再縮小一下范圍，即退一步講，就印度文明本身對世界的影響而言，若僅是以西方世界的拿來主義者為例，比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入駐印度，隨后有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在加爾各答的公園街所創(chuàng)立的“亞洲學(xué)會”（Asiatic Society），以及其著名會刊《亞洲研究》等學(xué)術(shù)活動作為文明對話與相熏的證據(jù)，這似乎又會過于孟浪、過于輕率。

彼種研究與探討，畢竟屬于西人之茶余雅興，而非東方的真精神、真思想的傳達。因為文明與文明的彼此影響，除有最基本的平等與溝通的立場之外，至少，尚需滿足兩個條件：第一，最好有該文明的真實代表在場；第二，其文明的精神，得依靠這類具備資格的代表，主動地并且自愿地加以傳遞與弘揚。這才會有真實的建構(gòu)，沒有此種文化精英層面的參與及互動，一切看似有形的存在，最后都會風(fēng)流云散、化作虛無。而辨喜在西方世界締造的功業(yè)，完全符合此種建構(gòu)性條件，而且，最后證明這一次的東學(xué)西漸極為成功。

辨喜作為一代杰出的印度圣者，原本是真實的印度教的托缽僧，他安心恬蕩，棲志浮云，曾長期漫游在五天竺（指古印度）的群山密林深處，徹底無意于塵世生涯的種種物質(zhì)或令名的追求。筆者曾朝覲過喜馬拉雅山中部的阿莫拉著名的洞穴（Kasar Devi Cave），找到了辨喜當(dāng)年打坐的那個洞穴。這是一個中空的怪石，嶙峋異常，里面僅可容身一人。據(jù)說，辨喜在這里曾達到了極高的性靈境界。他的東西方弟子后來記載道，其中有三天三夜，辨喜幾乎全在那種深度的禪定當(dāng)中。現(xiàn)在，邊上有一個金屬做的示意牌，說明了尊者當(dāng)年的修行境界，以及后來之所以遠走歐美的緣由，足以見出其入世的一顆偉大悲心：

正是在此峰此洞，孤聳云天，辨喜進行巔峰的精神修煉，極為嚴酷，時在1890年的9月。他的性靈層次越來越高漲，有極強烈的精神啟示，他的臉上閃耀著神圣的光芒，如同火焰在照射。但是，當(dāng)他到達精神體驗的頂峰時，他感到了一種巨大的沖動，想要為受苦受難的人類服務(wù)。于是，他從個人的性靈喜樂當(dāng)中走了出來，準備為這個世界工作。

以印度為代表的東方世界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皆有各自的長處，也有各自的短板。比如，前者的頹于行動與后者的流于物質(zhì)，都是一種人道的偏途，要讓前者成為世界靈性之寶庫，助益后者，才能凸顯民族救亡之資格，并將力量的本質(zhì)孕育于每個人心中的阿特曼（Atman，指靈魂），通過行動掃除摩耶、驅(qū)除幻覺。于是，命運使然，辨喜尊者悟得此一精髓，最后違背國家禁令，遠渡重洋，抵達了西方文明最前沿的城市，傳播印度最精深的吠檀多哲學(xué)與瑜伽思想，把民族的宗教變?yōu)槭澜缧缘淖诮蹋⑴c無數(shù)的西方精英有了正面的切磋與較量，遂驚為天人，遽獲巨大的成功。一個托缽化緣的僧人，瞬間成了一個光芒萬丈的存在，開始于東西方兩個世界之間奔走。

他的導(dǎo)師室利·羅摩克里希納在世時，曾希望他成為一棵可以給千萬人帶來陰涼的大菩提樹，而不是一個專注于個人解脫的山林隱士。這就是辨喜接下來一直到離世前的全部生活狀態(tài)。他10年的工作，奔走東西，卓有成效，末后，便帶來20世紀波瀾壯闊的神秘思想之于文明世界的再度卷起，點燃西方社會持續(xù)升溫的“東方熱”，誘發(fā)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不辭倦怠、萬里橫穿來到印度恒河邊的貝魯爾道院（Belur Math）朝圣。

簡言之，辨喜尊者影響之巨，幾乎遍及群儕，印度本土的泰戈爾父子兩代人向他致敬；室利·奧羅賓多·高士囚在獄中，因得其啟示，而終至人生面目的全盤改寫；甘地則以未能向他成功朝圣而抱憾終生；同時，作為全球化時代早期的豪杰，他影響了列夫·托爾斯泰、威廉·詹姆斯、麥克斯·繆勒、羅曼·羅蘭、亨利·柏格森、阿諾德·湯因比等人。所以，他確實是罕見的，他跋涉過東西方文明凝定于心靈內(nèi)在的高度與深度，“吸盡西江水”“獨坐大雄峰”；他領(lǐng)悟了梵學(xué)之樞機秘義，一朝敷布，如輪之轂，上下四方無不通達，實發(fā)大光芒、立大功業(yè)之一代巨子也。

也唯有這樣的世外高人，他們曾真實地立在喜馬拉雅山雄峻峰巒的至高處，呼吸過人間稀薄的空氣，內(nèi)心閃耀著恒定的寧靜光輝。唯此等人，才有可能擁有真實的非執(zhí)著之行動力，超越于諸種世俗的名韁利鎖，為時代創(chuàng)造出生氣勃勃的新福音。

其實，福音從來不是靜止的，正如創(chuàng)世不是靜止的一樣，它們唯在有大能力的人的手掌中才會不斷地生成。而辨喜就是這樣的人。他如此浩大的功業(yè)首先是在美國展開的，后來波及歐洲，最后席卷整個文明世界，而其最初的著作，亦得益于他眾多的英美諸國的弟子筆錄手寫。

四

作為19世紀末葉的重要人物，又是近代印度精神抵達西方世界的第一位東方文化信使，辨喜的演講為世界無數(shù)人提供了一條入世與出世并行不悖的重要路徑。該路徑強調(diào)行動的吠檀多與精神意義的不二論主義，強調(diào)了人世的實踐價值，“用雄健的身姿涉世，以寧靜的心靈超世”，按照印度的圣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室利·克里希納（Krishna）在俱盧之野（Kurukshetra）的戰(zhàn)場上傳遞給英雄阿周那的無執(zhí)之道，進入繁復(fù)龐雜的人間之日常生活，將人類的世俗情感升華為神圣之摯愛，參之以不二論的智慧，從而抵達性靈境界的完美。他也借此行動之道，即行動瑜伽的精蘊，溝通了東西方兩個半球暌違已久的宗教。

在辨喜區(qū)區(qū)４０年不到的短暫生命中，他給世界留下了大量的講話、書信與詩歌，還有門徒記錄的各種各樣的筆記稿、日記稿等，最后形成了皇皇九卷本的英文著作。他在歐美弘道的時候，與西方世界的著名人物，比如思想家、科學(xué)家與藝術(shù)家的對話，大多數(shù)已散佚了，唯有少數(shù)被整理成冊。這些書籍與辨喜本人的著作一樣，目前已大部分被譯成了各種語言。他對亞洲文明力量的充分自信，不但鼓舞了印度的自立自強，成為“近代印度的民族之父”，也使他一舉成了東方文明的杰出代表，令后人高山仰止。

他在宗教信仰上，著重強調(diào)的是，信仰當(dāng)以人為本，而非人以信仰為本。就像許多真正的覺悟者那樣，他肯定了這一重點：真正的信仰是為人類服務(wù)，而非人類背上了信仰的枷鎖，棄絕了人道的生涯。

關(guān)于辨喜的生平傳記，我們知道世界上已有許多不朽之作，尤其是由他的東西方門徒所編撰而成的厚厚兩卷《辨喜尊者大傳》 （The Life of Swami Vivekananda），以及他最重要的門徒尼薇迪塔修女（MargaratE. Noble，亦稱為Sister Nivedita）的第一手切 近觀察之作《我眼中的辨喜大師》（The Master as I Saw Him）。而在眾多涉及辨喜生平的著作之中，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辨喜傳》特別引人注目。這是相當(dāng)權(quán)威的一本傳記，羅曼·羅蘭用一種雄渾跌宕、搖曳生姿之筆觸，以云端之高昂、水淵之深默、長天闊地之大襟懷、文字世界之氣象萬千，還從人類宗教與性靈的本質(zhì)入手，將印度精神跟西方精神做了一個深度的學(xué)理會通，堪稱大家手筆。

羅曼·羅蘭自身擁有一種理性與超理性的雙重體證。從靈光閃現(xiàn)的少年時代，再到青年期的意義危機，后來，在他人生的中年階段，于戰(zhàn)爭年代因反戰(zhàn)而被自己的祖國孤立，跟整個時代的喧囂聲對抗，十分頑強而孤絕，所以，他深深懂得人世永恒的孤獨情滋味，故對人類世界寂寞至極的圣賢英雄之贊美與歌唱，也純是發(fā)乎內(nèi)心的一份懇切。就此，他寫出了一部部神光熠熠的偉人傳。

羅曼·羅蘭寫傳記，是在刻畫一個崇高人格、刻畫一個帶有神性光輝的人，那容易讓書寫者與閱讀者都面臨一種匍匐樣式的崇拜。顯然，羅曼·羅蘭不是這樣的作家，他與傳主往往處于平等的席位分庭抗禮，常常于文本中直接展開一些叩問與質(zhì)疑，而且，他還毫不退縮地一層一層地叩問進去，直到把傳主的真實生命呈現(xiàn)出來。

近幾百年中，能夠?qū)⒂⑿叟c圣賢的傳記寫到這個分兒上，是很罕見的。羅曼·羅蘭直追古羅馬帝國時代的大傳記家普魯塔克和中國西漢時代為思想家、游俠與刺客列風(fēng)雷之傳的司馬遷。所以，羅曼·羅蘭寫的印度三賢——甘地、羅摩克里希納與辨喜——的傳記對西方讀者這樣說：“我將這一顆新秋的果實，這一脈新性靈的訊息帶到歐洲來，這是一首印度的交響樂。”這是值得向眾人推薦的傳記類杰作，尤其是《辨喜傳》——因辨喜是三人之中性格最復(fù)雜、遭遇最酷烈，對人類的精神影響也是最為深刻的，峻烈高聳，猶如被四種靈魂之風(fēng)吹打的懸崖峭壁。故需要吾人深讀之，三復(fù)斯言，或許能夠斬獲“腸千結(jié)兮服膺”，終于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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