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春”改名，要什么“精神證明”？| 新京報快評

公民姓名權受到法律保護。圖/IC photo

“工作人員說我的名字沒有歧義，她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的感受呢？”

據四川日報報道，四川省廣元市旺蒼縣一位叫“麗春”的成年女性，因長期厭惡本名帶來的心理困擾，先后四次前往派出所、兩次提交正式申請要求變更姓名，均被當地公安機關以“名字無歧義”為由駁回。事件最新進展是，警方居然要求申請人補充提交醫院開具的“精神證明”，以證實原名對其造成了精神傷害，方會考慮批準其申請。

這一看似普通的更名權糾紛，迅速激起輿論漣漪。基層執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紅頭文件”架空國家法律、行政規程凌駕于公民基本權利之上等沉疴，再次被置于公共視野的焦點。

一個成年人，有沒有權更改自己的姓名，憲法上有總規：人格尊嚴不容侵犯。民法典里有具體法條，“自然人享有姓名權，有權依法決定、使用、變更或者許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作為個體身份最核心的符號載體，姓名的變更權在基本法上得到了明確確認。這是公民可自主行使的法定權利，而不是必須經由行政機關嚴格審查方能獲得的特許。

然而，在此次個案中，我們卻看到一道無形的玻璃門橫亙于法律條文與權利實現之間——這道玻璃門，并非源于法律本身的模糊或缺失，而是由某些具體的行政規章甚至部門紅頭文件所設立。

支撐旺蒼縣公安局作出駁回決定的依據，是一份四川省公安廳于2018年印發的《全省公安機關戶政管理工作規程（試行）》。其中規定，“成年人原則上不允許變更姓名。”只有在該“規程”列舉的五種例外情形下，才可以申請變更姓名。

民法典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就這樣被一部下位的、部門性的“紅頭文件”直接宣告了“原則上不允許”。姓名變更從一項公民可自主發起的權利行使，悄然轉化為需由行政機關審核、批準的行政行為。

這種“原則”與“例外”的顛倒，使得受憲法和基本法保障的姓名權在基層執法環節被懸置，公民必須承擔起證明自己屬于某種“例外”的舉證責任，甚至不得不以出示“精神證明”的方式，來“自證”其人格尊嚴所受的創傷。這樣的荒腔走板，本身已可視為對申請人人格尊嚴的二次傷害。

“白頭不如紅頭”（國家法律不如部門紅頭文件）、“上位法不如下位法”的執法怪象，并非孤例。從繁雜的行政審批到苛刻的證明要求，在諸多民生領域潛滋暗長。其根源，在于部分基層執法部門將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內部考核的低風險性置于公民法定權利保障之上。

執法人員習慣于依據更為具體、更易操作的內部規程，而非原則性更強的國家法律來行事。長此以往，國家立法所精心構筑的權利保障體系，就會在“最后一公里”的落實中消失。

這種“消失”，是國家法律的權威和效力，在執法實踐中被地方性、部門性的規則所替代、所稀釋，進而導致法治的統一性在基層被虛化。

改變這一現狀，需要多管齊下的努力。其中，強化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合規性審查與備案監督機制是關鍵所在。任何部門或地方制定的實施細則、工作規程，其合法性底線在于不得減損公民法定權利、不得增設法律未規定的公民義務。

好在報道中提及，四川省公安廳已注意到現行文件中與法律法規沖突的內容，并表示正在調整修訂。這無疑是朝向法治統一邁出的正確一步。

而在“紅頭文件”被廢止之前，民法典不應“消失”，“麗春”的更名權更不應繼續在玻璃門外徘徊。執行民法典和修訂與法律法規相沖突的“紅頭文件”原本并不沖突。

撰稿 / 王仁琳（法律學者）

編輯 / 徐秋穎

校對 / 李立軍 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