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擦邊”擦傷孩子

在流量思維和算法邏輯的助推下，越來越多的擦邊視頻正在“誤傷”孩子。

來源 | 中國教師報

本報記者 | 萬景達

本應是歡快的兒歌，卻跳轉到低俗擦邊直播，這是最近許多家長打開兒童啟蒙領域知名品牌“寶寶巴士”旗下一款App時面臨的尷尬。

這并非個例，四川省廣元市利州區雪峰小學教師侯春蓉告訴記者，她曾在課堂上讓學生用“絲”字組詞，一個孩子脫口而出“黑絲”。課后孩子告訴她是“網上看到的，覺得好玩有意思”，意識到不對的侯春蓉找到孩子的家長，家長竟說“娃兒要耍，管不到，我自己也在看”。

山東聊城某中學班主任小謝告訴記者，擦邊視頻已在孩子生活中越來越多，很多“下三路”的語言和動作讓她不知所措，自己還要到網上專門搜索相關視頻才能理解。

在流量思維和算法邏輯的助推下，越來越多的擦邊視頻正在“誤傷”孩子。

何為“擦邊”

擦邊視頻讓不少教師和家長感到憂慮，但關于何為“擦邊”的基礎問題總是模糊不清。

“‘擦邊’是網絡用語，并不規范。”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燕玲告訴記者，“擦邊”與性相關聯，但不需要達到“淫穢”的程度。“《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簡稱《規定》）第七條所指的‘性暗示、性挑逗等易使人產生性聯想’的事物或信息符合一般人理解的‘擦邊’。同時，其中的‘低俗、庸俗、媚俗’也完全可以納入‘擦邊’的范圍。”此外，她強調未成年人有特殊保護的必要性，可能引起未成年人模仿違反社會道德行為、誘導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等的信息也可以說是“擦邊”。

如果傳播的視頻符合“具體描繪性行為或者露骨宣揚色情的誨淫性視頻文件”的標準，就可能被認定為“淫穢物品”或“淫穢信息”，“這就屬于嚴重違法，甚至達到犯罪的標準（如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王燕玲說。

由誰來判斷視頻是否屬于“擦邊”？王燕玲表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判斷責任由網絡服務提供者、監管部門和司法機關共同履行。其中網絡信息內容服務平臺是“擦邊”的認定主體，應該主動防范和抵制。網信等有關主管部門及司法機關是認定“擦邊視頻”違法性的權威主體。

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黨委副書記祁雪晶表示，公眾可以對所認為的擦邊視頻進行舉報和監督。此外，中國網絡社會組織聯合會、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中國互聯網協會等行業組織也會設立自律組織，制定內容審核標準細則，指導會員單位建立健全服務規范。

“‘擦邊內容’的界定絕非單一主體所能完成。”人民德育專家委員會秘書長吳迪建議，應由網信部門牽頭，聯合德育專家、兒童心理學者等制定細化標準，將“低俗暗示”“畸形審美”等內容明確入冊，同時暢通家長、教師舉報渠道，形成“專業判定+公眾監督”的合力。

擦傷童年

陽光之下，擦邊視頻正在“擦傷”孩子的童年。

“這類視頻傳達出的不良價值觀可能會誤導未成年人，影響他們正確價值觀的形成。”祁雪晶表示，未成年人可能會模仿擦邊視頻中的不當動作或語言，導致不良習慣的養成。此外，接觸到擦邊視頻可能會使未成年人產生焦慮、恐懼等不良情緒，對其心理健康造成傷害。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王增利認為，過早接觸成人化、性暗示的內容，會對孩子的性心理發展造成困擾，嚴重影響孩子的身心健康。

有教師告訴記者，一些孩子還會冒用家長身份觀看擦邊直播并打賞，部分家庭經濟損失達數萬甚至幾十萬元。

事實上，我國對未成年人網絡環境實行更高標準、更嚴尺度的監管制度，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然而，現實中擦邊視頻仍在未成年人中不斷傳播，存在“破窗效應”。

擦邊視頻為何總是屢禁不止？“如今的算法推薦機制助長‘流量至上’。”王燕玲表示，當前部分平臺為追求點擊率與廣告收益，采用“感官刺激優先”的推薦邏輯，帶有強烈視覺沖擊力的“擦邊內容”更容易獲得曝光權重。

雖然《規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可以作為制作、傳播擦邊視頻的危害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的依據，但在具體適用過程中往往遇到損害后果難以量化、因果鏈條難以舉證等困難，導致受害者維權困難。

“部分企業沒有嚴格落實內容審核主體責任，對廣告合作方的審核不夠嚴格，導致擦邊視頻或廣告得以傳播。”在祁雪晶看來，當下網絡內容海量且傳播迅速，監管部門難以做到對所有內容進行實時、全面的監控，而一些擦邊內容可能會通過隱蔽的方式進行傳播，也增加了監管的難度。

吳迪認為，問題的核心在于“利益優先于德育責任”，當下許多違法企業用“事后整改”替代了“事前德育把關”，“法律與機制的生命力在于落實，必須明確企業‘德育審核’義務，將內容合規與德育導向納入企業考核。”

“班里一些家長網絡素養不高，自己都在看擦邊視頻，會對孩子形成不良示范。”小謝告訴記者，還有的家長甚至會主動將手機給孩子玩以求“清閑”，“手機成了‘電子保姆’，孩子直接暴露在不良信息的‘圍堵’之下。”

遠離擦邊

保護兒童遠離擦邊視頻，不能僅靠單一主體發力。北京實驗學校（海淀）幼兒園園長史艷楓向記者表示，政府、互聯網企業、家庭乃至教育工作者需要形成合力。

首要在于修復屏蔽擦邊視頻的“臭氧層”。王燕玲建議，主管部門要在已有法律基礎上細化“軟色情”等定義的認定標準，明確不同網絡信息服務對象并分級管理，對兒童專屬應用場景強制備案，要求平臺定期公布算法推薦邏輯白皮書，接受社會監督。對多次發生類似問題的企業納入信用懲戒名單。

容易被廣告方“坑”的企業可以設立獨立的內容安全委員會，直接向董事會匯報，確保審核決策不受商業利益干擾。此外，要完善公眾通過網絡舉報平臺投訴涉未成年人不良信息的機制，并建立有關侵犯未成年人案件的公益訴訟配套機制。

“企業和政府守好‘前門’，關鍵在于家長筑牢‘后院’。”在北京京華實驗學校校長李雪梅看來，在陪伴中家長可以及時發現問題，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機會與孩子溝通，教會他們辨別不良信息，建立起內在的防火墻。“這比單純的技術攔截更有效，因為它能培養孩子的媒介素養和自我保護能力。”

祁雪晶則建議建設家校社聯動平臺，為未成年人網絡安全提供全方位協同支持。一方面平臺可聯動網信、公安等部門，實時同步更新網絡不良信息動態、新型網絡詐騙手段等預警內容，另一方面家長、教師也可通過平臺反饋學生接觸不良信息的情況，形成“發現—上報—處置”的快速響應機制。此外，平臺可以整合優質網絡素養教育資源，供學校開展課堂教學和家長自主學習，邀請心理專家、律師等專業人士提供心理疏導、法律建議等個性化服務。

從技術遏制技術的思路出發，專家建議企業可以通過AI實現更精準的未成年人身份識別，并開發家長監管模式，讓監護人實時掌握未成年人使用軟件的情況。也可以利用AI識別視頻中是否存在語言侮辱性詞匯、衣著暴露等指標，自動屏蔽高危內容。

“唯有將‘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理念貫穿產品設計、內容審核與社會治理全過程，方能真正構筑清朗健康的網絡成長空間。”王燕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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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

編輯 | 皮皮兵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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