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張作霖時代東北軍能夠打到長江，而張學良時期自保都困難？

歷史的聚光燈聚焦于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奉系一戰定乾坤，干趴直系，從平津一路打到上海，勢力范圍延伸至長江流域。

但是好景不長，四年后的1928年，奉系就丟失平津，被北伐軍壓迫到山海關，不久少帥宣布易幟，北洋軍閥正式消失在了歷史舞臺。

令人疑問的是：為何奉系短短四年時間，就從巔峰狀態的一統天下之勢，跌落到了自身難保的境地？

其一，從歷史大勢來看。

北洋政府自袁世凱肇始，通過不正手段竊取辛亥成果，北洋本身就是得位不正，再加上復辟鬧劇、廢法鬧劇接連上演，注定了北洋政權不得人心，且自身內部矛盾重重。

終于在袁世凱死后，北洋內部迅速分崩離析，皖直奉各系割據一方自相殘殺，北洋軍閥整體的實力在不斷內損。

皖系率先出局，直系基本打殘，奉系雖然最后短暫掌控北京政權，并號稱三十萬海陸空大軍，實際則是外強中干，且有南方革命黨和外患掣肘。

尤其在張作霖死后，奉系內外矛盾已達到頂點，外有幾近撕破臉皮的日本，內有勢如破竹的北伐軍關口叫陣，東北除了易幟似乎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其二，從奉系內部來看。

先說東北的人才和組織。

張作霖時代，東北內部分為兩派來拱衛奉系政權，即老派與新派。

老派以張作霖的把兄弟張作相、吳俊升等人為代表，老派不懂新式戰法，依舊是綠林好漢那一套戰爭思維，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就能看出來，這套戰法已經不好使了，連直系舊軍閥都打不贏，更別說北伐軍和關東軍。

張作霖也很清楚，奉系的未來，靠這幫江湖義氣的老鐵們已經指望不上了。東北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銳意進取的新派年輕人身上。

新派以韓麟春、姜登選、郭松齡、楊常為主，這些人懂新式戰法，也對奉系的未來發展有更深遠的考慮，在當時全國軍閥們都在裁汰舊軍發展新軍的大背景下，新派無疑是東北未來競爭天下的資本。

新派在實踐中也不負眾望，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直接打到了長江，和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日暮西山的老派形成鮮明對比，老帥深知新派的強大，并且把新軍主力和能打的將領都交到了親兒手中。

新派基本上可以說是向張學良嫡系的方向上發展。但是可惜，新派內部因原生教育土壤不同，導致政見不和黨同伐異，因而內部矛盾交織，這就造成了后來新派內部爆發武裝叛亂。多次內亂中消耗了新派的力量，到了老帥后期奉軍實際就已經元氣大傷，甚至連自保都困難。

到了少帥時代，老帥沒留下啥政治遺產，反而留下了個爛攤子，連個能收拾東北局面的能臣都找不到。托孤老將郭松齡在叛亂中失敗被殺，名將姜登選也死于郭的叛亂，名將韓麟春不久病死，能臣楊宇霆、常蔭槐后來犯了張學良忌諱被誅殺。東北到了少帥統治時代可謂人才凋零殆盡，軍隊組織也歷經內亂而混亂不堪，局面非常被動。

同時也能看出二十多歲的張學良在無人輔佐的情況下，根本就不具備掌控東北大局的能力，在內外外交上也毫無自主性，只能被蔣先生所左右。

再來看一下彼時東北的財政狀況。

張作霖前期，奉系戰爭規模較小，基本上是以鞏固東北統治為主，盡管在財政上略有赤字，但在能臣王永江稅制改革后，財政開始扭虧轉盈，1920年的時候，尚有盈余1100萬 。

在張作霖后期，奉系入關逐鹿中原，軍費壓力山大，到1930年，奉軍年赤字高達7000萬，又由于濫發“奉幣”填補軍費開支，導致東北金融混亂幾近崩潰，只得向日本求助貸款。

孤注一擲的奉軍最終戰敗退回關外，南方地盤完全喪失，還欠了一屁股外債，留給繼任者張學良一個搖搖欲墜的奉張政權。

其三，從奉系外部來看。

奉系根基所在東北，而東北正處于日俄兩大列強夾擊之下，相對弱小的奉張夾縫求生，也恰恰是東北同時被日俄兩大帝國覬覦，而保持出了相對平衡穩定的外交態勢。

蘇俄與奉張在外交上歷來不和，又是南方北伐軍的堅定支持者，因而導致奉系更加傾向于依附日本。而日本對東北的控制權也強于蘇俄，原因最早可追溯到《馬關條約》時期的條約款項，日本在東北地區的經濟、交通、軍事等優勢較俄更為明顯，所以與奉張的合作也更加深入，甚至可以說是操控著奉張命脈。

但奉張也不甘成其傀儡，與日本長期處于相互利用的狀態。日本方面自然不會允許自身國家利益持續受損，尤其是受當時全球經濟大蕭條的影響，日本國內全指望外來資源給國內輸血渡劫，自然不會任由奉張玩弄，不受操控且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的張作霖必然會被日本無情拋。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殺害，代表了日本對東北立場已由扶持傀儡政權到取而代之的轉變。

因而到了少帥時代，日本對東北的態度也發生了大轉彎，少帥已經沒有籌碼跟日本去搞啥平衡外交，要么拼光家底被日本吃掉，要么依附蔣先生。

綜上三點，奉系在張作霖時代同北洋系軍閥交鋒時尚自保有余，也有條件適當延伸奉系的生存空間。但是隨著形勢的不斷發展，內有全國統一形勢的明朗，外有日本國內危機對外擴張野心的膨脹，且東北自身實力也已經大不如前，到了張學良繼任之時，奉系已經到了生死存亡之際，張學良最終只能無奈選擇易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