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鈞、周秉德：周恩來親筆批示逮捕父親周恩壽

父親周恩壽被捕經過

作者：周秉鈞

父親被捕，七媽讓我連夜住進西花廳

“文革”中伯父（周恩來）除了應對全國的混亂局面外，不久，也必須面對自己家中的意外情況了。1968年1月，我正在北京參加空軍系統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大會。會開完了，我準備第二天就回部隊。所以，當晚買了條中華煙回去看父母。到家，卻發現爸爸不在。問15歲的小妹妹秉建，她支吾著說出去了。“這么晚了還能去哪兒？出遠門還是見朋友？”我接著問，秉建忍不住了，說爸爸昨晚被人帶走了。

周恩壽

我大吃一驚。因為家里沒電話，趕緊跑到外面用公用電話打電話給七媽（鄧穎超）。七媽說：“這事我已經知道了，你現在馬上來我這一趟！”

我趕到西花廳時，天已經黑了。大冬天的，很冷，七媽正穿著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面的臺階上等我。我上臺階，敬個軍禮。不等我說話，七媽就開口了：“秉鈞，你回答我，你對這事是什么態度？”

我也不愧是學毛著積極分子，（笑）說毛主席在1955年“肅反”的時候講過：“這次肅反不同以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殺可不殺的不殺。”這次既然抓了，看來是非抓不行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事實，沒法進一步表態。

七媽說“好吧”，轉身和我一起進客廳，又說了一句：“你知道我為何在此等你？就是要在你沒有進入客廳、腦子來不及轉圈的情況下問你。你這時說的才是真心話。你的態度是對的。”然后又告訴我：“你今晚就住我這里，不用回去啦。”

我說明天要回部隊，行李都在家，而且剛才還沒有見到媽媽，我得和她談談。

七媽說：“應該和你媽媽談談，但再晚也要回我這里來。”

我明白她的意思，在我爸爸剛被抓的情況下，我在家里住，日后萬一審查起來也說不清楚。住在七媽處，就不會有人說什么了。

我又馬上趕回家里，向母親詳細了解情況。母親說，昨天晚上，是北京衛戍區的政委黃作珍親自來家里帶人的。我媽問怎么回事，黃說還要了解才能真正搞清楚，只是要她相信群眾相信黨。該上班上班，教育好孩子，此事不能外傳，就連對兒子也不能講。還交代說，父親的退休金照發，但我們家人不能動，每月會有人按時來取30元作為他的生活費用。

周恩壽一家

一家人愁云慘淡。我對母親說，咱們都等等情況再說吧。母親還說，她在我爸的抽屜中發現了500塊錢，問我怎么辦。我說要問七媽，然后給母親留了200塊錢，拿上行李，穿上大衣，就又去了西花廳。

這時已經10點多了，伯父也回來了。我對他說：飛行員要忠誠老實，既然父親出了問題，我就不能隱瞞，回去要向組織怎么說？

伯父說，不要給你們的基層組織說了，直接給吳司令（吳法憲）說吧。

我又提到500塊錢的事。伯父說，告訴你母親，看看是不是新票子，號碼是否連起來的，如果是，就不能動。

次日早上7點，我起床到客廳，伯父已經從外面辦事回來了，告訴我：“不要再找吳司令了，我昨晚見到他了，已經說了此事。你何時能向你們基層組織講，我會告訴你的。”說完這些，又進了他的辦公室。

七媽說：“這事要盡快讓秉德（周秉鈞的大姐，時在西安工作）知道。我馬上寫一封信，你給小六（周秉鈞的小妹周秉建，讀中學）送去，讓她馬上去西安。”

我拿信找到小妹，因為學校里不方便說話，就到了西單電報大樓大廳，將信給她，讓她馬上坐火車到西安去了。

隨后，我也回到廣東。再也沒有父親的任何消息。只是聽母親說，每個月都有一個叫王金嶺的干部到家里來拿爸爸30元的退休金，或者一些換洗衣物。但父親具體關在哪里，一直不知道。直到1975年夏天，父親才被釋放，整整關了七年半。

1952年夏，周恩來、鄧穎超與周秉德、周秉宜、周秉鈞在頤和園內的諧趣園

伯父親自簽署逮捕令，伯父去世后我們才知內情

但是，對我父親究竟為何被抓，我們一直不是很清楚，直到1981年，有一次七媽把我父親、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叫到了西花廳，專門講述了這件事情的經過。七媽說：

“你們伯伯（周恩來）到后來”——七媽說話不喜歡用極端的詞語，“后來”也就是臨終前的意思——“拉著我的手說了一句話：‘一切都拜托你了！’我想，黨和國家的事情也不可能拜托我啊，只能是家里的事，而家里也只有同宇（即周恩壽）這件事最大了。我這兩年專門調材料來看，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原來，我父親當年有幾個比較投緣的朋友，其中一個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此外還有兩個老教授。四人經常在一起吃飯聊天，也難免有些牢騷。劉少奇一倒臺，王家也要清查。紅衛兵在王家抄家時發現一疊請柬，上面有我父親和另外兩個教授的名字。很快，除了我父親，王光琦他們三個都被紅衛兵抓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其中一個教授自殺了。紅衛兵一看死了人，不好辦了，就將所謂的案卷統統送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有我父親的名字，就批了一句：請總理閱。這等于是將了伯父一個軍：你的親弟弟，我看你怎么辦！

伯父就此給主席寫了報告，并提出兩個建議：（1）交給紅衛兵辦；（2）先由衛戍區部隊控制起來，再由組織查證。并說明“我以第二種為宜”。而主席的批示也很簡單：請總理酌辦。

事情到了這個份上，伯父就親自下令批捕了父親。此事交由當時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執行。但是，父親被關押的地方是北京衛戍區一個營房騰出來的地方。所以，并沒有像關在秦城監獄里面的人受到很大的摧殘。這里氣氛相對平和，每人一個房間，可在走廊散步。

講到這里，七媽也說“幸虧是在北京衛戍區”。我父親接著說“否則就死無對證了”。七媽說：“‘文革’中，你伯父也是用這種方法保護了一批人。”

到了1979年，我父親得到平反。后來，我與當年主管我父親的干部王金嶺成了好朋友。他告訴我：你父親不愧是總理的弟弟，甚至可以說是偉大的弟弟。因為那時經常有人過來審查他，就是想從他話中找漏洞，“抓一句話就能置總理于死地！”開始問不出來，后來就想各種辦法，比如說審問連軸轉，或者跳著年代問，試圖把我父親的思想搞亂。但是，他在里面沒有說過一句錯話，沒有給人抓住任何把柄。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伯父親自下令抓自己的親弟弟，這該有多難啊！我父親不過是個小人物，退休前也只是一個內務部的專員。

我保存的當年那份逮捕令上寫著“立即逮捕周同宇”的字樣，伯父還在旁邊用蠅頭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鈞、周秉華、周秉和，家住北京機織衛胡同27號”。

“文革”中，我們都能夠感受到伯父的艱難處境，但是誰也不能說什么。因為他絕對不允許我們問他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即便父親被抓，我們誰也不再在他面前提及，更不敢說求情釋放的話。而且，在那個年代，連國家主席都被抓了，總理的弟弟又算什么呢？

周恩來1968年親筆批示
逮捕親弟弟周恩壽

作者：周秉德

爸爸被捕的真正的內情，直到“文革”結束后，王金嶺才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我。1968年，王金嶺從野戰部隊調到北京衛戍區，他真沒想到接受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抓我父親——周恩來總理的親弟弟周同宇（周恩壽），而且還是總理親自下的逮捕令！

周恩來與周秉德

爸爸1924年春就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冬天就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7年蔣介石“清黨”時，爸爸遭蔣介石通緝。那時爸爸23歲，正在和一個姑娘談戀愛，癡心的爸爸因失戀向另一位負責同志請假，得允許后直奔了四川。伯伯誤認為是“擅離職守”，對爸爸做了“撤職查辦”的處理。

爸爸脫黨

1927年11月末，伯伯由香港到達上海，見了我爸爸又是一頓批評。當時我的爸爸年輕氣盛，受不得親哥哥的嚴厲訓斥，就離開了我的伯伯周恩來，也離開了革命隊伍。

直到幾十年以后伯伯知道真相后，也坦誠地說：“我那時年輕，火氣大，是我對他幫助不夠。”表現了他對弟弟的負疚和惋惜。

周同宇夫婦

1960年代初，爸爸胃潰瘍越來越厲害，經常請假在家休息，伯伯還安排他到外地治療了幾次，還請我七媽（鄧穎超）聯系當時協和醫院外科名醫吳蔚然大夫為他開刀，但他因病仍不能正常上班。于是，1963年6月，伯伯指示讓爸爸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資明顯地減少，可是家中6個孩子，除了我和當飛行學員的秉鈞外，還有4個孩子都上學，負擔很重。“秉德，我會交代成元功（秘書）他們從現在起，每月從我工資里拿出200元，還是由你拿回去給爸爸媽媽。”伯伯對我說，我除了點頭，還能說什么呢？

爸爸被捕的真正的內情，直到“文革”結束后，王金嶺才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我。1968年，王金嶺從野戰部隊調到北京衛戍區，他真沒想到接受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抓我父親———周恩來總理的親弟弟，而且還是總理親自下的逮捕令！

那天，公安部長謝富治遞給他一份文件，是周恩來總理的親筆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邊周總理還用蠅頭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鈞、周秉華、周秉和，家住北京機織衛胡同27號。“這是外交部紅衛兵報到江青同志那里的一個案子。”

“這個周同宇是什么人？”“他是周總理的親弟弟。”“總理的親弟弟！”王金嶺的頭嗡地響了起來：周總理親筆批抓自己親弟弟的逮捕令？“具體如何執行，由傅崇碧司令員給你布置。”謝富治說罷便起身出門去了。王金嶺敲開傅崇碧司令員辦公室的門，“把你從野戰軍調來，就是相信你有戰斗力！你要敢跟紅衛兵干！”

一身軍裝的傅崇碧司令員聲音洪亮，態度明朗：“這個案子是紅衛兵搞起來的，周同宇就是與王光美的哥哥一塊吃過幾次飯，紅衛兵就說是什么陰謀‘聚餐會’，是特務活動！完全是無中生有，無限上綱嘛！誰知案子報到江青那里，她倒動作快，不問青紅皂白，一下送到了總理辦公室。”

批示拘捕

“周總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議，與其讓紅衛兵亂來，不如由衛戍區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護起來，總理接受了我的建議，不過他提筆批示時想了想，把‘拘留’改為‘拘捕’，這是總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時間太長，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當然就不同了。”

王金嶺非常專注地聽取傅司令下達命令：“這案子是紅衛兵弄起來的，人抓起來后，還要他們繼續介入調查，但你必須左右局面，這是難點之一；第二，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絕對保密！”

“第二個問題好辦。我在野戰部隊當過偵察科長，我馬上去看一看周同宇家周圍環境，夜深人靜時去悄悄執行任務，保證人不知鬼不覺。”王金嶺已經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義是保護，心里點子也多了。“至于第一條，我一定牢記傅司令員的指示，決不給紅衛兵亂來的機會。”“好！”傅崇碧司令員雙手緊握住王金嶺的雙手，提高聲音說：“周總理已經批準了，從今天起，周同宇一家的事，都由你出面關照，你要記住，這不是為哪一個人，是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分憂解難，為無產階級司令部作貢獻吧。周總理為國事已經操碎心，太忙太辛苦了，我們有責任不讓他后院起火！”王金嶺立下誓言：“司令員，您放心，保證完成任務！”

周同宇一家

我永遠忘不掉第一次見到剛出監獄的爸爸的情景。

7年多沒見，爸爸眼含淚：“你知道我和什么人關在一起？都是部長以上的大人物！多虧有你伯伯，把我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這才闖過險灘，要不早就翻船沉沒了！他們整我，目的就是為了整你伯伯，所以，天大的壓力，我也要堅強地活下去。”

（原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年06月15日，本文作者周秉德是周恩來的侄女，曾任中國新聞社副社長，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