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作家入獄的罪名，常常折射出時代的荒誕底色：或因政治立場觸怒當權者，或因思想異端不容于世，更有甚者，
僅因一行詩句便身陷囹圄。而在所有離奇的指控中，“社會寄生蟲”這一標簽，堪稱最具諷刺意味的一筆。
約瑟夫·布羅茨基——這位日后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就曾被這項罪名壓上五年苦役之刑。
1962年，二十二歲的布羅茨基因詩名漸起，引起了蘇聯當局的注意。國家安全部門的監視如影隨形，他的詩作被貼上“晦澀頹廢”的標簽，被指為“宣揚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審訊與騷擾接踵而至，他甚至兩度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試圖以“病態”之名消解他文字中的力量。
1963年底，逮捕令終于降臨。控方的指控近乎荒唐：布羅茨基被指“以黃色詩歌與反蘇作品毒害青年”，更因“不從事社會勞動”，被正式定性為“社會寄生蟲”。
在那場被秘密記錄的庭審上，女法官冷峻質問：“你憑什么自認是詩人？”
他坦然回應：“我想，這是上帝賦予我的天職。”
“你接受過詩人的專業訓練嗎？”
“我認為，這種訓練本就不存在。”
這份庭審記錄后來被輾轉帶出蘇聯，震動了整個西方文壇——一位年輕詩人竟因寫詩而被判五年苦役，成為極權時代最荒誕的注腳。
所幸，在國內外知識界的持續聲援下，布羅茨基僅服刑一年半便獲釋。
1972年，他被剝奪蘇聯國籍，如同被丟棄的“無用之物”般驅逐出境。流亡美國后，他依然筆耕不輟，以俄語與英語雙語創作，讓詩行在兩種文化的交匯中生根發芽。
十五年后，歷史給出了最有力的回應。1987年，四十七歲的布羅茨基站上諾貝爾文學獎領獎臺。
布羅茨基的人生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悖謬：一個宣稱要清除“寄生蟲”的體制，卻將最敏感、最自由的靈魂視為害蟲，連根拔起。
而布羅茨基的詩歌，恰恰在如此的壓迫與流放中，淬煉成一種能夠穿透所有邊界的力量——它越過鐵窗，越過國界，也越過時間的長河，至今仍在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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