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通向法西斯之路，由通貨膨脹鋪就

梁小民：北京大學、北京商學院退休教授，兼任國務院特邀監查員，國家價格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家評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評委，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主要從事當代西方經濟學教學與研究。

法西斯的出現當然有更多，更廣泛的因素，但德國一戰后的惡性通脹是最直接的因素。從世界歷史來看，惡性通脹基本總會導致經濟崩潰和政權更迭。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德國，不是先有了希特勒，再有法西斯，而是先有了法西斯的政治、文化、經濟的歷史根源，再有希特勒。產生法西斯的政治、文化、經濟根源是什么？在這方面學者已有了可觀的研究成果。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紙與鐵》中又一次研究這個問題，并得出了極有意義的結論。

為什么研究法西斯起源的書名叫《紙與鐵》？作者在“引言”中指出，紙“是維持德國最大港口（漢堡）經濟運行的紙幣”，鐵是“運輸貨物、保衛貿易的鋼鐵艦船”。“從廣義上講，則是位于柏林奧拉寧街的帝國印鈔廠印制的紙鈔和債券，以及帝國本身的工業和軍事力量。”

簡言之，紙代表貨幣，鐵代表實體經濟。作者在這本書中研究的是一戰后德國通貨膨脹的原因和后果。這本書的結論是一戰引發了戰后德國嚴重的通貨膨脹，這次通貨膨脹引起了魏瑪共和國的破產，進而導致希特勒的出現和法西斯政權上臺。

故事從1913年6月11日漢堡-美州公司的巨型郵輪“皇帝”號下水開始。巨大的郵輪象征著德國工業與經濟的成就，同時郵輪為富人精英服務而由窮苦的工人制造。這就象征著當時漢堡是“一個經濟迅猛發展，物質分配不公的社會”（第41頁）。

這些是當時整個德國的狀況。1914年一戰開始后，德國為了保證戰時供給，加強了對經濟的控制，把原材料配給權委托給工業企業組成的托拉斯，并成立“戰爭物資部進行監管”（第76頁）。“為了融資，不僅擴大了公共債務規模而且擴大了貨幣供給，甚至為貨幣無限增長創造了空間。”（第84頁）這一切為戰后嚴重通貨膨脹埋下了隱患。所以，“政府融資是德國經濟面臨通貨膨脹壓力的根源”（第106頁）。

一戰以德國的失敗結束，當時漢堡和德國國內物資極其匱乏，食物嚴重不足，政治動亂，爆發了十一月革命。民怨沸騰，“這種民怨帶有一種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色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的原型”（第126頁）。在這種局面下，工資和物價不斷攀升。政府為了平息民怨，同時刺激經濟，實行財政擴張，大幅度增加支出。這種財政政策加之“放松戰時物價管制和公共債務飆升”，就“導致物價失控”（第137頁）。這應該是通貨膨脹之源。

另一方面則是戰后簽訂的《凡爾賽和約》。這個條約被稱為對戰敗方條件苛刻的“迦太基式和約”。當時德國的魏瑪政府企圖修改這個和約，這就形成“修約主義”。當然，無論修約有什么后果，賠款總是少不了的，經濟也會受到巨大沖擊。

因此政府就使馬克匯率貶值，增加出口，并通過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這就是“政府為加快經濟復興堅持采取赤字開支政策，導致流動性過剩加劇。在某些情況下，政府會直接投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給航運上的賠償金”（第171頁）。這又使大多人預期貨幣貶值會持續下去。當時“對馬克的悲觀預期在的德國國內表現為貨幣需求下降”，結果是“1919年的貨幣增長率只有49%，而通貨膨脹率卻高達228%”（第176頁）。

1920年后，德國經濟進入相對穩定時期，但“要改革馬克是否必然崩潰，1920年3月至1921年5月這段時期至關重要”（第201頁），因為在這一時期中，通貨膨脹加劇了。而其原因在于財政赤字嚴重。“赤字的居高不下最終導致通貨膨脹，而引發赤字的核心因素不是逃稅，也不是對新稅制不滿，而是財政支出政策。”（第207頁）

引起支出增加的并不是戰后賠款，而是國內的社會政策，包括提高政府資助企業提高薪酬的支出增加，對失業人員的救濟，住房建設補貼，食品價格補貼，以及給予商船隊的補貼，而且“補貼項目一旦啟動，就很難再停下來”（第211頁）。

通貨膨脹加劇的另一個原因是貨幣供給的迅速增加。引起貨幣擴張的部分原因是財政赤字，但部分則是市場流動性高，而央行貼現率一成不變。這就是“德意志帝國銀行已經在不惜一切代價確保市場中的流動性”（第217頁）。

通貨膨脹加劇的第三個原因是混亂的對外貿易。自由貿易給國內帶來兩種影響，一是出口增加，國內物資短缺，二是進口品物價飆升，這兩者就加劇了通貨膨脹。最后一個原因是勞工運動高漲，引起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尤其是工資的推動。比如，1921年“鋼鐵價格實際降低了16%，工資卻上漲了81%”（第225頁）。

由這一段歷史可以看出，“通貨膨脹是由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造成的”（第2頁）。換句話說，通貨膨脹完全是由政府人為造成的，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就是政府。任何歷史時期，任何國家，都是這樣。德國一戰后的歷史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政府，無論是獨裁的政府，還是民主政府，都繼承了法國路易十五的格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為了經濟上的短期利益而不顧政策的長期結果。當經濟出現困難時，政府會不惜代價直接投資于有效益或無效益的項目，提高社會保障討好民眾，銀行則要擴大貨幣供給來配合政府。

而且，這些支出都有“不可逆性”，只能增加不能減少，即使經濟繁榮了，還要用這些政策來“錦上添花”。這就是通貨膨脹易發而難治的根源。

說到底政府所推崇的都是凱恩斯主義，這也是凱恩斯主義盡管在理論上已被批駁，但仍然長盛不衰的原因。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政府的這種愿望還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但在獨裁制度下，政府的這種愿望會順利地變為現實。這就是從歷史上看，獨裁國家的通貨膨脹比民主國家的長且嚴重的原因所在。德國在一戰后還沒有完全形成現代民主制度，所以，就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一些經濟學家對通貨膨脹有點像對臭豆腐的心態。理論上不敢公開支持通貨膨脹，但總覺得通貨膨脹有利于刺激投資，增加就業，甚至主張為實現經濟增長就要以一定的通貨膨脹為代價。那么，一戰后的通貨膨脹有這樣的好處嗎？讓我們再回到弗格森的《紙與鐵》。

在一戰后，德國政府推動通貨膨脹的動機之一是用通貨膨脹證明自己無力賠償，以達到“修約”的目的。同時，借助于通貨膨脹也可以增加出口，并通過貨幣貶值來減少實際賠款。但這個目的并沒有實現，“事實上利用貨幣貶值來要求修改賠償計劃本身就有問題；它犧牲了國外的投資者，讓德國獲得了非法收益，無論是怎樣的收益，如果想讓其他國家明白這筆巨額賠款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那么更好的方式也許是以更真誠的態度努力按要求支付賠款”（第236-237頁）。

那么，對德國國內經濟呢？在1920年這個相對穩定時期，德國的確出現了生產增加，就是增加，但“這種繁榮只是假象，因此通貨膨脹有利于德國經濟的說法并不成立”（第247頁）。

其表現是1922年經濟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原因則是用通膨來刺激投資并不成功。原來認為，在通貨膨脹下，企業會為了“用真實價值來避險”而增加投資。但事實上，一部分來自政府的投資缺乏經濟合理性，而對私人企業而言，“通貨膨脹加劇會造成企業放棄原有的投資計劃”（第248頁）。

典型的例子就是德意志造船廠原計劃投資1036億馬克，但是1922年，實際用于新工廠的投資只有1660萬馬克（參看第248頁）。而且，人們在行為上的轉變也減弱了貨幣貶值帶來的經濟優勢。這包括生產率的下降，消費的增加。所以，“通貨膨脹促進投資的論調不足為信”（第251頁）。而且“通貨膨脹在經濟方面無疑弊大于利尤其造成了一些結構性問題，如錯誤投資和貨幣疲軟，極大地破壞了資本市場”（第311頁）。

通貨膨脹還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在1919-1922年間，通貨膨脹政策使工資和就業增加，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的確對大多數人更有益處。但用通貨膨脹來實現這個目標，“也只是推遲了一場必然會來到的經濟危機”。德國1924-1932年的失業就高于其他國家（參見第314頁）。

而且，通貨膨脹顯然增加了就業，提高了工資，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工資。但“實際工資上漲并不意味著生活水平提高”，例如食物匱乏，消費品質量低劣，住房長期短缺。而且，收入平等引起兩個惡果，“其一，通貨膨脹把收租人的收入轉移給了工人，從而降低了儲蓄能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后來德國貨幣和資本市場疲軟。其二，如果實際工資的增幅超過了生產力，那么后者就會受到侵蝕，降低整體經濟的增長率”（第317頁）。

這種收入分配平等使中產階級的收入和財產減少。這就使社會不穩定，所以，“我們之所以質疑通貨膨脹對收入分配的平衡作用，原因之一是它沒有促成社會的穩定”（第318頁）。

通貨膨脹還改變了傳統的文化。“19世紀，"資產階級經歷了一場沉默革命"，其依據是自由市場、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法治精神以及建設公共領域等原則，然而通貨膨脹卻吞噬了這場革命的成果。資產階級社會提倡勤奮工作，但通貨膨脹卻打破了生產效率和報酬之間的關系，勤奮程度和收入高低無關。資產階級社會強調節儉和簡樸，但通貨膨脹卻剝奪了儲蓄者的利益，讓那些過度借債和過度消費的人獲益。資產階級社會結構以財產的所有權為基礎，但通貨膨脹卻促使財富所有權被徹底打亂，債券和其他紙質資產變得一文不值。

資產階級社會民法典的精髓是契約責任，是平等和誠信，但通貨膨脹徹底顛覆了這些原則，債務人用貶了值的馬克來償還債務。資產階級社會堅持法治理念，但通貨膨脹卻引發了犯罪，同時讓法庭不再有威信。除此之外，資產階級社會渴望"安靜和秩序"，而通貨膨脹時期充斥著混亂和暴力。”（第322頁）總之，通貨膨脹打亂了使社會穩定的文化價值觀和法律，這就預示了社會動亂和政權更迭。通貨膨脹這種對文化價值觀的破壞遠遠要大于它對經濟的破壞。

經濟與價值觀的動蕩也使德國政治斗爭加劇，政府無法采取制止通貨膨脹的政策，同時代表各階級和各個利益集團的政治派別和黨派興起。這時希特勒出現了，“希特勒早已營造出一種反對通貨膨脹的形象”（第347頁）。而且，面對通貨膨脹所引發的各種經濟與社會問題，德國人民也盼望有一個強人來結束這一切。希特勒的出現迎合了人們的這種希望，因此就通過合法的選舉程序上臺了。希特勒的上臺“從根本上改變了德國的政治經濟，從而消除了導致從前那些問題的三個制約因素集團組織的權力，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軟弱無力，以及國際收支狀況帶來的外部限制”（第348頁），使德國經濟發展，物價穩定，這就為他發動二戰創造了條件。

法西斯的出現當然還有更多、更廣泛的因素，但通貨膨脹是最直接的。所以，可以說，一戰后的通貨膨脹使德國走上了通向法西斯之路。

我們來看世界歷史，惡性通貨膨脹盡管不會總引發法西斯，但總會使經濟崩潰和政權更迭。1949年蔣介石政權的崩潰，上世紀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瓦解，都源于這種通貨膨脹。當然，按美國經濟學家卡甘提出，并為經濟學界所接受的定義，惡性通貨膨脹（或稱超速通貨膨脹）是每月通貨膨脹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通貨膨脹。通常的通貨膨脹很難達到這樣的程度。但別忘了恩格斯說過的一句話：一旦坐上滑梯，下滑的速度就不由自己控制了。用在通貨膨脹上就可以說，一旦開始通貨膨脹，以后不斷加速，最后達到惡性的程度，就并非政府本身可以控制的。所以，從善良的愿望出發用財政赤字和擴大貨幣供給來刺激經濟是相當危險的。用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無異于飲鴆止渴。穩物價永遠是穩定經濟與社會的基礎。離開了物價穩定，一切繁榮都是泡沫，都是未來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