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永不消逝的電波”原型，也是王光美的哥哥

很多人都看過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銀幕上李俠在敵人眼皮子底下收發情報、最后犧牲的場景，讓不少人掉過眼淚。

可能有人不知道，李俠的原型之一，就是我國電子事業的功臣王光杰，后來他為了革命工作，改名叫王士光。

更讓人熟悉的是他的妹妹，就是劉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

王家一共12個子女（7子5女），王光杰是最早走進革命隊伍的，王光美后來能走上革命路，多半也是受了這個哥哥的影響。

王光杰 1915 年出生，關于他的出生地，常被提及是天津，這也有道理 ，王家原籍本就在天津，是當地有一定根基的家庭。不過他的父親王治昌當時在北洋政府任職，先后擔任商務司代理司長、農商部工商司司長，長期在北京辦公生活，所以權威資料顯示，王光杰明確出生于北京。

不管出生地具體是天津還是北京，他從小成長在這樣一個重視教育的官宦家庭里，父母對子女的學業從不含糊，家里不管男女，都能得到讀書的機會，這也為他后來的學霸之路打下了基礎。

王光杰打小就聰明，讀書從來不用大人操心，一路成績都拔尖。后來他考上了北京大學，按說這可是無數人擠破頭都想進的頂尖學府，可王光杰讀了一陣，心里總覺得不對勁 ，那時候國家正處在危難中，日本人步步緊逼，華北局勢越來越緊張，他總想著學一門能實實在在幫上國家的技術。他在北大的實際專業是物理系，偶然間接觸到無線電，他一下子就入了迷：“這東西能傳消息、能通情報，要是能用在革命上，比單純學物理有用多了！”

就這么著，王光杰做了個在旁人看來 “瘋癲” 的決定：從北大退學重新考清華大學電機系，專門學無線電。那時候清華的電機系難考得很，數理要求極高，他憑著一股韌勁，白天泡在圖書館補專業課，晚上挑燈刷題，還真就考上了。

在清華的日子里，他不光鉆研技術，還常和進步同學湊在一起，偷偷傳閱《共產黨宣言》《資本論》這些革命書籍。

1938年5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了方便開展地下工作，避免家人受牽連，在1939年8月撤離天津、進入平西革命根據地后正式更名為王士光。

1938 年 8 月，形勢更緊了，天津已經被日本人占了，街上到處是帶著刺刀的日本兵和特務，捕殺革命群眾的事天天發生。我黨北方敵后組織急著要在天津建一部秘密電臺，用來配合冀東的游擊戰爭，把延安的指示傳下去，把敵后的情報送上來。

任務危險，既要懂技術能裝電臺，又得沉得住氣能在敵人鼻子底下藏住，組織上篩選了一圈，最后把任務交給了王光杰， 論技術，他是清華電機系的高材生；論可靠，他是黨員，心里裝著革命大局。

裝電臺對王光杰來說不算難，難的是怎么在日本人的嚴密監視下藏住電臺，還能安全收發報。組織上考慮得周到，派了一位叫王蘭芬的女同志來配合他，兩人假扮夫妻住在一處，這樣日常往來才不會引起鄰居和特務的懷疑， 之前有些敘事里稱她 “王新”，其實是簡化了她的本名，王蘭芬才是這位革命女戰士的真實姓名，這樣稱呼也能避免和其他同名人士（比如后來的丁肇中夫人）混淆。

兩人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園（現重慶道附近）找了個小院住下，王光杰選這個地方有自己的心思：英國兵營里日常用電臺聯絡頻繁，電波信號多且雜，我方電臺的微弱信號混在里面，日本人的監測車很難精準捕捉到；而且兵營周邊有一定的警戒范圍，普通閑雜人等少，相對安全。

白天，他們就像普通夫妻一樣過日子，王蘭芬提著籃子出去買菜、洗衣，遇到鄰居就笑著打招呼，偶爾還會聊幾句家常；王光杰則化名“吳厚和”，裝作在家看書、整理賬目，公開職業為天洋商場電料行技師，手里總拿著算盤，一副 “生意人” 的模樣。誰也想不到，他們家衣柜后面的角落里，藏著一部能連通延安的電臺 ，這是王光杰用零散零件一點點組裝起來的，機身上還裹著布，怕發出聲響。

到了深夜，等街坊鄰居都睡熟了，整個天津城只剩下巡夜的打更聲和日本兵的崗哨咳嗽聲，王光杰才悄悄把電臺搬出來，關緊門窗，拉上厚厚的窗簾。他坐在小桌前，指尖在電鍵上輕輕敲擊，“嘀嘀嗒嗒” 的聲音壓得極低，只有他和王蘭芬能聽見。

中央的指示、毛主席對華北敵后斗爭的部署、八路軍四縱在冀東打勝仗的消息，都是通過這小小的電臺，從天津傳到各個革命根據地；而游擊區的敵情、群眾的需求，也從這里匯總后傳到延安。那時候他最怕的就是日軍對干電池的管控， 干電池消耗快還不好買，只能通過拆解舊收音機電池反復使用；更怕日本人突然搜查，每次收發報，他手心都攥著汗，耳朵留意著門外的動靜，可憑著細心和謹慎，他從來沒出過一次錯。后來中央辦公廳的同志提起天津這部電臺，都忍不住稱贊：“這真是中國北方永不消逝的電波！”

在日復一日的并肩作戰中，王士光和王蘭芬因為共同的理想、彼此的信任，漸漸產生了真摯的感情。他們一起應對過特務的突然敲門檢查，一起在停電時用手電筒照著修電臺，一起分享收到延安好消息時的喜悅。后來經組織批準，這對 “假扮夫妻” 成了真正的革命伴侶，這段特殊的經歷，也成了兩人一輩子最珍貴的回憶。他們育有一子王啟勛和一女王更，王啟勛后從事電子工程研究。

到了 1946 年，解放戰爭打響了，華北大地到處都是炮火。這時候組織又找到王士光，交給了他一個新任務：去邯鄲組建新華廣播電臺。那時候國民黨控制著全國大部分主流媒體，到處造謠抹黑我黨，說我們 “破壞和平”“不顧民生”，老百姓很難聽到真實的聲音；前線的戰士們也需要及時了解黨的政策和全國戰局，急需一個能把我黨聲音傳出去的平臺。

邯鄲當時剛解放不久，條件艱苦，沒有現成的廣播設備，沒有專業的技術團隊，甚至連穩定的電力供應都沒有。

王士光帶著從各地抽調來的幾個技術人員，從零開始干。他們四處搜集零件 ，核心設備是繳獲的日軍飛機導航機改制的發射機，功率達10千瓦，其他零件有的從舊收音機里拆，有的托人從敵占區偷偷運，還有的是戰士們在戰場上繳獲的破損設備；沒有播音室，就把一間廢棄的倉庫打掃干凈，墻上釘上麻袋隔音；沒有調試儀器，王士光就憑著自己的經驗，用耳朵聽、用手摸，一點點調整頻率。有時候為了一個關鍵零件，他得騎著自行車跑幾十里路，晚上就睡在機房旁邊的草垛上，機器一有動靜就立馬爬起來檢查。

好不容易電臺建起來了，1946年9月1日正式播音那天，王士光守在機器旁，聽著播音員清晰地說出 “邯鄲新華廣播電臺，現在開始播音”，看著電波信號在儀表上跳動，他眼圈都紅了 ，這聲音，是給老百姓的定心丸，也是給前線戰士的沖鋒號。

后來這部電臺成了我黨重要的宣傳陣地，不僅轉播黨中央聲音，還承擔新華社文字廣播任務，不管是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消息，還是解放區土地改革讓農民分到土地的政策，都是從這里傳到千家萬戶。不少敵占區的群眾偷偷用收音機收聽，心里漸漸有了對新中國的盼頭。

解放戰爭勝利后，這部邯鄲新華廣播電臺，后來發展成了我們現在熟悉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王士光也因為在電臺建設和宣傳工作中的突出貢獻，被授予 “人民功臣” 稱號，還記了特等功。

全國解放后，王士光沒閑著。國家要搞國防建設，電子技術是關鍵 ，導彈要測控、衛星要通信、潛艇要在水下傳遞信號，這些都是當時最尖端的技術，國外對我們封鎖得嚴，既沒有現成的資料，也沒有可借鑒的經驗。

他先后擔任重工業部電信工業局副局長、第四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牽頭負責這些 “卡脖子” 的技術攻關。那時候他天天泡在實驗室里，和年輕技術員一起畫圖、做實驗，遇到難題就組織大家開會討論，有時候為了一個技術參數，能幾天幾夜不睡覺。他常跟身邊的年輕人說：“咱們不能靠別人，別人有的，咱們得有；別人沒有的，咱們也要搞出來，這樣國家才能硬氣，才不會被人欺負。”

在他的帶領下，我國1964年東風-2導彈試驗的無線電測控系統、第一套潛艇水下通信系統，都是在克服重重困難后研制成功的，為我國國防電子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68 年8月11日，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王士光蒙冤被投入秦城監獄，這一關就是七年。

監獄里的條件很差，沒有書，沒有紙，更沒有他熟悉的電子儀器，換作旁人，可能早就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了，王士光卻琢磨自己腦子里裝著一輩子積累的電子知識，他找看守人員反復請求，終于要到了幾疊紙和幾支筆。每天除了放風，他就坐在狹小的牢房里，憑著記憶一點點整理自己懂的東西 ，雷達的工作原理、通信系統的抗干擾技巧、電子戰的戰術方法、聲納怎么探測水下目標，想到一點就趕緊記下來，有時候晚上躺在床上睡不著，就在腦子里過一遍技術細節，第二天一早趕緊寫下來，生怕忘了。

七年時間里，他就這么一筆一劃地寫，紙用完了就申請再要，筆寫禿了就削尖了繼續用，最后竟然整理出了39本筆記。

出獄的時候，他抱著一摞厚厚的手稿，就像抱著自己的孩子一樣珍貴。他的平反由周恩來總理直接干預，1974年國慶招待會首次公開露面，1975年正式恢復黨籍和職務。

出獄后，他顧不上休息，又花了兩年時間，把這些手稿重新梳理、補充、修改，還找了相關領域的專家一起審核，最后編成了十二本專著，涵蓋了雷達、通信、電子戰、聲納等多個領域。后來這些書成了國內電子專業的重要教材，不少大學生和工程師都是靠著這些書入門，有人佩服地說他 “把監獄變成了書房”，王士光只是淡淡笑笑：“只要能為國家留點有用的東西，吃這點苦不算啥。”

后來國家開始評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組織上考慮到王士光在電子領域的突出貢獻 ，從秘密電臺到廣播事業，再到國防電子技術攻關，他幾乎參與了我國現代電子事業發展的每一個關鍵階段，于是想推薦他參評1994年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評選。王士光卻主動推辭了，他找到組織上的同志說：“我都七十多歲了，榮譽對我來說不重要。現在的年輕人有文化、有干勁，掌握著新的知識，應該讓他們多獲得認可，讓他們挑大梁，咱們的電子事業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越做越好。” 這份不圖名、不圖利的謙遜，讓不少了解他的人都深受感動。

2003 年6月24日12時30分，王士光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8歲。他走的時候，妹妹王光美親自為他題了十二個字：“人民的功臣，兄弟姐妹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