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那些被精準“預言”的災難

昨天翻看明史，讀到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前夜，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崇禎皇帝在前殿敲鐘召集百官，無一人前來。

他回到煤山，留下最后一封詔書：“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諒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
合上史料，不禁沉思——這場亡國之禍，真的毫無征兆嗎？
其實早在災難發生前，預警信號已經鋪滿一地。
崇禎即位時，大明就像一艘到處漏水的破船。他接手的不只是皇位，更是一份死亡預告書。
1627年，陜西澄城知縣張斗耀在旱災之年依然強征賦稅，被農民王二率領的饑民打死，大明滅亡的倒計時從這一刻已經開始。
隨后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起義領袖紛紛登場。而關外，皇太極的滿清軍隊不斷侵襲。
最諷刺的是，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同日北京刮起沙塵暴，狂風卷著黃沙遮天蔽日，朝堂上人心惶惶。
精通天象的大臣們明白，這是不祥之兆，卻無人敢言。
正月初十，李自成揮師東進。出發時，他發布檄文，直指明朝“主暗政昏”，宣稱“嗟爾明朝，大數已終”。
而崇禎直到二月才得知李自成真正的進軍路線，此時起義軍已經逼近京城。
三月初，保定巡撫徐標面見崇禎，描述他從江淮北上所見：“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蕩然一空，即有城池，僅余四壁，蓬蒿滿目，雞犬無聲，曾未見一耕者。皇上將何以立國？”
朝廷上下難道真的無人預見危機嗎？
不，預警一直存在，只是被選擇性忽視了。
崇禎的心腹、大學士李建泰在出征前私下對人說：“大勢去矣，天下將不可為。”
當最核心的統治階層都已喪失信心，這個政權還能依靠什么站穩腳跟？
太監杜勛開城投降前，已經與守城太監曹化淳達成默契；兵部尚書張縉彥在城破當天直接打開正陽門迎降。
最令人唏噓的是，崇禎自縊當天，人們在他的御案上發現一張被反復涂抹的紙條，上面只有三個字：“文臣皆可殺。”
他到死都認為，是文官集團誤了他，誤了大明。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那些被忽視的預警，最終都變成了現實的災難。
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前的龐貝城。
羅馬學者小普林尼記錄道，在火山爆發前，其實已有明顯預兆——井水干涸，大地頻繁震動，甚至狗都表現得異常焦躁。
但龐貝人已經習慣了小規模地震，繼續著他們的日常生活。直到8月24日中午，維蘇威火山突然噴發，火山灰、浮石和碎巖如雨點般落下，僅18個小時，整座城市被徹底掩埋。
那些被忽略的預兆，成了埋葬他們的第一鏟土。
1912年，泰坦尼克號首航前，至少發生了六起關于冰山異常的預警電報，但船長愛德華·史密斯并未重視。
其中一份電報直接警告：“大量冰山正向南漂流至泰坦尼克號航線區域。”這份電報甚至沒有被送到駕駛艙。
更令人痛心的是，附近船只“加利福尼亞人”號曾因冰山而停航，并試圖通過燈光信號向泰坦尼克號示警，但信號被誤解或忽略了。
當望遠鏡被鎖在柜子里，當預警電報被壓在桌上，悲劇的倒計時就已經開始。
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
事故前三年的1983年，莫斯科核電工程學院的雷緬科教授就發表論文，明確指出RBMK反應堆存在設計缺陷，在低功率運行時極其不穩定。
同年，立陶宛的伊格納利納核電站同類型反應堆發生類似事故，只是后果較輕，這一信息被蘇聯核工業部門隱瞞。
切爾諾貝利的悲劇不在于沒有預警，而在于預警被官僚體制和盲目自信所淹沒。
回到我們的時代。
這些歷史給今天的我們什么啟示？
那些最可怕的災難，往往不是突然降臨的，而是在一系列預警被忽視后，必然到來的結果。
就像崇禎面前的那些奏折、龐貝城頻繁的地震、泰坦尼克號收到的冰山電報、切爾諾貝利被掩蓋的事故記錄……
歷史從不缺少預警，缺的是重視預警的人。
我們每個人的人生、我們所在的企業、乃至整個社會，是否也正在忽略某些“明顯的預兆”？
那個被你一再推遲的身體檢查；
那個在會議上被刻意回避的問題；
那個在媒體報道中被輕描淡寫的異常現象……
別等到“沙塵暴”刮進朝堂，才想起早已積弊如山。
畢竟，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這句刺耳的話，值得我們每個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