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溝遺址“動物世界”背后的文明網絡

清澗寨溝遺址位于陜西省榆林市清澗縣解家溝鎮寨溝村，地處陜北黃土高原腹心地區，多種不同功能的遺跡密集分布在相鄰的不同山峁上，包括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中小型墓地、鑄銅遺存、一般居址點等類型，遺存密集區占地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其遺存豐富、要素齊全、規模巨大，凸顯出商代北方黃土梁峁地帶方國中心聚落遺址“多峁一體”的分布特征。

寨溝遺址寨塬蓋遠眺

該遺址揭示了商代晚期陜北地區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為探討該地區商代方國政治地理結構、了解殷墟時期中原與邊陲地區文化交流與互動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被評為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除了發現精美的青銅器、玉器、骨器和陶范等外，寨溝遺址也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動物骨骼。

寨溝出土的“外來”動物種類

寨溝遺址的動物種類多樣，大中型墓葬的墓道內發現完整馬骨架、狗骨架，遺址區還發現較多由牛肩胛骨制成的卜骨和肋骨制成的骨柶。另在墓室和遺址區還發現一些不曾生活在本地的“外來”物種和骨制品，包括泥蚶、貨貝、揚子鱷骨板、花龜、馬和象牙制品等。

泥蚶（Tegillarca granosa） 僅在寨溝遺址寨塬蓋F2發現1件，肋上具有明顯結節，殼表面呈白色，邊緣具有與殼面放射肋相應的深溝。鉸合部直，齒細密。前閉殼肌痕小，呈三角形，后閉殼肌痕大，為四方形。殼長約30.82毫米，有22條粗壯放射肋，與石峁皇城臺遺址出土的1件泥蚶如出一轍。一般來說，泥蚶有18—22條放射肋，殼長20—40毫米；而毛蚶放射肋為31—34條，殼長40—50毫米。該標本的形態特征、放射肋數量和殼長數據都在泥蚶范圍內，綜合來看應當屬于泥蚶。泥蚶，屬軟體動物門，雙殼綱，列齒目，蚶科，泥蚶屬，又稱血蚶、銀蚶、花蚶、蚶子等。

寨塬蓋建筑區南部空間出土的泥蚶

貨貝（Monetaria moneta） 寨溝墓葬出土的貨貝數量較多，大中小墓均有出土，小墓出土的數量如魚塔梁M23僅5件，明顯少于大墓出土數量。貨貝屬軟體動物門，腹足綱，中腹足目，寶貝科，貨貝屬。清澗寨溝出土的貨貝，從目前資料看只有Monetaria moneta一種，即中文學名黃寶螺，英文為Cowrie，而未見背頂周圍有一黃圈的環紋貨貝（Monetaria annulus）。貨貝分布于印度洋、紅海和西太平洋的熱帶海域，在中國海南島以南和南海諸島為最常見，而絕不見于古代東海及其以北沿海。

瓦窯溝墓地出土貨貝

后劉家塔墓地出土貨貝

寨溝墓葬出土的貨貝共有三種加工制作方式，第一種背部鉆孔較小，鉆孔不規則，可能作為飾品使用，孔主要用來穿繩；第二種背部整體削平并打磨，制作規整，可能是作為貨幣使用；第三種是在第二種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而成，即在背部整體削平的基礎上沿長軸從中間的齒部切分成左右兩半，再進一步修整打磨，可能是更小單位的貨幣，但由于均出土于墓葬的盜洞中，失去原位信息，具體用途還需更多發掘資料的補充。

花龜（Mauremys sinensis） 寨溝遺址的后劉家塔墓地M1和清澗瓦窯溝M3大墓共發現3件較完整的龜腹甲標本，邊緣均有修整痕跡，從形態特征來看應屬于同一種，經鑒定為花龜。后劉家塔墓地出土的M1D1：068和M1D1：069腹甲后端內凹程度都屬于較鈍的，呈半括號“（”狀，兩件標本的腋盾和胯盾大，這也是花龜的鑒定特征之一。

卜骨

花龜因頭部、頸部、四肢布滿黃色細線紋而得名，屬龜鱉目，龜科，擬水龜屬。體較大，背甲長118—246毫米，寬104—178毫米，高56—110毫米。頭背皮膚光滑，背甲與腹甲以骨縫相連，甲橋明顯。花龜雌雄個體差異較大，雄龜個體小于雌龜。

揚子鱷（Alligator sinensis） 寨溝遺址大型“甲”字形貴族墓葬，如后劉家塔墓地M1和瓦窯溝M8都出土了大量鱷魚腹板，形狀不規整，有的近長方形，有的近橢圓形，與背部骨板不同的是其中央無脊，僅有不規則凹坑，另一面花紋接近席紋。寨溝遺址的大中型墓葬中僅發現鱷魚腹板，沒有其他任何部位的骨骼，由于鱷魚骨板襯附于鱷魚皮內，鱷魚皮腐爛后，骨板保存下來，表明鱷魚骨板的出土與鱷魚皮制品有關。由于鱷魚骨板此次主要發現于盜洞內，具體用途不得而知，推測可能與鼉鼓、皮囊、樂器皮套等皮制品相關。未見其他部位的骨骼，推測是經貿易而來。

后劉家塔墓地出土鱷魚骨板

家馬（Equus caballus） 寨溝遺址后劉家塔中型墓葬M4和清澗瓦窯溝大墓M3、M8出土有馬骨。寨溝大墓均為甲字形大墓，墓室周側有大量不規則的生土臺，墓壁收分甚大、口大底小，馬車位于墓室內填土靠近棺蓋板的位置。由于空間所限，車輛前后呈一字形集中分布成一列或多列。馬骨主要集中在墓道內，馬匹可能主要用于駕車。大墓內的馬匹數和馬車數量明顯不匹配，如瓦窯溝M8葬車1列共9輛，但南側墓道內僅隨葬2匹馬；M3葬車3列共12輛，南側墓道共有4匹馬。更有甚者是后劉家塔大墓M1，葬車1列共4輛，無馬骨出土。從車很多、馬較少，比例嚴重失調來分析，馬在當時屬非常珍貴的稀缺資源。后劉家塔M4為中型豎穴土坑墓，被嚴重盜掘，經拼合為1車2馬。

馬骨經鑒定均為雄性青壯年個體。有意思的是，后劉家塔M4中型墓出土的2匹馬可能長期被使用，馬骨呈現出明顯的骨質增生、骨骼融合和脊椎輕微變形，而瓦窯溝大墓M3、M8的馬骨很少出現病理現象，表明大墓的墓主人可能擁有更多的馬匹而輪流使用。

象（Elephas sp.） 瓦窯溝大墓M3出土了2件象牙制品，做工精良、雕刻細膩，顏色和質地與一件象牙殘料接近。殘料橫截面呈同心圓狀疊層分布，應為大象的門齒。相似的制品也見于殷墟遺址。

瓦窯溝出土雕花象牙柄

瓦窯溝出土獸面紋象牙杯

從動物遺存看人群互動模式

生物資源的分布與利用反映了區域生態格局和人類社會間的互動關系。

從產地分布情況看，泥蚶廣泛分布于印度洋—西太平洋海域，在中國沿岸各地均有分布。貨貝作為典型的暖水種，在印度洋、紅海及西太平洋熱帶海域均有分布，并在中國海南島及南海諸島最為常見。花龜集中于長江中下游與珠江流域。揚子鱷現在主要分布于長江下游。而象在史前及早期歷史階段曾廣布中原，其分布北界的變動與古環境演變密切相關。至于家馬，這一推動人類文明進程的物種，約在距今4200年前于俄羅斯西部大草原被馴化。

而貿易交流情況與人類活動關系密切，與物種的自然分布情況迥異。海貝早在公元前七千紀的印度次大陸俾路支高原，就已出現于梅爾加赫文化（Mehrgarh），其流行時間之長、發現范圍之廣，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克什米爾高原新石器晚期的古夫克拉文化（Gufkral）Ⅱ期亦出土了海貝。

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出土的海貝及其石質、骨質仿制品主要分布在黃河上游的青海同德宗日、青海樂都柳灣、青海大通上孫家寨的馬家窯文化和西藏昌都卡若文化。龍山晚期至夏商早期，分布范圍極大地向東擴展，包括青海樂都柳灣、青海貴南縣尕馬臺的齊家文化，北部的陜西神木石峁遺址，東北部的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墓地、遼寧北票豐下等遺址；中原地區龍山時代西部高地的陶寺遺址，二里頭文化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墓葬、河南滎陽西史村二里頭文化遺址，鄭州商城墓葬和遺址等地點。

后劉家塔墓地現場

商代中晚期，海貝出土地點主要集中分布在商文化發達的晉、冀、豫、魯地區，如河南安陽殷墟、孟縣澗溪，河北磁縣下七垣、邯鄲澗溝、藁城臺西村、邢臺曹演莊，山西石樓義牒、靈石旌介村、保德林遮峪、柳林縣高紅，山東益都蘇埠屯等遺址。在偏西南的商代方國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坑也有出土。

但在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偏中南的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及長江以南的夏商遺址就無海貝出土，從渤海到南海的史前和歷史時期的遺址與貝丘也完全不見海貝。由此可以看出，物以稀為貴，作為外來品的海貝及其仿制品是這些區域社會中的貴重品。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依出土情況看，它們和瑪瑙、綠松石一起使用，主要用于裝飾和隨葬品。在商周時代一度最為盛行，海貝因大小適中、不易磨損、便于攜帶、容易計量等特點被用來作為原始貨幣大量而廣泛使用。至春秋時期逐漸減少，秦朝時期，銅制鑄幣產生以后，貨貝逐步退出中原市場。

后劉家塔墓地出土鑲綠松石銅飾

中國海貝在遠離中國東南沿海的青海東部、西藏東部和四川西北的新石器至夏代遺址大量出土，最早見于馬家窯文化的宗日遺址，距今5300年。商代后期至春秋早期使用海貝遺址的空間密度、地域范圍及在各遺址內出土數量均進入高峰期，達到空前的繁榮，在新疆青銅時代的墓地如鄯善洋海墓地、哈密五堡墓地等都有出土。秦漢以前海貝的使用地域限于長江以北，海貝的使用有自西、西北向東、東南傳播的軌跡。這表明，中原地區與西北地區及中亞、西亞地區的社會交流、人群遷徙甚至比與東南沿海的交流更為便利。從時代早晚及空間分布來看，貨貝來源可能是印度洋，傳播路線可能是從西南向北方傳播，再由北方沿黃河大峽谷向南傳播。清澗寨溝墓地出土的貨貝補充了陜北地區商代晚期貨貝發現的空白。

考古遺址中出土的鱷魚骨板，以前主要發現于山東、安徽、山西、河南等地，石峁遺址后陽灣地點F2和長安鎬京遺址花園村東街H241②層都出土過鱷魚背部骨板。寨溝遺址從目前出土的材料看，大量鱷魚腹板均出土于大墓中，如后劉家塔墓地M1和瓦窯溝M8。清澗寨溝大型墓地出土的大量鱷魚腹板在陜西墓葬中屬首次發現，之前在石峁內城后陽灣房址和長安鎬京遺址灰坑中出土的全為背板。鱷魚骨板一般出現在高等級墓葬或遺址中。

花龜在我國分布比較廣泛，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區。歷史時期經過科學鑒定并明確報道出土花龜龜甲的考古遺址點，主要集中在河南安陽的殷墟花園莊東地H3坑。

大象骨骼在我國的多個商周時期遺址和墓葬中均有出土，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遺址。河南安陽殷墟曾分別出土了成年和幼年的象坑，鄭州小雙橋遺址發現了被用作獻祭的大象骨骸。另在殷墟遺址婦好墓還出土了精美的象牙杯、玉象等，證明象牙在商代被廣泛用于工藝品制作。也說明當時大象在中原地區確實存在，與甲骨文中多次捕獲大象的記錄相吻合。

家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歐亞草原的西端，家馬沿著歐亞大陸擴散，經北方草原通道進入晉陜大峽谷，然后傳入中原。經考古研究，目前發現中國最早的家馬就出現在商代偏晚的石峁東門遺址，距今約3340年。馬這種動物的形象也曾經出現在石峁遺址皇城臺南部夾道的人射馬石雕像中，說明在距今約4300年到3800年的龍山文化晚期，石峁先民已經與馬產生了某種關系。然而，在陜北榆林靖邊廟梁和神木木柱柱梁遺址龍山文化中發現的馬骨，經基因測定是一種野生的奧氏馬（Equus ovodovi），主要是用于食肉，并非對后世交通、出行與國防、軍事力量起到變革性作用的家馬。最新研究表明，石峁皇城臺出土的2件馬骨均為奧氏馬，表明人射馬石雕像的馬為野生的奧氏馬，而非家馬。

遺址發現的意義

寨溝遺址及附近區域的考古發現揭示出商代晚期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對探討陜北地區商代方國政治地理結構、殷墟時期中原與邊陲地區文化交流與互動以及中華文明和域外其他文明的聯系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對6種“外來”物種和骨制品鑒定分析，為當時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提供不同于傳統考古的研究視角。

雕花骨片

寨溝遺址位于北方草原與中原農耕文明之間的黃土高原上，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文化多樣性。不論是出土的陶器、青銅器、玉器、金耳環等遺物，還是動物骨骼遺存，都呈現出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融的風格特色。6種動物中，貨貝、家馬和泥蚶在偏北的神木石峁遺址都有出土，與草原文化關系密切；鱷魚骨板、花龜和象牙飾品在同時期的安陽殷墟和婦好墓中大量出土，可見當時已有遠程的貿易交流網絡系統。交流是雙向的，中原的馬及馬車、貨貝可能來自陜北清澗寨溝，而寨溝的象牙制品、鱷魚皮則可能來自中原。

商代晚期馬和馬車突然大量出現使得城市間遠程交換、交流日漸頻繁，這也是商王朝擴展空間區域的物質基礎。大量葬車遺存的發現，為探索中國古代馬車的起源和車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關鍵證據，遺址中發現的雙轅車，為研究車的發展和車的結構提供了非常難得的珍貴實物材料，同時也表明陜北地區可能是車馬從歐亞草原向中原地區南傳的一個重要節點。晉陜高原寨溝遺址首次發現了商代晚期的車馬遺存，為探索我國馬車的出現與車馬埋葬制度形成，提供了關鍵的證據。

骨柶

骨柶局部

寨溝遺址文化發展方面，除動物種類表現出與南北文化的互動外，更體現在出土的大量文物上，如大三足甕、金耳環、環首刀等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而大量車馬器、銅鉞、骨柶、牛卜骨和綠松石裝飾風格與殷商高等級墓葬幾乎相同，是商代晚期農牧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直接證據，見證了從“多元”到“一體”的歷史發展過程。

來源：文物陜西、中國社會科學報

編輯 謝婷 校對 劉雅嬌 責編 李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