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的清晨,昆明白龍機場,通信兵急匆匆跑來大聲報告:‘羅司令,委員長急電,命十萬大軍即刻跨出國門!’”短短一句話,將那場遠征拉開了帷幕。中國遠征軍,這支誕生于抗戰最艱難時刻的部隊,先后聽命三位總司令——羅卓英、陳誠、衛立煌。三人風格各異,卻在緬北叢林與日軍反復較量的血火中留下深深烙印。順著時間脈絡捋一遍,就能體會到這場跨國作戰的曲折與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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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羅卓英。1942年4月2日,最高軍事委員會的任命電報把他推到遠征軍第一任總司令的位置。他此前在第一次、第三次長沙會戰以及上高會戰中露過臉,尤其上高一戰,前線部隊反復拉鋸,他連續兩晝夜待在指揮所,攤開的地圖用汗水濕透。正因長沙三戰的“漂亮仗”,蔣介石決定讓他率部入緬。羅卓英手里有黃埔系的硬骨頭:第五軍杜聿明、第二百師戴安瀾、新編二十二師邱清泉,還有廖耀湘、鄭洞國等人。10萬官兵翻山越嶺開進同古、仁安羌,一度打得日軍措手不及。可惜情況急轉直下:英印軍突然收縮,盟軍防線瞬間空缺,羅卓英的主力被迫向東南和東北方向分流。杜聿明率第五軍退向野人山,一路沼澤、瘧疾、饑餓,幾千官兵倒在藤蔓與毒蛇間。有人統計,野人山回國的第五軍,人數銳減三分之一。羅卓英的首次遠征,以失利收場,外界責難聲驟起,令這位總司令深感挫敗。
1943年2月,輪到陳誠走馬上任。此時的陳誠名氣更大,級別更高,但外界一直質疑他“不善野戰”。他接掌遠征軍后,先在昆明主持會議,制訂滇緬反攻草案:蘭姆伽訓練、補充美械、進行叢林適應課程,一項項寫得極細。美國顧問史迪威對這位中國同僚并不客氣,卻承認方案“條理清楚”。然而,陳誠身患瘧疾、高燒不退,在滇緬前線只待了數周便被送回陪都。6月,他改任軍政部長,而東線戰事仍在醞釀。有人說陳誠在遠征軍時期“功過皆淡”,倒也不全對:正是那段日子,他敲定了新一軍、新六軍的美械武裝方案,為下一輪反攻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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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離開后,蔣介石把希望押在衛立煌身上。1944年12月,衛立煌正式成為遠征軍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總司令。衛立煌自幼行伍,東北作戰時就以“猛、準、快”著稱,日軍情報里把他列為“頭號難纏對手”。接手遠征軍后,他迅速提出“先打通滇西,再攻緬北”的思路:滇西騰沖、龍陵、松山三點成線,若能合圍,再沿密支那向西一路推進,就能恢復中印公路運輸。1944年底到1945年初,新一軍孫立人、新六軍廖耀湘整編完畢;同一時間,日軍第18師團自詡“叢林之虎”扎在緬北。衛立煌親赴芒友前線,在地圖上畫了個圈:“這里是關鍵,奪下松山,公路就能接起來。”隨后的數月,遠征軍配合美軍工兵鑿山開路,火炮對松山主峰傾瀉。1945年1月,松山要塞告破,怒江浮橋架設成功,滇緬公路重新貫通,滇西緬北戰役基本完成預定目的。衛立煌成為三任總司令中唯一在任期內拿到明顯戰果的人。
若把三人放在一起比較,畫面頗有意思:羅卓英銳氣足、起手漂亮但后續乏力;陳誠擅長后勤與制度,卻被病魔拖住手腳;衛立煌倒像“終結者”,穩扎穩打,以攻勢收尾。遠征軍也在三人手里經歷了由倉促出國、受挫而歸,到美械整訓、再到大反攻的完整輪回。短短三年,三任總司令,不同戰績,卻共同承擔了跨境抗戰的全部壓力。
日軍在緬甸的投降文件上簽字時,遠征軍官兵依然身穿叢林作戰服。有人問老兵當年最難忘的情景,他回想良久,說的不是槍林彈雨,而是“野人山里看不到盡頭的隊伍”。那段極端艱苦的撤退,是羅卓英時代未竟的痛;后來的再度進軍,則由衛立煌時代來彌補。歷史不會只褒獎勝利者,也不會永遠懲罰失利者,它更在意一支軍隊有沒有留下繼續作戰的勇氣與能力。
遠征軍的故事并未在1945年終止。戰后數年,新一軍、新六軍部分官兵被調往東北參戰,甚至一路撤至臺灣,滇西密林中的老戰壕卻逐漸被野草掩蓋。如今站在松山、怒江西岸,偶爾還能看到銹跡斑斑的鐵絲網;它們默默提醒后人:曾有三位總司令、數十萬將士,把生死系于這一條崎嶇公路,只為讓國內外補給線重新呼吸。把這段歷史捧在手里掂量,會發現它沉甸甸,里面摻雜著勝利的喜悅、撤退的屈辱、補給的焦慮以及指揮者風格的差異。三位總司令已經先后謝幕,但遠征軍留下的精神坐標,仍然矗立在滇緬邊境的山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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