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遠征軍，前后歷任三位總司令，他們是誰？

“1942年4月的清晨，昆明白龍機場，通信兵急匆匆跑來大聲報告：‘羅司令，委員長急電，命十萬大軍即刻跨出國門！’”短短一句話，將那場遠征拉開了帷幕。中國遠征軍，這支誕生于抗戰最艱難時刻的部隊，先后聽命三位總司令——羅卓英、陳誠、衛立煌。三人風格各異，卻在緬北叢林與日軍反復較量的血火中留下深深烙印。順著時間脈絡捋一遍，就能體會到這場跨國作戰的曲折與沉重。

先看羅卓英。1942年4月2日，最高軍事委員會的任命電報把他推到遠征軍第一任總司令的位置。他此前在第一次、第三次長沙會戰以及上高會戰中露過臉，尤其上高一戰，前線部隊反復拉鋸，他連續兩晝夜待在指揮所，攤開的地圖用汗水濕透。正因長沙三戰的“漂亮仗”，蔣介石決定讓他率部入緬。羅卓英手里有黃埔系的硬骨頭：第五軍杜聿明、第二百師戴安瀾、新編二十二師邱清泉，還有廖耀湘、鄭洞國等人。10萬官兵翻山越嶺開進同古、仁安羌，一度打得日軍措手不及。可惜情況急轉直下：英印軍突然收縮，盟軍防線瞬間空缺，羅卓英的主力被迫向東南和東北方向分流。杜聿明率第五軍退向野人山，一路沼澤、瘧疾、饑餓，幾千官兵倒在藤蔓與毒蛇間。有人統計，野人山回國的第五軍，人數銳減三分之一。羅卓英的首次遠征，以失利收場，外界責難聲驟起，令這位總司令深感挫敗。

1943年2月，輪到陳誠走馬上任。此時的陳誠名氣更大，級別更高，但外界一直質疑他“不善野戰”。他接掌遠征軍后，先在昆明主持會議，制訂滇緬反攻草案：蘭姆伽訓練、補充美械、進行叢林適應課程，一項項寫得極細。美國顧問史迪威對這位中國同僚并不客氣，卻承認方案“條理清楚”。然而，陳誠身患瘧疾、高燒不退，在滇緬前線只待了數周便被送回陪都。6月，他改任軍政部長，而東線戰事仍在醞釀。有人說陳誠在遠征軍時期“功過皆淡”，倒也不全對：正是那段日子，他敲定了新一軍、新六軍的美械武裝方案，為下一輪反攻埋下伏筆。

陳誠離開后，蔣介石把希望押在衛立煌身上。1944年12月，衛立煌正式成為遠征軍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總司令。衛立煌自幼行伍，東北作戰時就以“猛、準、快”著稱，日軍情報里把他列為“頭號難纏對手”。接手遠征軍后，他迅速提出“先打通滇西，再攻緬北”的思路：滇西騰沖、龍陵、松山三點成線，若能合圍，再沿密支那向西一路推進，就能恢復中印公路運輸。1944年底到1945年初，新一軍孫立人、新六軍廖耀湘整編完畢；同一時間，日軍第18師團自詡“叢林之虎”扎在緬北。衛立煌親赴芒友前線，在地圖上畫了個圈：“這里是關鍵，奪下松山，公路就能接起來。”隨后的數月，遠征軍配合美軍工兵鑿山開路，火炮對松山主峰傾瀉。1945年1月，松山要塞告破，怒江浮橋架設成功，滇緬公路重新貫通，滇西緬北戰役基本完成預定目的。衛立煌成為三任總司令中唯一在任期內拿到明顯戰果的人。

若把三人放在一起比較，畫面頗有意思：羅卓英銳氣足、起手漂亮但后續乏力；陳誠擅長后勤與制度，卻被病魔拖住手腳；衛立煌倒像“終結者”，穩扎穩打，以攻勢收尾。遠征軍也在三人手里經歷了由倉促出國、受挫而歸，到美械整訓、再到大反攻的完整輪回。短短三年，三任總司令，不同戰績，卻共同承擔了跨境抗戰的全部壓力。

日軍在緬甸的投降文件上簽字時，遠征軍官兵依然身穿叢林作戰服。有人問老兵當年最難忘的情景，他回想良久，說的不是槍林彈雨，而是“野人山里看不到盡頭的隊伍”。那段極端艱苦的撤退，是羅卓英時代未竟的痛；后來的再度進軍，則由衛立煌時代來彌補。歷史不會只褒獎勝利者，也不會永遠懲罰失利者，它更在意一支軍隊有沒有留下繼續作戰的勇氣與能力。

遠征軍的故事并未在1945年終止。戰后數年，新一軍、新六軍部分官兵被調往東北參戰，甚至一路撤至臺灣，滇西密林中的老戰壕卻逐漸被野草掩蓋。如今站在松山、怒江西岸，偶爾還能看到銹跡斑斑的鐵絲網；它們默默提醒后人：曾有三位總司令、數十萬將士，把生死系于這一條崎嶇公路，只為讓國內外補給線重新呼吸。把這段歷史捧在手里掂量，會發現它沉甸甸，里面摻雜著勝利的喜悅、撤退的屈辱、補給的焦慮以及指揮者風格的差異。三位總司令已經先后謝幕，但遠征軍留下的精神坐標，仍然矗立在滇緬邊境的山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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