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的兩次救命機會，為何都成了泡影？

提起明朝的皇帝，崇禎之前那三位皇帝簡直匪夷所思，絕對是皇帝中的奇葩。

先說明神宗朱翊鈞，也就是萬歷皇帝。這位爺早年還算勤勉，可到了后期，干脆把金鑾殿當成了擺設，三十多年沒正經上過一天朝。底下的大臣們可苦了，內閣首輔葉向高當了七年宰相，想見皇上一面比求雨還難；有些地方官從上任到退休，連皇上的龍顏都沒瞅過一眼，只能對著皇宮的方向遙遙叩拜。更要命的是，萬歷后期忙著派太監去各地“礦稅”“商稅”，刮得民間怨聲載道，又打了“萬歷三大征”，把國庫折騰得底朝天，這爛攤子，后來全扔給了后代。

接著是光宗朱常洛，萬歷的兒子。苦熬了幾十年才當上太子，好不容易熬到登基，卻一頭扎進了后宮。登基才十天，就因為縱欲過度病倒了，后來又吃了個叫李可灼的方士獻的“紅丸”，沒撐過一個月，直接死在了龍床上，史稱“紅丸案”。當了一個月皇帝，沒干過一件正經事，倒成了明朝最短命的皇帝之一。

然后是熹宗朱由校，光宗的兒子，也就是崇禎的哥哥。他別的本事沒有，擺弄木頭的手藝堪稱一絕。宮里的小宮殿、龍床、桌椅，他都能親手做，雕梁畫棟，連宮里的老工匠都自愧不如。他干木工活能到忘我的地步，鋸木頭、刨板子的時候，連魏忠賢來奏事都懶得理，揮揮手就說“你看著辦”。就這么著，魏忠賢一步步把持了朝政，閹黨把朝堂攪得烏煙瘴氣，等朱由校病死的時候，明朝已經快撐不住了。

崇禎皇帝朱由檢，就是在這么個爛攤子上接的班。他跟前面三位完全不一樣，是個出了名的“工作狂”。當了十七年皇帝，別說請假，連熬夜批奏折都是家常便飯；對自己也狠，龍袍破了就打補丁，讓周皇后在宮里設了織房，皇后親自織布，連宮里的用度都省了又省，他是真想把明朝從懸崖邊上拉回來。

他也有致命的毛病：多疑、剛愎自用，17年里換了19任內閣首輔，平均任期才10個月，最短的施鳳來只干了1個月，足見他對大臣的極度不信任，不少忠臣良將也因此冤死。

可他這般勤政，仍沒留住江山。1644 年（甲申年）三月十八夜，李自成大軍壓城，崇禎在煤山（今景山）老槐樹下自縊，遺書寫著 “勿傷百姓一人”。

崇禎明明是個好皇帝，老天爺咋就不能多給他點時間呢？

其實不是老天爺不給機會，是他手里攥著兩次能活下來的機會，最后都被君臣們硬生生“作”沒了。

▌第一次機會：南遷，明明是條活路，卻被“面子”和“銀子”堵死了

甲申年正月，李自成的大軍已經打下了西安，正往山西撲來。按當時的速度，頂多兩個月就能打到北京。崇禎心里急得像火燒，大年初三那天，他把東宮講官李明睿叫到宮里，關起門來開小會——李明睿是太子的授課老師，腦子活，敢說真話。

李明睿一開口就戳中了要害：“陛下，現在死守北京就是等死，不如趕緊南遷！”他還給崇禎算過賬：當年宋高宗趙構南渡，就憑著半壁江山，在杭州撐了一百五十多年；咱們大明比南宋強多了，南方地盤大、物產多，更重要的是，成祖爺遷都北京的時候，南京就留了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六部、都察院、錦衣衛，啥都不缺，陛下只要到了南京，立馬就能辦公。

他還勸崇禎：“沿途的河北、山東、江蘇現在還安穩，只要陛下下決心走，安全沒問題。等穩住了南方，再調兵北上，大明還有中興的希望！” 崇禎聽得入了神，倆人在宮里聊了一整夜。其實他心里早就動了心，可明朝的規矩多，皇帝的重大決策得內閣和六部大臣點頭；更重要的是，他怕擔罵名，放棄首都、丟下祖宗的陵墓，傳出去會被人罵成“逃跑皇帝”，史書上得留下千古罵名。

他想讓大臣們先提出來，自己假裝不同意，大臣們再“苦勸”，這樣既顯得自己“不得已”，又能落個“從諫如流”的好名聲。

第二天上朝，崇禎故意抹著眼淚說：“現在賊兵都快到家門口了，我想親自帶兵出征，跟賊兵拼了，你們別攔著我！”這話明擺著是試探，可底下的大臣們沒一個接茬的。內閣首輔陳演、兵部尚書張縉彥這些人，要么說“臣愿代陛下出征”，要么說“臣等愿死守北京”，就是沒人提“南遷”倆字。

更讓人揪心的是，除了李明睿“帝親遷”的提議，大臣李邦華還提出了“太子先往南京監國，陛下留京拒敵”的方案——這樣既能保住南方根基，又能避免“棄都”的罵名，可這方案照樣沒人敢支持。

大臣們既怕太子離京后北京失守，自己落個“棄君”的罪名；又怕太子到了南京后被南方官員操控，將來清算自己，干脆還是裝聾作啞。

崇禎急了，偷偷讓李明睿寫了份《南遷疏》，想把這事擺到臺面上，倒逼大臣們表態。可陳演一看就急了——他是北方人，家里的良田美宅全在北京周邊，一旦南遷，這些家產不就成了李自成的囊中之物？他不僅反對，還故意把“南遷”的消息捅了出去，京城里立馬謠言四起，說“皇帝要跑了”，老百姓人心惶惶，連商鋪都關了門。

陳演還嫌不夠，又指使一個小官寫了份奏折，罵李明睿的“南遷”是“邪說”，是“賣國”，要求崇禎把李明睿治罪。這下可好，朝堂上分成了兩派：支持南遷的，大多是南方來的官員，他們老家在南方，南遷對自己沒損失；反對的，全是北方士族，手里的利益都拴在北京這塊地上。

兩邊吵得不可開交，奏折遞了一本又一本，會議開了一次又一次，可就是沒個結果。李明睿氣得拍桌子：“都什么時候了，還顧著自己的家產！等賊兵打進來，命都沒了，要家產有啥用？”可反對的大臣們根本不聽，他們心里的小算盤打得精：南遷成了還好，要是敗了，提建議的人肯定得被當成“替罪羊”，凌遲處死都有可能；不如現在裝糊涂，等別人拿主意，就算出事了，自己也能推干凈。

崇禎急得團團轉，有一次開會前，他拉著陳演的手，幾乎是哀求：“老陳，這事你就替我擔待著點，先把南遷的事定下來！”可到了會上，陳演卻揣著明白裝糊涂，不管崇禎怎么逼他發言，他都只是笑，一句話不說。崇禎氣得當場一腳踢翻了椅子，可再生氣也沒用，大臣們不點頭，南遷的事就是辦不成。

就這么吵來吵去，一個多月過去了。

二月底，李自成的大軍已經打下了居庸關和昌平，北京城外的炮聲都能聽見了。其實這時候南遷的窗口還沒完全關上，可誰也沒料到，前一年（1643年）孫傳庭戰死潼關后，明朝最后一支精銳“秦軍”沒了，陜西門戶大開，李自成東進一路無阻，這會兒沿途守軍早被打散了。

崇禎再也等不及了，跟李明睿說：“不管他們了，這事我說了算，明天就南遷！”可李明睿卻嘆了口氣：“陛下，來不及了！現在城外到處都是賊兵，連只蒼蠅都飛不出去啊！” 第一次機會，就這么在“要面子”和“保家產”的拉扯中，沒了。

▌第二次機會：和談，李自成送上門的“大禮”，卻沒人敢接

誰都沒想到，都到這份上了，明朝居然還有口氣。

李自成其實就是個曾在驛站當差的陜北農民，早年驛站裁撤丟了差事，才跟著起義。他沒讀過多少書，也沒想著要當皇帝，兵臨北京城下的時候，他心里其實慌得很。

一來，他不知道怎么治理這么大的國家；二來，東北的清軍還虎視眈眈，萬一自己跟明朝拼個兩敗俱傷，最后便宜了清軍，那就虧大了。

三月十八日上午，李自成派了個使者進城，這個使者叫杜勛，原來是明朝的太監，后來投降了李自成。杜勛帶了封信給崇禎，信里的條件其實很實在：只要崇禎把西北一帶（陜西、甘肅、寧夏）割給他，讓他在西北“高度自治”，不用向朝廷交稅、匯報工作；再給100萬兩銀子的“慰問金”，他就立馬撤兵，還能幫明朝打清軍。

100萬兩銀子聽起來多，可當時明朝欠的軍餉就有幾百萬兩，山海關守軍的軍餉都拖了半年沒發。要是能花100萬兩換個喘息的機會，哪怕只是暫時的，也比亡國強啊！傻子都知道這是筆劃算的買賣，可朝堂上的大臣們，卻沒一個敢說話。 為啥？因為“割地賠款”這頂帽子太大了。

明朝自開國以來，就講究“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誰要是敢提“割地”，立馬就會被言官罵成“漢奸”“賣國賊”，遺臭萬年。之前袁崇煥就是因為“擅殺毛文龍”和“通敵”的罪名，被凌遲處死，連肉都被老百姓分著吃了，大臣們誰都不想步袁崇煥的后塵。

崇禎看著底下的大臣，心里急得冒火：“你們倒是說話啊！是戰是和，給個準話！”可大臣們要么低著頭摳袖子，要么站起來慷慨激昂地喊：“臣愿與北京共存亡！”“賊兵不過是烏合之眾，臣請帶兵殺賊！”沒人提李自成的和談條件，仿佛那封信根本不存在。 其實崇禎心里是想和談的，他甚至偷偷跟杜勛聊了半天，問清楚了李自成的底線。可他不敢自己拍板，萬一和談成了，后人罵他“割地賣國”怎么辦？他想讓大臣們先提出來，自己再“勉為其難”地答應，可沒人愿意當這個“出頭鳥”。

當天晚上，崇禎想趁著夜色混出城去，他帶著幾個太監，先去了安定門，叫門沒人開；又去了朝陽門，守門的士兵說“沒有圣旨，不敢開門”；最后到了前門，城門早就被石頭堵死了。他站在城樓下，聽著遠處的喊殺聲，知道自己跑不了了。

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禎在煤山上吊自盡。三個小時后，李自成的大軍開進了紫禁城，那些昨天還喊著“與北京共存亡”的大臣們，一大早就在宮門外排起了隊，等著李自成給他們安排工作，陳演還主動交出了幾萬兩銀子，想換個一官半職，可最后還是被李自成殺了。

▌不是老天爺不幫忙，是人心散了

后來大清的攝政王多爾袞，給南明的史可法寫過一封信，信里說得特別透徹：“你們明朝的大臣，平時只會說大話、唱高調，哪怕火燒眉毛了，還在那兒慢條斯理地扯皮。當年北宋的大臣們研究對策，會還沒散，金軍就渡過黃河了，你們怎么就不長記性呢？”

其實崇禎的悲劇，早就注定了。

他接手的明朝，就像一棟被蟲蛀空的房子，外面看著還完整，里面早就塌得差不多了：萬歷留下的財政窟窿填不滿，天啟留下的閹黨余孽清不完，文官集團只顧著自己的利益，言官們為了名聲不管實際，再加上連年的災荒、遍地的起義、東北的清軍，就算沒有這兩次機會，明朝也撐不了多久。

可這兩次機會，偏偏就擺在了崇禎面前。

南遷，能保住半壁江山，像南宋一樣再撐幾十年；和談，能換個喘息的時間，哪怕只是暫時的，也能調兵遣將，再搏一把。可最后，一次毀在了“面子”和“私利”上，一次毀在了“不敢擔責”上。

這不是老天爺不幫忙，是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

崇禎不是個完美的皇帝，他的多疑讓不少能臣蒙冤；大臣們也不是天生的“壞人”，他們只是被制度捆住了手腳，被利益蒙住了眼睛，明朝的文官集團，早就成了一個只顧自己、不管國家的利益集團，他們寧愿看著王朝滅亡，也不愿放棄自己的一畝三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