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步克 | “位”不止是公職，在官僚眼里它是“個人獲得物”。

官僚體制是一個科層結構，各科各層上配置著各種職位，各個職位上配置了各級人員。對這個體制，可以從“職權”與“等級”兩方面去觀察它。著眼于“職權”的觀照，我們稱為“職權視角的官制研究”；著眼于“等級”的觀照，我們稱為“品位視角的官制研究”。二者可以分別揭示這個體制的不同側面。

在我們看來，“官本位”這個流行語，除了指以行政級別為“本位”之外，還應包括這一意義：以官僚組織自身為“本位”。意思是說：中國官僚組織除了是一個提供公共管理、行使社會調控的外向性“功能組織”之外，也是一個以內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為中心的內向性“身份組織”，一個皇帝與官僚共同謀生謀利的“生活組織”，一個圍繞內部等級制度按部就班運行的“儀式組織”。當然，所謂“功能組織”與“身份組織”，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帝制中國的官僚組織，作為“功能組織”，在前現代社會是足夠發達的，甚至在其初期，就顯示了與20世紀超級國家的相似之處了；然而圍繞其“身份組織”的方面，同樣發展出了復雜精致的品位制度。這就是其最顯著的特點了。

從“職能視角”看，一個個職位猶如一個個功能各異的器件，它們裝配在一起，就是一架政治行政機器，在權力推動下運轉；而從“品位視角”，所看到的就不止一架政治行政機器了，而是一大群人，一大群官貴。品秩位階構成了一套復雜精致的身份秩序，賦予了官貴以不同身份、地位、權力、利益，尊卑有序而高下井然，宛然一個大家庭、一個小社會。在純粹的“職位分類”之下，等級管理以“能+職”的結合，即以能力與職位的結合為基礎，二者關系十分簡潔。而中國傳統官階，卻是以“人+位”的關系為基礎的。對于“人”，既考慮其能力，也考慮其身份；“位”則是一個綜合物，既包括職、品、階、勛、爵各種位階，也包括權責、薪俸、資格、特權、禮遇各種要素。

現代文官制的任官原則，是“為官擇人”，是使專業能力與職位相稱，有如給機器選零件，這是以“事”為中心的。而中國古代的升官進階，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人擇官”，其原則是身份與地位相稱，是以“人”為中心的。唐宋銓選“只系資考”，大有“身份組織”中的集體分肥意味。明清選官采用“掣簽法”，干脆聽天由命碰運氣，好事人人有份兒，機會均等。頒官、授爵、進階、加位，看上去就是在按等級身份來分配利益。其所分配的，就是“位”。東漢常把“校尉”之號加給儒臣，魏晉南北朝時文人也帶“將軍”之號，北魏任用“力曳牛卻行”、“勇健不好文學”的部落武人做秘書監、秘書郎。從職能角度看，這時“能”與“職”并不對應；但在統治者看來，“人”與“位”既已相稱，目的就達到了。進而，人員結構遠大于職位結構的現象，冗官冗吏現象，大量擁有官爵銜號但并無職事的人的存在，以及發放“品位薪俸”的做法，無不顯示這個體制是一個“身份組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這“位”不僅僅是承載權責的職位，而是“官本位”下的品位、人的地位。所以組織成員包括一切位階官號的擁有者，哪怕他們沒有職事。這個體制好比一個有機體，資源提取與人員錄用是“攝入”，資源消耗與人員老病死亡是“排出”；官爵授予、薪俸發放、特權分配、位階升降，以及各種等級禮制的照章履行，“位”的授予、流轉與升降變動，就是這個等級組織的存在方式，就是它的生命形態。

從職能視角看，官職只是一份權責任務；但在中國官僚的眼里，它首先是“位”，權責只是“位”的一種構成因素。“位”的“含金量”由權力、待遇、資源、聲望，以及發揮能力和取得成就的更多機會等共同構成，總匯為“位”。這種等級認知，反過來就造成了官位的“通貨”性質：可流通、可繼承、可轉讓、可兌換。職、散、勛、爵等各種位階，好比是主幣、輔幣或不同幣種，可以互相折算，授予時可以搭配調節，還有“回授”、“回充”等競換、轉讓之法。王朝甚至會普惠性地泛階或恩蔭，這時所授之官，猶如年節時家長給子弟們的壓歲錢。

“位”不止是公職，在官僚眼里它是“個人獲得物”。“地位尋求”，是中國官僚承擔公職的最大驅動。“做官發財”當然也是一種職業驅動。孟子把求仕稱為“干祿”，承認“仕”是改變貧困的途徑。中國官僚信奉“做官發財”, “做官被看成發財的手段，做大官發大財，做小官發小財”。在世俗觀念中，“行財運生官，行官運發財”,“富”與“貴”是雙子星座，其影響無處不在，甚至化入了日常吉祥語和吉祥圖案。然而同時，孔孟又把“行道”看成“干祿”之上的更高目標。中國官僚的法定薪俸，有時并不太高；居官而“不事產業”者，同樣史不絕書。士大夫接受的是儒家“清貧即美德”教育，并不是每位熱衷入仕者都熱衷財富。但在動機分析上，我們又不能認為士大夫是“無私”的，只能說他們尋求的是“位”或“地位”。人類學家認為，就一般人性而言，“承認其社會地位常常比給自己帶來幸福的金錢和物質財富還要重要”。甚至動物都如此。黑猩猩在群體中獲得較高等級時，其血清素會明顯升高。唐人劉晏云：“士有爵祿，則名重于利；吏無榮進，則利重于名”；宋人蘇軾說：“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馬斯洛認為人之需要的最高層次是“自我實現”，而對中國官僚來說，其“自我實現”必須獲得外在的標識，那個標識就是“位”。

“官本位”還意味著官位成為整個社會的身份尺度，通過與政權的距離來決定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可以大略區分出三種社會等級結構：金字塔式的，“林立式”的，“網絡式”的。“網絡社會”是對即將到來的社會結構的一種預測，被說成是一個自愿平等的組合世界。“林立式”社會可以說是一個多元社會，其中各領域各有其地位序列、流動階梯和成功尺度，“萬類霜天競自由”，彼此沒有一元性。例如，一位文官的晉升，與一位作家或僧侶的成功不可比。而金字塔結構相反，各領域的成功尺度、地位序列與流動階梯存在著可比性、對應性與可轉換性。例如，文人以功名與官爵為成功標尺，否則自己也認為是蹉跎失意；僧官與道官須國家任命，僧侶的地位取決于國家名號。二者的成功，與文官的晉升在重大程度上是可比擬的。在社會分配上，林立式社會采用“彌散型分配”，金字塔社會則實行單一尺度的“一體化分配”。用一句俗話說，就是“贏家通吃”。

有能力塑造金字塔社會結構的組織，只有國家。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有國家而無社會”，或“國家強于社會”。強調國家對社會的支配與控制。黃宗智先生反對“國家—社會二元論”，提出了“第三領域說”。不過這似乎只是“國家—社會”二元視角的細化。梁漱溟先生則強調“國家消融在社會里面，社會與國家相圓融。國家是有對抗性的，而社會則沒有，天下觀念就于此產生”。還有學者試圖從這種天下觀中，引申出未來的世界秩序。錢穆先生的表達是“政府與社會融成一體”，“中國本無社會一名稱，家國天下即一社會”。若從中國政治理想說，“禮”的概念包容了君、官、民之間的全部關系，在其中國家與社會確是一體化的，不過是金字塔的不同層級而已。在很多社會活動中，如鄉約教規及民間習俗里面，都能看到“國家的在場”。

品秩位階是國家塑造社會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有學問和有錢財的人們當中，追逐官職和功名的理想是如此強烈，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是一個單一的職業社會。……中國階級開放的模式繼續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最理想的仕途上。”在社會生活中，王朝官號發揮著“商標”或“貼牌”的功能。在社會關注一個人的時候，目光首先會落在其官號之上；評價一個人的成就，要看他是否獲得了官方的名號；在人際交往中，也得首先弄清對方的官號，否則拿不準適當的禮節，交往就沒法兒正常進行了。“微服出訪”的故事之所以為國人津津樂道，就是這個緣故。那往往伴隨著戲劇性的情節：主人公最終公開了自己的官號，令勢利眼兒們尷尬不已，由“前踞”變為“后恭”，趕緊認錯賠罪。這類故事看起來是在譴責勢利眼兒，實際卻是推波助瀾，因為它強化而不是淡化了對官號的崇拜。中國人是通過“名號”建立人際認知的。有官方名號的學者、醫師或畫師被認為成就更大，官方名號等于是“商標”或“貼牌”。這可以簡化和便利社會認知，然而其間也可能發生錯位，官方名號的高低，不一定真與成就大小成正比。

假如今天我們給花木或動物以“處長”或“局長”之銜，大家一定覺得是笑話，但皇帝就是這么做的。不但“人近天子而貴”了，草木禽獸也因“近天子而貴”了。泰山頂上著名的“五大夫松”，據說曾為秦始皇遮雨，因而獲封“五大夫”爵號。北齊的末代皇帝幼主：“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陵霄郡君。……斗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干。”（干是配給官僚的一種吏役）五代劉旻，“為黃騮治廄，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品秩位階進而還向虛幻世界滲透，與天地同構。漢代的史官把天空中的群星，以人間官制的樣式編排為“星官”，南宮微垣為天子之庭，將相諸官分列其側。南朝道士陶弘景把神靈分為七階，每階有一個中位。被祭祀的各色神靈，有稱“帝”的、有稱“王”的、有稱“將軍”的。例如城隍，有帝，有王，有公、侯、伯。顧頡剛先生曾提到，在他童年見過的“神軸”上，諸神列為八層，玉皇大帝在第一層，觀音在第二層，孔圣人只列在第三層。玉皇大帝為首的眾多神仙，儼然是世俗朝廷的幻境翻版。“漢族的神明即諸神，都在天界的萬神殿里，與其權能相應，他們各自擁有各自的等級和職務，構成了官僚制度式的中央政府和神軍。”

“社會的行政化”，及“品級、等級與階級的高度一致性”的現象，當然不是無限度的。魏特夫揭舉“行政效果遞減法則”，指出國家的過度控制將造成行政效益的遞減。他還說：很耐人尋味的是，直到現在為止，效果遞減法則的研究還主要限于私人經濟方面。然而現在不一樣了，新制度學派已在使用類似思路觀察國家了。巴塞爾指出，對獨裁集權的內在約束來自交易成本，施政與監督是有代價的。曾峻先生指出，國家向社會的過度擴張，將遭遇資源限度、決策限度與合法性限度。此外還可以從“生活組織”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按照儒家“天下一家”的理想，君主應當“為民父母”，把所有臣民視為兒女，為他們謀福利。但這就要支付高昂的福利成本。這就要把國家與社會劃分開來，把社會看成提取資源的對象。統治者也會考慮，允許社會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以釋放社會活力。所以中國社會也是一個“復式結構”，一定的私人空間是存在的，獨立于王朝品爵，由親緣、業緣、學緣、地緣等等而來的等級也是存在的。財富或文化上的成功，有時候可以用來對抗從政的成功。對民間所保留的自由，魏特夫稱為“與政治無關的自由”，還使用了一個貶義的語詞：“乞丐式民主”。

剛才提到的勢利眼兒的故事，還有另一種情節：某人先賤后貴，其貴不為人知，但終歸真相大白了。東漢的朱買臣原先是個賣柴的，一度困頓到了在會稽郡邸蹭飯吃的地步。然而時來運轉，他被任命為會稽太守了。于是“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導演了一場郡吏“有眼不識泰山”的喜劇。這故事為后人長久詠嘆，成了許多戲曲小說的源頭，它們都含有一種“命運的不可捉摸”的感嘆。這類“有眼不識泰山”的故事背后，就是中國社會的高度流動性。朝為匹夫而暮為高官、或朝為高官而暮為匹夫，都是可能的。因為“富貴無常”，所以“居貴思賤，家富思貧”，就成了中國人的金玉良言。

自戰國起，中國社會就是“官無常貴而民無常賤”的了。秦漢的軍功爵向平民開放，憑借在戰場上的表現而獲得。孝廉察舉中，無任何官位的平民與貧民占了近25%，以其經術或文法的才能加入政府。西漢丞相平均任期為4.55年，東漢三公的平均任期只有2.43年，“高級官吏如此的變動速度，實在令人嘆為觀止！”這與現代文官的流動率，無大不同。帝制中國的品秩位階，也都是以便于流動、便于晉升的樣式設計的。森嚴的“官本位”等級秩序下，又存在著以擇優制、功績制為基礎的活躍社會流動。

林語堂云：“中國完全沒有固定的階級，科舉選士使任何人都有上進的機會。”英國人麥高溫在這里看到：“在中國，財富與榮譽的獲得并不限于某一個特定的階級，任何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成為一名書生。”耶穌會人文學者馬菲在1588年就贊揚中國，科舉制下沒有世襲貴族，每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奠基者，任何稱號、官職都不會合法地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湯森認為：“帝國政治制度的政治權威構架基本上是精英主義的。……其理論依據是，某些人由于自己的德行并借助所受的教育而有權行使政治權威；那些不具美德的人則理所當然地被安置在受統治的地位上。”一方面等級森嚴，另一方面等級又不是遙不可及的，只要肯登攀，從流動機會說又相當“平等”。

科舉制構成了一種以文化知識為標準的流動通道。韋伯曾用“神賜魅力”或“巫術性理念”來解釋功名，不過在中國人看來沒那么神，科舉只是一種考試。《宋史》中的北宋官員，有46.1%來自寒族。南宋非官員家族的進士，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9%。對明清12226名進士的一份統計顯示，祖孫三代無任何功名者，占進士的30.2%。這就是說，明清進士中的官貴子弟只是平民的2倍多，而且那些官貴子弟也是過五關斬六將考上來的。這樣一種社會流動的規模與速率，相當驚人。為此錢穆先生提出：“我們若為唐以下的中國社會，安立一個它自己應有的名稱，則不妨稱為‘科舉的社會’。”何懷宏先生也為此而揭舉“選舉社會”的概念。

當然，接受教育、參加考試需要昂貴投資，令窮人處于劣勢。不過在這一點上，也許不能苛責中國古代。就是現代社會，高等教育的學費同樣讓窮人望而生畏，教育與階層高下仍然有重大相關性，教育依然在復制與強化著社會等級結構，再生產著不平等。學費漲跌10%，就可能影響6.2%的美國學生上大學的選擇。在現代法國，農民與工業家、自由職業者上大學的比例，有幾十倍的差異。在中國1949—1976年生存取向的高等教育中，管理階層子代的機會，是體力勞動者子代的4倍；干部子弟成為干部的機會，在1957—1965年是他人的2.94倍，在1966—1977年是他人的4.23倍。反過來說，科舉制所促成的社會流動規模，已能與現代社會約略相比了。在教育決定社會地位上，中國的科舉時代也與現代社會的特征相近。

也許讀者愿意同我們分享與分擔這樣一個理念：每個人生而平等，他們被造物主賦予了若干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如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那么，每個人都應得到享受生活的同等權利，每個人都應得到發揮能力的同等機會。而中國人早在公元七八世紀，距今一千二三百年前，就創造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考試制度，它給了大多數中國男性這樣一個機會：自由投考，通過規范化的程序公平競爭，以知識改變命運。明清的應天府貢院，其號舍多達20646個，可以容納兩萬多人同時考試。這是一個世界史上空前絕后的宏偉考場，堪稱一個奇跡，中國制度文明留下的奇跡。在人類尋求平等的歷程上，中國人也做出了自己的探索與貢獻，科舉制即在其列。

巨大的流動規模，在相當程度上釋放了森嚴等級所禁錮的社會活力。當然，單一尺度的垂直流動，反過來依然束縛著社會活力。而且單一尺度的競爭，加劇了社會的緊張、競爭與不穩定性，因為有競爭就有成功者，就有失敗者，后者就可能成為動亂的淵藪。過于高峻的等級造成了底層的巨大壓抑感，強化了他們的叛逆情緒。若用現代尺度衡量，“官本位”下的平等，仍是一種“可變的、流動的不平等”。其解決之道，就是扁平化、多元化，向林立式社會、甚至網絡式社會轉型。然而這時，將面臨現代尺度、西方尺度與中國固有尺度不一致的問題。

若用中國固有尺度衡量，“官本位”不僅天經地義，甚至發展為一種禮制化的社會理想。兩千年來，圍繞“官本位”，形成了異常復雜精致的規則、秩序、關系、機制。它有自己的運作邏輯，也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如與其他政權做共時性比較的話，那么人民是生活在官僚的管理之下更“好”，還是生活在貴族政權、部落政權、神權政治、軍閥政治或財閥政治之下更“好”，還難以驟下定論。畢竟在漫長歷史上，這個體制曾支撐了一個偉大的文明，提供了較多的秩序、安定與繁榮。甚至中國文化遺產，也有一大部分是官僚創造的，浩如煙海的四部典籍，大部分是官僚的作品。在做古今的歷時性比較時，必須慎重，不能把中西官僚制的差異都看成古今差異。我們在“功能組織”、“身份組織”的二元概念下觀察中國官階，但是否從“身份組織”到“功能組織”就是發展方向，就是“現代化”呢？本書尚不敢驟做判斷。什么更“好”，有很不相同價值標準。有人會認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是最“好”的。有人會認為，每個人的幸福、自由與平等是最“好”的；也有人會認為，我們民族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一個社會很難同時滿足多個目標，正如一個人不可能樣樣都強。

在解釋現代中國變遷時，大致有“現代化模式”和“社會主義模式”兩種模式。二者多少都忽略了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歷史連續性，中國歷史的固有邏輯。1900年的美國人口是7600萬，中國人口達4億，是前者的5倍多。其時中國官吏的數量比美國只多不少，其復雜程度也未必比美國低，但等級管理體制卻大異其趣。中國官階最復雜之時可能是宋朝。宋徽宗時在籍戶口約2088萬戶，人口約11275萬，約為20世紀初美國人口的1.5倍。1957年中國人口約6億，是當時美國的數倍，其30級職務工資制是典型的品位分類，也與美國的職位分類構成兩極。中西官僚制度的差異，不是政府規模所決定，甚至不僅僅是“傳統—現代”的差異，它也是一種歷史與文化的差異。

在探討中國輿服等級制時，我曾表達了這樣的看法：“總之，君尊臣卑、官貴民賤的等級體制，穿越了治亂，穿越了‘變態’，也穿越了‘宗經’、‘復古’的浪漫時代，日益完善、精致，并寄托于新的輿服形式之中了。我們不由得驚嘆它非凡的堅韌和頑強，驚嘆它利用與損益傳統資源、吸收與消化異變因素的強大能力。無論是冕旒，是梁冠、品色，還是頂戴、補服，或其他什么，其背后永遠是君—臣—民的三層一元等級結構。即令它的眾多構件已經更新，其結構依然故我。那種無與倫比的自我延續和自我更新能力，使兩千年呈現為一個‘螺旋形上升’的進程，其間只有治亂，只有‘變態’；卻無轉型，更無‘變革’。它不斷地自我調整與更換構件，不斷地自我復制而再獲新生。于是我就想起了羅素的名言：‘中國總是一切規律的例外。’并因此而有了一個看法：超越各種‘分期論’、‘變革論’，轉而去解析中國歷史的‘周期性’和‘連續性’，應成為21世紀中國史學的主要任務之一。”

現代化的轉型，在1911年終結了帝制時代。1949年中國就重建了中央集權秩序，度過“亂世”只用了不到40年。此后的中國社會分層，呈現為一個三層結構：1000萬國家干部處在頂層，3500萬國營企業工人在干部之下，兩億農民處在下層。“每個人位于一個等級中，就像站在一層樓梯上，并且很少有機會向上走一級，這種階梯就是由職務和級別組成的一套職級工資制。幾千萬干部分為24種不同的工資級別。”至今為止，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仍處于階層結構的最高層。與西方社會不同，“干部分層是中國社會分層的本位體系，其他的社會分層是依據干部的垂直分層而劃分的”；“以干部的級別劃分作為社會分層的基礎”，“以行政序列為基準劃分社會機構”。中國人的階層意識依然不是以職業來衡量的，而是以權勢（及財富）為尺度的。調查顯示，干部一直是人們向往的職業，因為“毋庸質疑，干部是最有權的人”。相關的研究結果還有很多，甚至給了外部觀察者以深刻印象。顯然，學者看到了共同的東西。這仍是一個行政化的社會，管理者的社會，“干部決定一切”的社會。在近年一項社會調查中，61.5%的人認為，“因權力造成的不公平”是當前三種最不公平的現象之一；72.6%的人認為，“當官的人”最容易獲得高收入，這是文化、學歷或資產選項的兩倍。干部、黨員在私營企業主中所占比例，也相當可觀。

“官本位”的種種表現，是人們所不陌生的。此外又如等級、名號在社會激勵上的廣泛運用，也屬“中國特色”。優秀學生，有校級三好生、區級三好生、市級三好生、全國級三好生之分；優秀教師，有校級優秀教師、市級優秀教師、省級優秀教師、國家級教學名師之分；教師的課程，有校級精品課、省級精品課、國家級精品課之分；各種獎項，有校級獎、省部級獎、國家級獎之分；科研項目，有學校項目、省部級項目、國家級項目之分。這種通過一元化的等級名號來施加社會激勵的制度，走出國門就相當罕見，在我們這兒卻成了生活的常態。其利弊暫且不論，總之它是古已有之，古代的品爵名位本來就是如此運用的。它深深扎根于傳統的制度文化之中。

無論如何，組織資源與文化資源，或說政治資本與教育資本，在當代中國仍是社會競爭的最重要條件；行政化的等級安排，在確認社會身份、塑造社會分層、強化社會控制、施加社會激勵、引導社會流動、建立社會認知、溝通社會交流上，依然發揮著重大作用。在“一元化多序列的復式品位結構”上，在“品級、等級與階級的更大一致性”上，在“政治體制塑造社會形態的巨大能動性”上，中國的古今顯示了可觀的連續性。而這一點，就是我們提出“制度史觀”，并由此去探尋中國史之周期性與連續性的靈感來源。

20世紀80年代，西方出現了對“新公共行政”的探索。就目前看，這個探索似未產生其所預期的效果，也遠不足以打破韋伯所預言的“官僚制的鐵律”：官僚制是大規模生產下有效分工的一個必然產物，其對社會的控制是不可逆轉的，“現時而言，我們可見的乃官僚專政而非工人階級專政的推進”。而“官僚專政”，在中國是自古已然。又古德納認為，一個由人文與技術知識分子組成的新階級正在當代崛起，他們以教育為基礎，掌握了文化資本。然而一個文化階級的存在，在傳統中國早就是社會常態了。中國古代的等級制度和等級組織，在其精致性、復雜性上，在其功績制與流動性上，是富有現代性的。

中國國家經歷了它的1.0版，即夏商周的“王國”；經歷了它的2.0版，即兩千年的官僚帝國。近代以來，中國國家開始向3.0版全面升級換代。度過了短短40年“亂世”，中國就恢復了秩序，并贏得了60年的高速增長。目前正在“中國特色”的獨特體制之下，沿自己的道路成功崛起，走向繁榮強大，并將在若干年后加入世界強國的行列。對這個體制的獨特性與經濟增長的重大相關性，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已提出了各種解釋。也有若干國外學者，開始關注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并預言中國將擁有一個不同于西方的未來。這些看法至少提示了兩點：第一，進一步強化了“中國政治體制在塑造社會面貌上的巨大能動性”的論點；第二，它使上世紀對傳統專制官僚政治的一味譴責，顯得簡單化了，應代之以一種“價值中立”的觀察。“封建專制的流毒”被承認，“官本位”的弊端被承認，已被領導者允諾列入解決日程；同時宣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將繼續下去。那么，政治改革將繼續深化，但基本體制不會動搖。如果改革能令這個體制更扁平一些、更多元化一些，就會有更多社會活力被釋放出來。在一點上，執著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那部分公眾，將是最大推動力。同時在尚可展望的未來幾十年中，它仍將是同一版本的升級換代，“一元化多序列的復式結構”將持續下去。一個不同于西方的未來中國，已展現了現實的可能性，“路徑依賴”似已形成。

諾思提醒人們：“路徑依賴性意味著歷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顧制度的漸進演化，我們就不可能理解當今的選擇。”在升級換代、各項性能全面提升之后，未來中國國家的3.0版會是什么樣子呢？尚不能確知。我們只是推斷，四千年的文明、兩千年的集權官僚等級制似是遙遠的過去，實際卻將在宏觀層次與長時段上，展示其深遠影響與巨大歷史慣性。在這時候，有兩種可以同時持有、但必須區分開來的態度：觀察者的態度與參與者的態度。作為觀察者，就應盡可能地排除主觀偏好，純客觀地體察歷史與未來，不讓任何個人的期望、選擇干擾了分析與判斷。而作為參與者就不同了，由于社會變遷是眾多分力之“合力”，而且“合力”是未知的，所以作為分力之一，每個人都有選擇方向的權利。因為這時你不是在旁觀天平的指針，而是在把砝碼置于你所選擇的一側，以改變平衡。那么請你堅守一己的選擇與期望。正如羅新先生所說：“未來也許并不完全是我們所期望的那個樣子，但是，如果沒有我們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這未來就會是另一個樣子，是我們更加無法接受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