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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想象中,事情總是在一個結構中展開的。期待人物、情節與場面的讀者,會覺得缺乏歷史感,那就沒法兼顧了。好比我選擇了吃蘋果,那我并不指望品嘗到梨子的味道。曾有一種傾向:把制度史視為政治史的附庸,制度史是為政治史做注腳的,制度研究只有從政治史開始、并最終歸結到政治史上去,才算有深度。但我不那么看。從“政治史主體”的立場觀察,有血有肉的人的活動才是歷史,人的思想言行、人與人的關系,集團、事件和沖突,才是歷史的中心。而在“制度史主體”的目光中,人的活動也好,政治事件也好,它們都發生在一個結構之中。宛如湖面上的一場風波,政治史把它刻畫得栩栩如生;但制度史關心的,卻是湖泊的水文、地質、氣象問題。在“制度史主體”的立場中,研究應首先從法定成文制度開始,隨后是其運行狀況,最后才是其與政治、文化、經濟、社會、民族等因素的關系。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結構、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結構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閻步克:《服周之冕》,中華書局,2009年,第4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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