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16日清晨,臺北川端町刑場的一聲槍響,帶走了中共臺灣省工委副書記張志忠的生命。多年后,曾親自審訊他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谷正文在回憶錄中寫道:“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皆投降,唯張一人不降……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臺共黨員兩千余人中,可稱唯一硬漢。”這一評價出自當年對手之口,折射出張志忠生命的最后四年如何在沉默中鑄就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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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就看出來他那股硬勁,1910年嘉義出身,家里窮,少年在島上碰到反日游行就跟著走,被殖民當局趕走,背著書跑到廈門集美中學,1927年在臺北組織“臺灣黑色青年聯盟”,人被日本警察帶走,放出來又去做事,1933年到上海卷進“反帝同盟”,又被抓,他裝瘋,爭到保釋,出了門人沒再回頭,一路繞,到1939年站在延安抗大課堂里聽講,這一段一段,摔了爬起,身上帶的東西多了,后來坐在審訊室里照著燈,他那條線不容易被拽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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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從華東局領了任務回臺,地下工作開起來,臺工委副書記兼武裝部長,找人湊隊伍,“臺灣民主聯軍”搭起來,二二八嘉義那邊槍聲起,他人在前面,蔡孝乾習慣藏,張志忠把人往街上叫,這樣的節奏,等到國民黨退到臺灣,名單上他位置靠前,1949年基隆市工委被破,保密局往下查,線頭牽到他,臺北新公園旁的住處被人盯了三個月,12月29日門口被攔住,和妻子季沄一起被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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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獄門,保密局的招數一件件上,刑罰,軟話,親情,人都到面前,谷正文找來已經倒向那邊的蔡孝乾來勸,他不說話,特務把季沄帶到審訊室里坐著,他還是不說,倆人對著,屋里安靜,1950年11月季沄去義,他在墻上刻了“革命者死不足惜,但不能死在恥辱里”,四年里唯一落下的字,蔣經國兩次進牢房,開口說合作就能放家人,他回一句,“你若想幫助我,就讓我快死”,審訊室桌上翻頁,話不再多。
谷正文后來寫到他,筆下是那種在角落里不動的身形,蔡孝乾把四百多個名字交了出去,陳澤民、洪幼樵在刑房里撐不住,張志忠面對妻子已去、幼子沒人照顧的局面,嘴還是閉著,組織的線沒被他吐出一根,他的沉默像一道屏,地下那點人能多留一陣,牢里每天唱《國際歌》,還把人湊在一起對著蔡孝乾開會批,蔡那邊精神出了問題,被送醫院,審訊記錄翻來翻去,邊上寫著“無進展”。
這條路的代價落在家里,季沄就義時29歲,兒子張思中被貼上“匪諜家庭”的標簽,找工作住校都不順,1968年元旦在臺北旅社結束自己,留給作家柏楊一封信,一個句子,“父親的名字叫張志忠”,幼女張素梅走得也早,1998年夫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谷正文的回憶錄,從對手視角把人寫清楚,特務頭子那句“我對他的評價最高”被放在書頁上,這段沉默,不在誰的旗幟里找意義,放在時間里看,能看出一個人把信念握在手心里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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