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2018年，在東京大學念書的一名中國留學生丟了輛自行車。因為沒上鎖，他去警署報案，詳細登記了身高、體重、血型等一連串信息。四年過去，他已經搬去京都讀博。某天，東京警視廳文京區警署打來電話，說那輛丟失的自行車找到了，請他回東京領取。
他覺得可笑——四年前的破車，誰還要？但警察態度堅決：“您可以不要，但必須回來辦理領取手續。”往返一趟要花好幾個小時，他煩得直接掛電話。沒多久，警察又打來，說如果他不回來，他們的手續就無法結案。最終，警方寄來一份“丟棄委托書”，請他簽名蓋章寄回。上面第一行寫著：“您四年前遺失的自行車，我們已為您找到。”
有人笑說，這樣的日本警察太迂腐，不懂變通。但也正是這種“無意義的認真”，構成了日本社會最真實的底色。
流傳已久的一句話常被拿來評價日本——“有小禮，無大義。”可什么是“大義”？如果大義只在大場面才顯現，那平時的公正又靠什么維系？
日本人的邏輯恰恰相反：把小事辦正，就是最大的義。一輛自行車、一張筆錄、一封委托書，都是社會秩序能長久維持的理由。他們相信，只要程序不亂、規則被尊重，公正就不會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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