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鍋莊： 漢藏經濟貿易與民族融合的載體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市場星報）

康定（舊稱“打箭爐”）地處四川盆地與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自明清以來就是川藏茶馬古道的必經之地，也是古代我國川茶銷藏及漢藏民族貿易往來的核心集散地，吸引了眾多漢藏商民云集于此。康定鍋莊是伴隨漢藏民族貿易興盛而衍生出的一種地方性經濟組織與文化空間，其融合旅店、貨棧、貿易中介、衙門等功能于一身，在串聯漢藏民族貿易，促進漢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康定鍋莊的起源與興衰

“鍋莊”通常被認為是由藏語“古咤”（skra-drag）音譯而來，在不同歷史時期，含義有所不同。早期指土司下屬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的貴族和頭人，隨著漢藏民族貿易興盛，鍋莊的經濟職能不斷凸顯，成為漢藏民族之間重要的商貿組織。根據《康定縣圖志》記載：“康熙三十九年，土司錫拉扎克被藏蕃昌側集烈殺害，旋經四川提督唐希順率兵征剿，以土司之妻貢嘎襲職其子堅贊德昌自木雅移此（康定）建壘營寨，置土目于此，聽差侍貢，名鍋莊”。康定早期的鍋莊系統規模較小，僅有4家，但卻是明正土司政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土司制度下的頭人、家臣、貴族等權力階層作為鍋莊主，承擔著輔佐土司分擔差務的重要職能。其中，接待來往漢藏使節朝貢覲見，并代為開展商業貿易便是一項重要任務，這也為康定鍋莊日后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康定鍋莊產業的快速發展源于漢藏茶葉貿易的繁盛。在清朝以前，漢藏貿易主要集中于大渡河以東的沈邊、冷村等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皇帝批準“行打箭爐（康定）市，蕃人市茶貿易”，漢藏茶葉貿易市場逐漸由大渡河東岸向西岸轉移，康定則取代沈邊、冷村等地成為漢藏貿易的重要集鎮，大量漢藏商賈云集于此集散茶葉等各類商品貨物。在此背景下，康定鍋莊的政治職能逐漸弱化，開始朝著專門面向漢藏貿易的經濟實體結構進行轉化，成為溝通漢藏民族貿易的重要樞紐。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定的鍋莊系統規模發展至13家，到清中后期達到鼎盛，形成了48家鍋莊的盛況，將漢藏民族的貿易往來編織進同一個貿易網絡中。

清末，為進一步鞏固邊疆穩定，清政府實施改土歸流，土司制度日漸衰微，康定鍋莊也隨即失去了可依附的政治體制。進入民國后，長期的政局動蕩使漢藏貿易受阻，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政府又廢除邊茶引岸制度，康定在漢藏貿易中的地位與作用逐漸減弱，康定鍋莊也進一步沒落。新中國成立后，川藏之間交通運輸條件得到有效改善，特別是在1954年，川藏公路全線貫通，使康定曾經在交通意義上的核心功能迅速消失，康定鍋莊也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明清時期漢藏民族貿易的重要中介

康定鍋莊是明清時期溝通漢藏貿易的重要橋梁。康定鍋莊除了為交易雙方提供食宿、存儲等服務外，其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構建了一套適應跨民族貿易需求的信任與溝通機制。在漢藏貿易往來中，漢族和藏族之間在語言、文化、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為了克服這些族際通商的障礙，康定鍋莊作為中介組織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經營鍋莊的鍋莊主，作為整個交易鏈中的核心人物，既通曉漢藏兩地語言，又深諳漢藏兩族的經商理念與文化習慣，同時又可敏銳洞察商品市場的行情，在交易過程中充當了中間人的角色。鍋莊主的牽線、介紹與擔保，有效打破了漢藏民族之間因語言和文化存在的隔閡，彌合了因文化差異造成的通商壁壘，促成了雙方交易的順利完成。

康定鍋莊是明清時期漢藏貿易交往的重要集散地。在建筑形態上，康定鍋莊從早期“番民壘碉”式的多層結構，逐漸發展為融合漢藏特色的四合院風格，這種布局巧妙結合了漢式天井與藏式院壩，形成了獨特的多元空間。鍋莊的院落也是進行商品打包、分裝、存儲、交易等活動的場所，來自西藏的獸皮、金銀、麝香、蟲草、鹿茸等特產，與來自內地的茶葉、布匹、棉花、染料等物資在此匯聚和流轉。這種活躍的商貿不僅滿足了漢藏雙邊的需求，更直接帶動了農牧業、縫茶業、制革業、運輸業等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圍繞鍋莊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貿易體系。

康定鍋莊是明清時期漢藏貿易協作的社會交往空間。參與貿易的交易者，既有貴族、使節、商賈，也廣泛包含了社會底層的馱腳娃（背夫）、客夫子（伙計）、農牧民以及從事貿易的零散商販。不同階層、不同民族的人群在此頻繁互動、協作交流，使康定鍋莊超越了單純的交易場所，成為既是漢藏物質文化交匯之節點，又成為建構漢藏民族乃至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文化融合共生的社會交往空間。

漢藏民族交融的重要載體

康定鍋莊是漢藏民族相互尊重、團結友好的象征與紐帶，猶如一條強有力的經濟文化紐帶，將漢藏民族緊緊地連接在一起，構建了和諧發展、團結友愛的民族關系。漢藏民族借助鍋莊建立起了良好的關系，外來的漢族商人不僅尊重藏族民眾的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更是以“入鄉隨俗”的智慧主動適應藏族社會，在語言、服飾、飲食等方面效仿藏族民眾的生活方式，他們將商貿活動巧妙地融入藏族民眾的社會生活與交往之中，獲得了藏族民眾的廣泛認同。藏族民眾則在相處中學習漢族語言與文化，吸收漢地商業理念。康定鍋莊作為中介組織，主動進行雙向調適，采用漢藏雙名的方式成了漢藏民族文化互認、情感交融的媒介。例如，康定鍋莊系統中最大的“瓦斯碉”鍋莊取漢名為包家鍋莊，“下必崇”鍋莊稱為汪家鍋莊，“色根古”鍋莊稱為羅家鍋莊，“甲人色”鍋莊稱為木家鍋莊，等等。

康定鍋莊還促進了漢藏民族間以通婚為載體的民族融合。據《西康之種族情形》記載，“川陜各地商民，在村鎮經營者，亦多娶夷女輔助”。清代至民國時期，為了穩固客源，康定鍋莊構建了跨民族的姻親關系，形成了以商人為主的漢族男丁入贅娶藏族婦女的漢藏通婚模式，俗稱“坐鍋莊”。此類跨族通婚兼具情感聯結與商業協作的雙重屬性。首先，夫妻雙方必須通過學習達到語言相通、情感相聯的狀態。其次，藏族妻子在掌握漢語后即成為兼通漢藏雙語之人，可擔任翻譯促進交易完成。她們還因藏族身份更易獲得參與貿易的藏族同胞信任，是貿易活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橋梁。漢藏民族從生意伙伴轉變為姻親關系，子嗣承載兩族血脈，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經濟共生躍升至基因交融，為民族團結注入了血脈相連的韌性。

康定鍋莊是漢藏民族經濟交往的產物，也是漢藏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場域，生動體現了漢藏民族互動交融、互相接納、互相借鑒的和諧關系。盡管康定鍋莊最終因經濟制度的變遷和社會需求的轉變而逐漸消逝，但其所承載的漢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記憶卻彌足珍貴。 據《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