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司令率部剿匪，途中得知參謀打過一個電話，馬上讓司機掉頭

1950年初夏，湖北恩施山區，解放軍司令率部剿匪，正乘坐一輛吉普車準備前往來鳳縣。

途中，司令突然想到什么，問了參謀一句話，得知參謀打過一個電話，馬上讓司機掉頭。

為何這位司令會在關鍵時刻選擇“半路返回”？背后究竟藏著怎樣的危機與反擊？

誓除匪患

1950年春，剛剛經歷解放戰爭硝煙洗禮的華中大地，還未從戰火中完全復蘇，一場新的風暴卻悄然醞釀。

地處鄂西的恩施地區，看似偏僻閉塞，實則山巒疊嶂、溝壑縱橫。

來鳳、鶴峰、宣恩一帶，大小土匪橫行，槍聲時有響起，搶掠、綁架、暗殺事件層出不窮。

這并非偶然，國民黨政權覆滅前夕，便有大量潰兵逃入恩施山區，形成武裝勢力。

他們勾結當地舊豪紳、宗族勢力，招募地痞流氓，扶持地方惡霸，自成體系，有槍有糧，頗具規模。

部分土匪與外逃特務串聯勾結，私設電臺，竊聽我軍動向，明里潛伏，暗中反撲，隱匿于群眾之間。

新政權剛剛建立，基層組織還在摸索運行模式，剛送去的干部，不是被劫持，就是被刺殺。

中央得知此事后震怒，批示：“鄂西匪患不除，華中安定無望。”

于是，一道密令火速送往武漢軍區，點名王定烈出任“鄂西剿匪指揮部司令員”。

王定烈接到任命時，正在處理華東戰場的善后事務。

消息一到，他立即推開眼前報告，轉身命令參謀組：“調人、調圖、調資料，三天內出發。”

彼時的王定烈，雖年僅三十多歲，卻早已是一員經歷過長征、抗戰、解放全程的老將。

從紅軍時期開始，他就被視為“臨戰不亂、排兵見長”的能員，在山地、叢林、游擊戰上，尤有奇謀。

臨陣一問

1950年6月的清晨，一支由三輛吉普車和數臺物資卡車組成的小車隊，從恩施軍分區大院悄然駛出，直奔來鳳方向。

車隊越過第一道山脊，參謀小田拿著地圖湊上前來，低聲報告：“司令同志，我們已過仙佛寺檢查點，按照計劃，最快兩個小時可抵達來鳳南關區。”

王定烈點點頭，望著遠處山谷中一條蜿蜒如帶的土路，不知怎的，心頭突然浮起一種難以言說的警覺。

他不是迷信直覺的人，可多年的戰場經驗告訴他，一旦感覺“不對”，那就必須立刻停下來，甚至掉頭。

“昨天晚上，誰負責對前方通報車隊行程的？”他突然開口。

話音剛落，車內氣氛一緊。

坐在后排的副參謀長林炳生一怔，猶豫著答道：“是我……我讓作戰值班員打了一個電話，通知來鳳軍分站做好接應準備。”

“用的什么電話？”王定烈眉頭皺起。

“就軍區辦公室的明線電話……”林炳生聲音越來越低，明顯意識到了問題。

王定烈的臉色瞬間沉了下來，目光如寒星一般望著前方，道：“馬上停車！讓所有車調頭，立刻原路返回。”

副參謀一驚，脫口而出：“司令，前面就是來鳳接應點，掉頭是不是……”

“我再說一遍，立刻掉頭！”王定烈聲音鏗鏘，帶著不容置疑的決斷。

吉普車在砂石路上猛然調轉方向，后方幾輛車緊隨其后，一路疾馳而回。

而車內一片死寂，王定烈盯著地圖良久，才緩緩開口：“你們知不知道，我們的明線電話，一路都被敵人監聽著。”

是的，新政權初建，通訊體系尚不完善，軍區與各地分站之間，往往還在使用國民黨時期遺留的通信線路。

而這些線路的交換節點，很多還掌握在地方電信人員手中。

更關鍵的是，敵人特務對這些漏洞了如指掌，早已在多個樞紐埋下監聽裝置。

“你們以為打個電話，是提醒我方接應？”王定烈冷冷一笑，“不，是提醒對方備好埋伏。”

“來鳳的那些土匪，里頭有當過軍官的，有做過特務的，甚至有用過電臺搞過情報工作的，只要知道我親自帶隊，必定傾巢而出設下口袋陣，把我困在半山腰里。”

此刻眾人才意識到，王定烈之所以“臨陣掉頭”，并非多疑，也不是退縮，而是一場危機提前規避。

他若繼續前行，不僅自己安危難保，整支指揮部也有可能陷入包圍、信息失聯，直接被敵人殲滅。

而一旦司令部被毀，整個鄂西剿匪戰線就會陷入指揮真空，數月苦心部署毀于一旦。

幾小時后，車隊抵達恩施市區，王定烈當即下令：“徹查通信線路，全面封鎖來鳳消息流通，重新規劃路線，改由側翼佯動，主力繞行南山口，打他們個措手不及。”

設局擒王

回到指揮所，王定烈攤開多張地形圖，指尖在來鳳一帶密集的山脊線上劃過。

“他們既然能監聽電話，那么我們就把這根線當成誘餌，給他們的情報，要真假難辨，既要能騙過他們的慣性判斷，又要能把他們引到我們預先布好的缺口里。”

這個計劃聽起來帶著冒險的味道，但誰都知道，直面山匪的蠻力遠不如智取來的穩妥。

于是，王定烈召集來鳳縣各指揮官，宣布了他的“假情報與反伏”方案：先由少量部隊在三個方向制造動靜，按既定路線通過明目張膽的道路進逼，故意露出“主攻方向”。

與此同時，真正的主力換裝、悄然調至敵人忽視的第四條山谷，潛伏等待。

待對方基于監聽得來“我軍三面圍堵、留一口缺口”的假情報而集中兵力從那道“缺口”突破時，我方一擁而上，形成閉合包圍。

為了使計劃可信，王定烈指示參謀在所有可能被對方監聽的線路上，有意泄露“兵力不足、三面包圍、放棄一面陡峭不設防”的指令。

他還讓來鳳本地幾名可信的聯絡員“偶爾”在村頭談論：“司令親率大部隊只得做三面包抄，那個險峻山口人跡罕至，咱們就從那里走。”

這些話傳進了匪黨的耳機與密室，與此同時，解放軍的佯攻部隊依舊按常規動作展開：操練、鳴槍、公開補給。

甚至在過道橋邊露出一排排整齊的士兵陣腳，朝向看似會成為主攻的三個方向推進。

夜色里，真正的主力則如幽靈般沿著荊棘小徑悄然就位。

果然，當假情報傳進匪首耳中后，他們立即下令在三個方向埋伏。

匪首們滿懷自信，甚至在出發前分發了額外的彈藥，暗自慶賀“今夜可大獲全勝”。

就在匪隊進入那條狹窄山谷的一剎那，隨著一聲低沉的口哨，埋伏點同時向下沖出，前方的堵截部隊在谷口實施突擊，后方佯攻部隊立刻扭轉陣腳，朝匪隊側翼逼近。

掉入陷阱的匪首們嘗試組織反撲，卻發現退路已被堵死，原先信以為真的“步道”成了牢籠的門扇。

戰斗過后，統計顯示，當晚被擒的匪眾近兩千，繳獲輕重機槍若干、長短槍數百，彈藥和糧草成堆。

治亂安邦

匪徒被剿滅后，恩施的局勢并沒有立即回歸安定，要想徹底治亂安邦，必須有后續的政治與社會整治。

第一步，是對投降匪徒的甄別與處理，王定烈沒有選擇簡單地將所有投降的匪徒一律懲處，而是采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

許多土匪并非天生惡人，而是由于社會環境的壓迫與困境，最終誤入歧途。

許多土匪，尤其是那些年紀較輕的，實際上并未親手沾染太多鮮血，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可能只是為了生存被迫與匪幫聯合。

面對這些人，王定烈的態度十分寬容，提倡他們“自愿投誠，改過自新”，并給予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

對那些情節嚴重、屢犯不改的頑固匪徒，王定烈也沒有手軟，他堅持“軍法從事”，那些肆意殺戮、殘害百姓的土匪，最終未能逃脫應有的懲罰。

除此之外，每當軍隊到達一個村莊，王定烈都會親自指揮部隊進行自我清潔與幫助百姓勞作。

在王定烈的努力下，老百姓們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他們開始意識到，解放軍不僅在打土匪，更是在為他們創造一個新的、安穩的未來。

王定烈還要求部隊在各地設立教育班，開始對百姓進行基礎文化與政治理念的培訓。

這一舉措為很多百姓提供了接觸新社會制度的機會，他們開始了解共產黨是如何為民眾著想的，開始接受新政權的合法性和領導力。

經過數月的努力，王定烈逐步完成了社會的重建工作。

恩施的人民，曾經對共產黨充滿疑慮和恐懼，經過一次次實際行動的證明，最終開始信任和依賴他們。

1951年，建軍節當天，恩施的街道上張燈結彩，百姓們歡聲笑語，王定烈與他的部隊一起，在百姓的陪伴下，慶祝這來之不易的勝利。

王定烈的剿匪故事，不僅是一個英雄與匪徒的戰斗，更是一段軍民同心、智勇雙全的歷史篇章。

在這片曾經動蕩不安的土地上，王定烈以非凡的戰略眼光和果敢的決斷力，成功剿除了恩施的匪患，恢復了社會秩序，他用實際行動證明，只有贏得百姓的心，才能贏得真正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