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公安軍副司令被選為省長，上級：以后還可回部隊！21年后如愿

［1956年1月12日，北京中南海會見室］周恩來抬頭看了看韋國清：“身體恢復得差不多就動身吧，廣西代表大會已經把票投給了你。”韋國清輕輕答了一句：“擔子不輕，得多指點。”

190年初生于廣西藤縣的韋國清，從小踩著石板路聽壯族山歌長大，十五歲便被迫外出謀生。1929年閩西暴動爆發，他參軍入紅軍，扛槍的日子才真正開始。之后十多年，他主要在紅軍大學、抗大任教，講政治、教戰術，黑板與手榴彈一起磨礪他。

有意思的是，長期在課堂上布置戰例的教員，1940年卻被調到蘇南實戰檢驗。新四軍六旅成立那天，陳毅拍拍他的肩膀：“別把自己當書生，真刀真槍才見血性。”自此他在皖南、淮北三進三出，靠靈活穿插打出名號。

抗戰結束后，國共和談在北平協商，中央點將讓韋國清進入軍事調處執行部。面對美軍顧問和國民黨代表，他用熟練的英文和敵對情緒周旋，外交手腕得了“會打仗的談判家”這句評價。

1949年秋，他被列入首批駐外大使人選。可剛趕到北京醫院做體檢，醫生建議住院休養。恰在此時，胡志明專電請援。中央迅速調整，用一句“邊休養邊工作”把他派去越南，擔任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他的公安軍副司令頭銜只留在任命文件上，沒有進過指揮帳篷。

越南密林潮濕，加上奔波勞累，胃病、瘧疾輪番上門，韋國清體重掉了十多斤。即便如此，他依舊帶隊在奠邊府周邊勘察火力點，與武元甲一張地圖攤開就能談到半夜。越軍習慣叫他“壯族司令”。

1955年夏，廣西省人民代表大會換屆。代表們一合計：壯族人口多，需要一位了解本地習俗的“本家”來主政，提名表里寫滿了“韋國清”三個字。選票寄出時，人還在越南前線。

中央討論時，羅瑞卿提議把韋國清調回部隊，用作大軍區司令。毛澤東卻擺手說：“先讓他當省長，民族自治離不開懂政策也懂槍桿的人。軍裝可以脫，軍人作風別丟。以后想回部隊再說。”一句“以后再說”，成為韋國清心里的一根弦。

1956年二月，他抵南寧，脫下作戰服，換成灰色中山裝。廣西當時“老少邊山窮”問題突出，地方財政靠糖廠、林礦勉強撐局面。他跑遍桂西十多個縣，常常騎馬進山，夜宿瑤寨。基層干部后來回憶：“這省長講話不多，眼神里全是催人的勁。”

壯族自治區籌備時，語言、宗教、習俗每一條都要協調，他干脆把辦公室搬到民族事務委員會。會議桌上常擺三件東西：茶缸、地圖、收音機。他要聽邊境電臺的越語廣播，及時判斷越南局勢對廣西的影響。那幾年，憑借熟絡的越方高層關系，桂越邊境貿易渠道一直保持暢通。

1960年代后期，韋國清被任命為廣州軍區政委。表面看官銜提高，實際上依舊“多線作戰”——白天在軍區主持黨委會，深夜坐火車回南寧處理自治區文件。有人打趣：“白天當政委，晚上當省長。”他笑答：“反正都得干，少睡幾小時而已。”

從1956年到1977年，整整二十一個春秋，他先后主管廣西、廣東。期間邊境炮聲、自然災害、內部調整、對外通商，事事都與他有關。桂林、南寧、柳州三座城市的工業骨架，就是在這段時間搭起的。

1977年春，中央軍委通知：韋國清調任總政治部主任，負責全軍政治工作。行李不多，一只舊皮箱、一把五線譜尺子——那把尺子是他在部隊文工團時留下的，提醒自己別忘記軍旅出身。上任后，他大力整頓歌舞團、院校、干休所，強調“演出也得有戰場意識”。

1982年，因健康狀況下降，他卸任總政負責人，進入中央顧問委員會。談及過去，他只說一句：“在地方干二十一年算是借調，如今總算回部隊報到。”話音平淡，卻透出老兵對軍旗的執念。

韋國清后半生常被人提問：地方與軍隊哪個崗位更難？他答得簡短：“責任一樣重。廣西的山路和戰場的坑道，都得有人走在前頭。”這一回答，像極了他的行事風格——不繞彎子，不留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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