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2日,北京中南海會見室]周恩來抬頭看了看韋國清:“身體恢復得差不多就動身吧,廣西代表大會已經把票投給了你。”韋國清輕輕答了一句:“擔子不輕,得多指點。”
190年初生于廣西藤縣的韋國清,從小踩著石板路聽壯族山歌長大,十五歲便被迫外出謀生。1929年閩西暴動爆發,他參軍入紅軍,扛槍的日子才真正開始。之后十多年,他主要在紅軍大學、抗大任教,講政治、教戰術,黑板與手榴彈一起磨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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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長期在課堂上布置戰例的教員,1940年卻被調到蘇南實戰檢驗。新四軍六旅成立那天,陳毅拍拍他的肩膀:“別把自己當書生,真刀真槍才見血性。”自此他在皖南、淮北三進三出,靠靈活穿插打出名號。
抗戰結束后,國共和談在北平協商,中央點將讓韋國清進入軍事調處執行部。面對美軍顧問和國民黨代表,他用熟練的英文和敵對情緒周旋,外交手腕得了“會打仗的談判家”這句評價。
1949年秋,他被列入首批駐外大使人選。可剛趕到北京醫院做體檢,醫生建議住院休養。恰在此時,胡志明專電請援。中央迅速調整,用一句“邊休養邊工作”把他派去越南,擔任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他的公安軍副司令頭銜只留在任命文件上,沒有進過指揮帳篷。
越南密林潮濕,加上奔波勞累,胃病、瘧疾輪番上門,韋國清體重掉了十多斤。即便如此,他依舊帶隊在奠邊府周邊勘察火力點,與武元甲一張地圖攤開就能談到半夜。越軍習慣叫他“壯族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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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夏,廣西省人民代表大會換屆。代表們一合計:壯族人口多,需要一位了解本地習俗的“本家”來主政,提名表里寫滿了“韋國清”三個字。選票寄出時,人還在越南前線。
中央討論時,羅瑞卿提議把韋國清調回部隊,用作大軍區司令。毛澤東卻擺手說:“先讓他當省長,民族自治離不開懂政策也懂槍桿的人。軍裝可以脫,軍人作風別丟。以后想回部隊再說。”一句“以后再說”,成為韋國清心里的一根弦。
1956年二月,他抵南寧,脫下作戰服,換成灰色中山裝。廣西當時“老少邊山窮”問題突出,地方財政靠糖廠、林礦勉強撐局面。他跑遍桂西十多個縣,常常騎馬進山,夜宿瑤寨。基層干部后來回憶:“這省長講話不多,眼神里全是催人的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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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族自治區籌備時,語言、宗教、習俗每一條都要協調,他干脆把辦公室搬到民族事務委員會。會議桌上常擺三件東西:茶缸、地圖、收音機。他要聽邊境電臺的越語廣播,及時判斷越南局勢對廣西的影響。那幾年,憑借熟絡的越方高層關系,桂越邊境貿易渠道一直保持暢通。
1960年代后期,韋國清被任命為廣州軍區政委。表面看官銜提高,實際上依舊“多線作戰”——白天在軍區主持黨委會,深夜坐火車回南寧處理自治區文件。有人打趣:“白天當政委,晚上當省長。”他笑答:“反正都得干,少睡幾小時而已。”
從1956年到1977年,整整二十一個春秋,他先后主管廣西、廣東。期間邊境炮聲、自然災害、內部調整、對外通商,事事都與他有關。桂林、南寧、柳州三座城市的工業骨架,就是在這段時間搭起的。
1977年春,中央軍委通知:韋國清調任總政治部主任,負責全軍政治工作。行李不多,一只舊皮箱、一把五線譜尺子——那把尺子是他在部隊文工團時留下的,提醒自己別忘記軍旅出身。上任后,他大力整頓歌舞團、院校、干休所,強調“演出也得有戰場意識”。
1982年,因健康狀況下降,他卸任總政負責人,進入中央顧問委員會。談及過去,他只說一句:“在地方干二十一年算是借調,如今總算回部隊報到。”話音平淡,卻透出老兵對軍旗的執念。
韋國清后半生常被人提問:地方與軍隊哪個崗位更難?他答得簡短:“責任一樣重。廣西的山路和戰場的坑道,都得有人走在前頭。”這一回答,像極了他的行事風格——不繞彎子,不留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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