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大事,牽動萬眾人心者,莫過于高考。這幾天正值考生揮汗如雨、考場拼搏之時,感慨之余,讀匾有悟,特此講一則清代臺灣籍考生力拼科舉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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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三年(1877),福建臺灣籍舉人黃登瀛經(jīng)參加全國會試,被錄為貢士。彼時臺灣尚未建省,臺灣籍舉子首先是福建人,然后才被進一步劃分為臺灣人。
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節(jié)取記載了光緒三年四月中旬清朝官方的發(fā)榜文件:“重印官板丁丑科會試題名(節(jié)取臺灣籍貢士):丁壽泉(福建臺灣)、黃登瀛(福建臺灣)。”
取得了貢士功名,意味著距離進士還剩一步之遙,幾乎沒有貢士會放棄下一步的殿試,黃登瀛也不例外。
從會試到殿試,間隔只有一個月左右。具體過程不表,反正黃登瀛參加殿試的結(jié)果,很快就見分曉了。依然是《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的記載,四月下旬,清朝官方發(fā)布的“丁丑科金榜題名錄(節(jié)取臺灣籍進士)”又有黃登瀛的名字:“第二甲,賜進士出身:黃裳華(福建臺灣)。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黃登瀛(福建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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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舉放榜圖
黃登瀛的最高科舉功名,是殿試三甲33名,正式名稱為“同進士”。嚴格意義上,同進士不算真正的進士,它只是一個安慰獎,榮譽大于實質(zhì),三甲功名一般不影響仕途分配,官方給予三甲進士的待遇,參照貢士功名標準。
于是在光緒三年五月中旬,根據(jù)《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記載,光緒皇帝下達的“丁丑科新貢士授職諭旨”,對黃登瀛的仕途分配做了這樣的安排(節(jié)取臺灣籍進士):“五月十一日,奉上諭:……黃裳華,著分部學(xué)習(xí);……黃登瀛,著交吏部簽掣分發(fā)各省,以知縣即用。……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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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黃登瀛來說,這樣的仕途分配,只能說中規(guī)中矩,談不上好(一二甲進士通常進翰林院),也談不上壞。但不管怎么說,在廣泛意義上,黃登瀛已經(jīng)榮登進士行列了,在競爭激烈的清代科舉社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這塊【康強逢吉】匾,就是黃登瀛在考中三甲進士后的第二年(光緒四年),提寫匾文送給他的一位宗伯長輩的,以作祝壽之用。給長輩題字,黃登瀛按慣例將自己的身份名頭落在了下款:“丁丑科進士宗侄登瀛頓首拜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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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祿生收藏匾額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黃登瀛的仕途履歷。前面說過,黃登瀛被分配為“知縣即用”。他最終被派遣到山西省當(dāng)知縣,具體哪個縣,史料不明。
為什么資料記載模糊呢?因為黃登瀛在赴任途中,遇到了打劫,搞得他心灰意冷,不久后返回家鄉(xiāng),干脆以母親病弱需要贍養(yǎng)為由,放棄了仕途,在家鄉(xiāng)侍奉母親。因此,黃登瀛實際并未上任知縣職位。
有趣的是,黃登瀛以臺灣籍進士聞名海峽對岸,但其實他辭官后居住的家鄉(xiāng)卻在福建晉江。這是何故?
這里筆者要強調(diào)一件事:清代臺灣籍進士據(jù)統(tǒng)計共有33位。他們當(dāng)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有兩個家鄉(xiāng),一個在臺灣,一個在大陸這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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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閩粵地區(qū)對臺移民比例圖
這是因為,大多數(shù)清代臺灣進士,追蹤溯源最遠不過是祖父輩從大陸漂洋過海抵臺定居的,還有不少則是幼年時期才追隨父輩去臺的。他們雖然都取得了臺灣籍科舉名額,但心目中的家鄉(xiāng)卻有兩個,海峽兩岸,兩頭都舍不下。
以黃登瀛為例,他原籍晉江,大概在少年時期隨父移民臺灣嘉義縣。此舉或許有出于家庭生計的考慮,但也不排除移臺有利于科舉的可能。在清代中期,臺灣作為福建的一個偏遠地區(qū),享受到了科舉優(yōu)待,臺灣地區(qū)的舉人錄取名額多次增加。臺灣舉子雖然同樣要渡海來福州參加鄉(xiāng)試,但他們考取舉人的難度,比大陸這頭的其他福建地區(qū)考生,要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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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舉移民現(xiàn)象
不管是生計移民,還是科舉移民,反正在清代,從大陸這頭移民去臺的家庭比比皆是。譬如道光九年的臺灣籍進士黃驤云,是祖籍廣東的客家人;道光二十五年的臺灣籍進士施瓊芳,原籍福建晉江;光緒九年、光緒十五年的臺灣籍進士,江昶榮、丘逢甲,祖籍均為廣東嘉應(yīng)(今廣東梅州);臺灣最后一位進士汪春源,其祖籍為廈門。而像黃登瀛一樣年少時渡海臺灣的,還有光緒二十年的進士施之東。
大凡臺灣籍進士,對海峽兩岸都有著濃濃的鄉(xiāng)愁,這頭是故鄉(xiāng)、那頭是家鄉(xiāng),輾轉(zhuǎn)往復(fù)、切換居留的現(xiàn)象很普遍。他們當(dāng)中有不少人后來又舉家從臺灣遷回到了大陸這頭,回歸祖籍或原籍,如黃登瀛、丘逢甲、汪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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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春源漳州故居雕像圖
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位臺灣進士汪春源,是我視之為師友的現(xiàn)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汪毅夫先生的曾祖父,因此在史料中看到汪春源的名字倍感親切。
還有一個現(xiàn)象頗值得注意:臺灣籍進士,留戀仕途者寥寥無幾。譬如道光三年的進士鄭用錫,斷續(xù)為官十余載,歸養(yǎng)今臺灣新竹市,興建住宅“進士第”;臺灣客家第一位進士黃驤云,為官數(shù)載,即歸隱家鄉(xiāng);進士施瓊芳,在六部主事任上辭官回鄉(xiāng),任教于臺灣海東書院;同治七年(1868年)臺灣三甲進士楊士芳,本欽點浙江省即用知縣,加同知五品官銜,他卻放棄了上任,歸隱臺灣專事教育;進士施士潔,辭官返臺,長期從事文教事業(yè);光緒六年進士丁壽泉,授廣東即用知縣加同知銜,但因故未就任;客家進士江昶榮,為官不久即歸隱臺灣;進士丘逢甲,無意為京官,遂辭官執(zhí)教于臺灣衡文書院,后歸隱祖籍地廣東梅州;進士許南英,不愿為官,請辭歸臺,致力于墾土(化番)事務(wù)。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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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兩岸多地舉行臺灣進士專題展
臺灣進士們,為何歷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取得進士功名,卻在仕途中淺嘗輒止,早早歸隱臺灣家鄉(xiāng)或大陸祖籍地呢?筆者認為原因有三:一是他們本就心志淡泊,無意仕途;二是不愿在大陸某些偏遠省份為官,寧可回歸臺灣安享生活;三是清末政局風(fēng)雨飄搖,在朝為官已不復(fù)往昔榮耀,不如歸隱。
而在諸多清代臺灣進士中,最令人惋惜的,莫過于本文的主人公黃登瀛。黃登瀛于光緒三年(1877)取得進士三甲功名,沒有做一天的官,就歸隱原籍地晉江了,最終于光緒九年(1883),因病早逝,年僅4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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