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才看懂默克爾的遠見：當年堅決不用默茨，原來是德國躲過一劫

默克爾當年為什么寧可容忍黨內分裂，也不肯讓弗里德里?！つ慕影啵楷F在終于有了答案。

2025年的德國政壇，用“急轉彎”形容一點不為過，默茨上臺才幾個月，就把德國過去二三十年的外交和內政邏輯攪了個底朝天！

默茨

曾經穩坐歐洲中樞、凡事講究平衡的德國，如今硬生生被推到了地緣博弈的前沿，內外麻煩接連不斷。

這時候大家才猛然發現，那個曾經被吐槽“太保守”的默克爾，原來藏著這么深的執政智慧！

默克爾的遠見

對于德國而言，最大的風險究竟是什么？默克爾的答案是“不穩定”，是失序。

而默茨的答案，則是“不堅定”，是立場模糊。

在國際舞臺上，默克爾的策略就像一位經驗老到的棋手，核心目標是在中美俄這些巨頭之間，為德國保留最大的戰略回旋空間。

她認為，德國的安全感，源于擁有選擇的權利，而不是捆綁于某一個選項。

這種務實的風格，或許與她東德出身和物理學家的背景有關，看待世界總帶著冷靜的計算。

即便是克里米亞事件后，西方一片喊打喊殺，她依然頂住壓力，維持著與莫斯科的對話渠道，并力推北溪2號項目。

她深知，能源是德國工業的血液，穩定的供應比任何意識形態口號都重要。

同樣，默克爾任內十二次踏上中國的土地，讓兩國貿易額從2005年的611億歐元，飆升到了2020年的2121億歐元。

這筆巨大的經貿利益，在她看來，就是穩定兩國關系的壓艙石。

面對當時的美國，她既承認歐美“互信的時代已部分終結”，又能在關稅爭端中，堅定地維護歐盟的集體利益，不卑不亢。

她從不相信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是安全的。

而默茨的棋路，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這位出身于西德、受過系統精英教育的政治人物，骨子里似乎信奉一種單線邏輯，選邊站隊，而且要站得徹底。

在他看來，德國的安全感并不來自于獨立自主的戰略，而是來自于毫不猶豫地投入美國主導的陣營，以此來換取所謂的“安全承諾”。

這種思維方式，使他在上臺后的一系列決策中，幾乎處處流露出對華盛頓的迎合與依附。

默茨剛一執政，就拋出了震驚歐洲的舉措：德國聯邦軍自二戰結束以來首次常駐立陶宛，直面白俄羅斯邊境，讓整個歐洲的安全平衡驟然緊繃。

克里姆林宮隨即警告，“柏林或將成為潛在的軍事目標”。

不過，默茨似乎并未因此退縮，反而變本加厲地推動向烏克蘭提供“金牛座”遠程巡航導彈，并公開宣稱德國必須“承擔西方防線的核心角色”。

更令人瞠目的是，他在美國的強烈暗示下，決定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3.5%，這一數字甚至超越冷戰高峰時期的水平，同時還打算為駐德美軍分擔經費，徹底放棄了財政與外交的獨立性。

在經濟層面，他的“親美姿態”同樣赤裸。

為了向華盛頓展現“忠誠”，他在美歐關稅談判中擅自與美方達成私下妥協，脫離了歐盟內部的統一立場，引發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強烈不滿，直言這是“歐洲戰略自主的自我瓦解”。

默茨把德國從歐洲一度的穩定支柱，硬生生改造成美國地緣政治的前哨陣地。

風險對沖被拋諸腦后，理性平衡讓位于盲目押注。

這場以國家命運為籌碼的豪賭，正在讓德國陷入前所未有的戰略孤立之中。

在如何管理國家錢袋子的問題上，兩人的分歧同樣尖銳。

默克爾是個堅定的財政保守主義者，她執政期間，德國政府長期堅守“黑零”的平衡預算政策，嚴格遵守“債務剎車”的憲法規定。

很多人曾批評她缺乏改革魄力，但現在看來，這恰恰是她最清醒的地方。

默克爾明白，一個國家的財政紀律，是其社會福利、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穩定的基石，是工業命脈所在，是真正的國家安全。

即便在能源政策上，她選擇逐步棄核，但也保留了部分核電站作為過渡，就是為了給德國工業留下成本可控的能源。

默茨則將自己定位為“破局者”。

他認為，為了配合全新的地緣戰略，德國必須進行一次史無前例的“戰略投資”，哪怕這意味著打破所有財政禁忌。

他上臺后，立即拋出一個令人咋舌的計劃：通過大規模舉債一萬億歐元，來全面更新德國的軍備。

軍費預算激增至1620億歐元，財政赤字預計也將大幅飆升。

為了展現與過去能源政策的徹底決裂，他甚至下令以象征性的方式，炸毀了德國僅存的貢德雷明根核電站，徹底終結了德國的核電時代。

這一系列操作，在他看來，是為了用短期的經濟陣痛，換取一個所謂更“安全”的國際地位。

可是，代價是慘痛的。

失去了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和穩定的核電，德國被迫轉向依賴價格高出三到五成的美國液化天然氣，工業制造成本急劇攀升。

被軍費擠占的預算，讓原本就捉襟見肘的社會福利、基礎設施和教育經費雪上加霜。

默克爾留下了一本穩健的賬本，而默茨則在上面畫下了一張巨大的、不知何時能兌現的支票。

在國內治理層面，默克爾更像一個“社會粘合劑”。

她深知，一個國家的韌性，來自于內部的共識與融合。

當年她頂著巨大爭議推行相對開放的移民政策，固然有人道主義考量，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為了解決德國日益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她試圖通過引入新鮮血液，來對沖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僵化風險。

默茨的邏輯則簡單直接，他認為，國家安全必須建立在清晰的邊界和統一的社會秩序之上。

因此，他一上任就全面收緊邊境，強化對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

這種“刮骨療毒”式的做法，雖然迎合了部分保守派選民對秩序的渴望，卻像一把刀子，深深地割裂了德國社會。

左翼與右翼的對立被空前激化，街頭抗議此起彼伏。

更要命的是，許多嚴重依賴外來勞工的中小企業，一夜之間陷入了用工荒，生產經營受到嚴重沖擊。

整個社會都籠罩在一股壓抑的氛圍之中，政策的劇烈搖擺，讓企業對未來失去了信心，投資意愿大幅減弱。

物價不穩，社會撕裂加劇，默茨試圖通過強硬手段換取穩定，結果卻制造了更大的不穩定。

回過頭來看，默克爾當年力阻默茨上位，與其說是壓制政敵，不如說是一場基于對國家命運的深層預判。

她或許早就看穿了默茨那種“為理念不惜一切代價”的執政底色，而這種特質，恰恰是德國這種高度依賴外部穩定環境和內部社會共識的國家，最無法承受的。

今年德國所經歷的困境，就像一個遲來的回響，印證了她當年的擔憂。

這個國家的核心問題，或許就在于，它的掌舵人從一位殫精竭慮的“風險管理者”，變成了一位意氣風發的“風險制造者”。

有時候，一個國家最稀缺的品質，或許并非大刀闊斧變革的勇氣，而是對自己能力邊界和現實脆弱性，那份清醒而冷靜的認知。

這，恐怕才是默克爾留給德國最寶貴，也最容易被忽視的政治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