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 | 下“死”功夫，做“活”歷史

2017年12月30日下午，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小南教授受邀在杭州師范大學做了題為《略談研究選題與路徑——從個人觀察出發》的學術講座，結合治學實踐，分享她的選題經驗。中國人民大學包偉民教授、杭州師范大學范立舟教授也來到講座現場。謹將講座內容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講座伊始，鄧小南指出，“歷史學”既是學科門類，也是認識方式。其研究對象是“歷史”的，轉瞬即逝，后人無從直接體驗；其觀察視角是“歷史”的，有其特定知識前提與思考背景，對此要有所警覺。歷史學者無法窮盡史實及其意義，只有以“問題”帶動“觀察”，進行歷史地思索，史料才具有意義，才能成為可用的證據。鄧小南指出，歷史學是一門反思的學科，歷史學討論的所有問題，都是建立在反思的基礎之上的。歷史學者自身也應有所反思，既要叩問史料，又要叩問研究方式。

鄧小南認為，歷史研究的路徑是崎嶇的，不能直通某一目標，但研究路徑是有目標、有出發點的，選題就是路徑的一個出發點。她將歷史研究的選題“緣起”概括為六大類：1.系統、綜括式的討論（以史學大家為主）；2.對海內外關切的重大問題的回應（如“何謂中國”問題）；3.框架型假說（如“唐宋變革論”）；4.來自對史料的閱讀、比較；5.來自“問題”與追索；6.來自對歷史“書寫”的關注。在接下來的講座中，她對與學生的論文聯系緊密的后四類選題做了詳細闡述。

框架型選題

日本學者、學術大家善于提煉研究框架，醒目的概括性假說對于特定方向有明顯的刺激牽動作用。以“唐宋變革說”為例，很多學者把自己的研究放到這一框架中去尋求意義。鄧小南認為，對這個框架應有所反思：唐宋變革，從時段上看是否為唐宋之際？從性質上看如何理解“變革”？變化、變遷、變革、轉型、革命，如何把握性質的區別？談及“唐宋變革論”，不僅要考慮它的內涵，還要考慮研究“框架”的意義與局限及其形成的歷史過程。事實上，后來者對于任何假說的理解與利用，都有特定的歷史語境。觀察唐宋之際的“歷史過程”，應該說，是由起訖點不一、內容性質不一的多種演變過程交錯匯聚而成，這些過程或與王朝遞嬗同步，或與朝代更迭參差。這些都是研究者應當考慮的問題。

藉助框架，史學界出現了許多新成就與新問題。鄧小南指出，對于研究框架，要探討的不僅是“是與非”的問題，還要從歷史過程中考察該假說的形成，以及它的利用者對于這個假說理解使用時的演變過程。

史料型選題

根據個人經驗，鄧小南介紹了可以啟發選題的三種方式：1.文獻閱讀；2.新材料；3.集中大量出現的語匯。

1.文獻閱讀。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的一條材料中寫道，宋初“京官以上無選”。普通官員都要銓選，“無選”是什么意思？這兩個字看似簡單，實際上已經可以作為一個小專題來研究。此類選題就是直接從史料閱讀中來的。

另外，《宋會要輯稿?職官》之一記載：“景德四年七月詔：審官院磨勘京朝官勞績，并限在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對。”而《宋會要輯稿?職官》之六：“景德四年七月四日詔：審官院考較京朝官課績，見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對。”這兩條材料顯然是講同一件事，關鍵術語卻有不同的表述，這是為什么？此類問題也是需要思考的。

2.新材料。宋史學界的新材料并不多，但是近年來陸續有考古材料出現，包偉民、鄭嘉勵二位老師領銜整理的《徐謂禮文書》就帶給我們許多新的認識。當閱讀這些新材料時，既要從出土材料去看制度運行，也要從制度記載看出土材料反映的問題。這兩者是分不開的，沒有文獻資料作為基礎，拿到這些出土材料時就很難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反之亦然。

3.集中大量出現的詞匯。有一些語匯集中、大量地在某一時期出現，絕非偶然。這類詞匯代表了時代特點，因此值得關注。如“祖宗之法”是在宋代大量出現的語匯；制度方面的術語如“磨勘”，唐代后期就有，但僅是零星出現，到了宋代“磨勘”因定型成制度而大量出現；還有按察體系里的“訪聞”、“體量”，等等。在選題時應注意這些有價值的“提示點”。

鄧小南指出，材料之間的相互比較也能引發研究者的思考。“澶淵之盟”眾所周知，但它前前后后的關鍵史料有不少問題，在學界也還沒有得到細致的解決，特舉以下幾例：

1．《宋史·王旦傳》有一段材料說，宋真宗在澶州，由于在開封監國的雍王身體不好，真宗就叫在前線的參知政事王旦趕緊回開封，王旦問真宗要是十天沒有捷報怎么辦，真宗猶豫之后說，立皇太子。我們知道，真宗有六個兒子，前五個兒子已去世，第六個兒子即仁宗那時尚未出生，“立皇太子”，指的是誰？有一可能是立一宗室為后，但這種方式在宋代非常謹慎。事實上，此時曹利用已經從契丹談判歸來，宋方的大營里已經在慶祝了。這種情況下，“十日未得捷報”云云，實屬無稽之談。

2．宋遼雙方在締結盟約時是有誓書的。直至南宋，雙方誓書仍能看到。但是《真宗實錄》里并沒有記載誓書；而且當時只是“錄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而未公布宋方誓書。這是為什么？類似問題都值得思考。

3．“澶淵之盟”后，宋代又出現鬧神鬧鬼鬧天書之事。寇準跟朱能、周懷政等都卷入乾祐天書事，結果被查證是造假。劉攽的《萊公傳》中說，寇準做此愚蠢之事，是被王旦誘陷；其實當時王旦已經去世。與此相關，天禧三年八月有一次大赦，從《實錄》《國史》上看，是因為天下小康。李燾有些懷疑，就去查《會要》和地方材料。結果發現，大赦是因為乾祐降下天書。原來朝廷查證為假后，便先把中央存檔的材料改了；而相關材料已經發往地方，因此未能“糾正”。

圍繞這樣一個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件，在對史料質疑辨析時，仍然會發現很多問題都沒有得到清楚的回答。許多習見的問題都是需要進一步追問的。

問題追索型選題

問題追索型選題首先需要關注選題的研究單元。問題不一樣，研究時段的長短、起訖期也是不一樣的。比如討論元豐改制時，有的研究者把元豐作為下限，得出結論是“宋代官制回歸唐代前期”。元豐改制是以《唐六典》為設計藍圖，所以這個說法確實有道理。但如果把研究下限延展到南宋前期的話，會看到這個過程是回歸到北宋前期了。研究單元的選擇非常關鍵，把上下限切在什么地方，和結論會有直接關系。

有些問題出自前賢研究、學術史的積累。例如河朔地區的“胡化”問題，唐史研究者都很熟悉相關討論；但看宋代的材料會發現，沒有人再提及河北地區“胡化”。這有兩種可能：一、河北地區晚唐時已不存在胡化問題；二、胡化問題經由晚唐五代至宋初被逐漸消解了。前輩學者提出的問題，啟發我們重新思考。

也有些問題是來自新材料。《徐謂禮文書》中有大量印紙，考成文書是其中一類。考成文書要記載“功過事件”，以前她個人的研究，認為重點在于“功過”，現在看到實物，才意識到，印紙記錄的重點是“事件”而非“功過”。官員任內是否平穩、是否有群體性事件是很重要的。印紙的效用不在于評優，但是它可以作為評鑒的依據，是朝廷的一種核驗系統。這類材料的出現，提供了新的追問思考機會。

歷史書寫型選題

鄧小南認為，對于“書寫”的解析，是一種文本分析和史料批判。文獻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歷史動態增刪潤飾的結果，這個過程本身也是政治、文化的過程。

比如《長編》及成化本的《道鄉集》記載了鄒浩的同一份奏疏。把這兩篇放在一起，很容易能看出其中的不同。《長編》里李燾的記載通常不會照收章奏全文，但也不會隨意增添；從《長編》里可以看到，鄒浩主要是批評章惇，但是其中也牽連到司馬光；但是明代成化本《道鄉集》里收錄的該奏疏，把司馬光完全摘出去，只剩下章惇（這一改動，可能出自更早的編纂者）。從這一點就會看到，編纂者有自己的“政治正確”觀念，他會有自己的取舍判斷。類似的文本辨析、史料批判，是研究的對象，也是研究的前提。

在接下來的講座中，鄧小南回到歷史學的研究路徑上。在史學研究中，關注某些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固然重要，但更要關注事件發展的走向如何、制度的運行方式如何，即對于所謂“路徑”的關注。如果說歷史研究的路徑是一座橋梁，那么“關節點”就是橋墩。如財稅制度、軍事制度、地方制度、文官制度，從唐代到宋代確有變化，但是它們的起訖點和變化節點是不同的，“關節點”構成了演變的路徑。

歷史學關注時間和空間。對于“過去”的敘述有兩類方式：一類是以歷史發生時間為序的敘述方式，比如長時段、分期等；另外一類是關注空間，關注結構，也就是對于“銜接部”的關注。如社會性別史討論“內外之際”，地方社會史講“國家內化于民間”，這些都不是單純區隔的空間，都涉及到社會結構問題。

在講座的最后，鄧小南談到，歷史研究要做“活”的歷史。所謂“活”絕非浮泛飄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真正的創新還是要從史料的拓寬和文本的細讀、從質疑和批判開始。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需要學習對話，要有足夠的競爭意識。將來的學術是一個大平臺，想在這個平臺上立住腳，就必須有能跟一流的國際學界對話的能力。我們做中國史應該有這樣一種自信。

（本文已經鄧小南教授審定）

本文原文由“澎湃新聞”整理，發于“私家歷史”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