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九號,大半夜的,臺北廈門街那條巷子里,蔡孝乾拎著個公文包,門剛推開,就被幾個埋伏好的保密局特務給按倒了,槍管子頂著他后頸,他下意識護著的不是手槍,是那個鼓囊囊的皮包,里面除了新臺幣,還有一本小本子,上面就記著**“吳次長”三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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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過去,這本子送到了毛人鳳的辦公桌上,他掃了一眼,自己開車就往“國防部”次長室去了,那天吳石還跟往常一樣,提前半小時就到了辦公室,桌上攤開的《臺灣島兵要地志》墨跡都沒干,人就被請進了南昌街的保密局看守所,誰也想不到,國民黨里軍銜最高的紅色特工,就因為同事口袋里一張票子大的紙條給暴露了。
吳石被抓的消息封鎖得死死的,可臺北街頭那味兒不對,憲兵第四團突然換防,基隆港外的軍艦老是起錨,連草山官邸的燈火都比平時亮得晚,真正的風暴在暗地里醞釀,蔡孝乾第二次被抓就徹底垮了,跟倒豆子一樣,把整個“省工委”的網絡全給說了出來,他先是說出朱楓,又交代了劉晉鈺,最后干脆把**“劉家五口都是共產黨”**當成了籌碼,就為換一盤熱騰騰的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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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晉鈺那時候是臺灣電力公司的副總,官邸就在臺北火車站邊上,保密局特務一腳踹開門的時候,他正趴在桌上改那份《全島電源配給圖》,圖上畫得密密麻麻的鉛筆印,其實就是共軍要是登陸,得優先搶占的那些電廠樞紐,特務把圖紙抽走,他只說了一句,“別弄皺,我畫了一星期”,人就被戴上了手銬,同一天晚上,他大兒子劉登峰在臺大法學院宿舍被抓,二兒子劉登元跟女朋友匡敏在基隆碼頭被攔下,身上搜出來用米湯寫的密信,是給香港“學聯”的,老三化名“黃若海”,本來約好第二天跟大哥碰頭,結果在校門口就被按倒了,最小的兒子劉登勝才十四歲,還在建國中學上晚自習,也一起被帶走了,一家五口,加上他媽林淑英,全關進了保密局南所,牢房挨著,誰也不能說話,只能敲墻打暗號,敲一下是“堅持”,兩下是“沒事”,三下就是“永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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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供出來的這些,劉家只是個添頭,真正讓毛人鳳睡不著覺的,是吳石給朱楓簽的那張《特別通行證》,朱楓當時已經到了舟山定海,離解放區就隔著一道水,結果航線封了,只能折回來,吳石在通行證上偽造了“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印章,還親筆簽了名,這就成了他“通敵”的鐵證,毛人鳳拿著通行證的復印件闖進“總統府”,蔣介石就問了一句,“還有誰?”,又一份名單連夜就出來了,陸軍訓練司令部副司令陳寶倉、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聶曦,名單越拉越長,槍口也越抬越高,最后全指向了馬場町刑場。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號,臺北馬場町,天陰沉沉的,憲兵守著路口不讓老百姓看,可擋不住天上的悶雷,行刑隊站成一排,吳石在中間,還穿著那身中將制服,肩章被扯掉了一半,槍響之前,他側過頭跟旁邊的朱楓小聲說,“風大,把裙子按住,別讓土濺臟”,這是史料里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槍聲過后,血順著坡地流進淡水河,河水一漲一落,又把彈殼推回岸邊,好像不肯走的回聲,同一天死的,還有陳寶倉、聶曦跟通訊組長王正均,四個人合葬在六張犁的亂葬崗,沒碑也沒名,直到九十年代才由后人立了個碑,上面寫著“吳石等烈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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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也沒因為“立功”落個好下場,他先是被送到內湖“新生營”去“感訓”,后來轉到“匪情研究室”當了個少校研究員,專門寫檢討報告,七十年代,他一個人死在臺北榮民醫院,臨死前老跟護士念叨,“牛排太老,咬不動”,那個被他出賣的劉家,母親林淑英和小兒子劉登勝因為“未滿十八”判了三年感化,出來后身無分文,靠給人縫縫補補過日子,大兒子劉登峰、二兒子劉登元、三子劉登明都跟陳寶倉他們一起去了馬場町,連尸骨都沒留下,臺電的老員工后來回憶,劉家電表上的鉛封被人拆開過,里頭塞了張沒送出去的紙條,寫著,“電燈亮時,勿忘地下的人”。
吳石留下的東西更少,獄警清點遺物的時候,只在他西裝暗袋里找到一張發黃的照片,一九四九年中秋節,他跟夫人王碧奎、小兒子吳健成在臺北賓館門口照的,背后那個圓門上寫著“光復”兩個字,照片背面,是他慣用的瘦金體,“山河破碎,燈火為家”,王碧奎被判了十年,出獄后去了美國,晚年把這張照片捐給了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廣場,廣場的紀念碑上,吳石的名字排在第一行,朱楓、陳寶倉、聶曦、劉晉鈺、劉登峰的名字一個挨著一個,像一串被重新串起來的暗號,等著后來的人去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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