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參軍15年成師職干部返鄉，家人借住堂叔房子，將200元給母親

“1950年11月的風真硬，副師長，你這回總算能回家看看了?！本l員王大山一邊捂耳朵，一邊沖著車廂里的人喊。李元明點了點頭，沒有接口，目光死死地盯著窗外甩來的煙霧。距離上一次見母親，整整十五年。

顛簸了三天兩夜，火車在西安換汽車，汽車又在縣城被山路攔住，剩下的幾十里全靠雙腳。走到村口時，暮色壓在屋檐上，李元明卻被嚇了一跳——老屋不見了，母親和弟妹竟寄住在堂叔東廂的一間土屋。薄木門一推，昏黃油燈下，白發母親抬頭，聲音顫抖：“元明？真是你？”這句問話帶著試探，更像祈禱。

短促的團圓從爐灶旁開始。幾塊紅薯干、半碗玉米糊糊，算是一頓“接風”。妻子把自帶的大米悄悄遞給母親，老太太搖手：“留著路上吃?！崩钤靼涯琼硩湫碌?00元塞進她懷里，小聲囑咐：“買點糧，給弟妹添身棉衣。”母親攥著票子，眼淚卻滲進指縫。要知道，當時鄉下一個壯工一天工分也就值三角多，200元是天文數字。

第二天清早，李元明四處查看。破房低矮，四口人擠在八九平方米的地方，窗戶用紙糊著，床板下是去年收不滿一斗的谷殼。他自幼記得的清貧，如今似乎更凜冽了。三十年代，父親沾上鴉片，田產房契一夜散盡，母親靠替人掌灶維持生計，那時候“能吃上野菜就算好日子”并非夸張。母親曾想把他送去私塾，苦苦求人也只換來“旁聽”兩字。兩年識字結束，他又被拽去裁縫鋪當學徒，挨打受罵是常態，學成希望遙不可及。

1934年秋，四川北邊的山道上，十七歲的李元明第一次聽到“紅軍”二字。那股勁一鉆心窩，他扔下剪刀，趁夜跑去報名。第二年春，參加賀龍部，長征余部在山谷里練槍，他作為新丁卻被任命為副班長，只因識字能算。隨后南北打轉，抗戰爆發當了連長。八年烽火，他在晉察冀、太行、冀東之間兜來轉去；解放戰爭又翻過秦嶺進西北，從副團長一路干到師參謀長，軍功章壓得肩膀發麻。

1949年大局已定，部隊奉命修建天蘭鐵路。炸山鋪軌的日子不見硝煙，卻比攻城還苦。李元明指著測量圖，拍桌子嚷過：“要把鋼軌拉到黃土崖上去！”因成績突出，他被正式任命為炮兵副師長。可朝鮮戰云逼近，軍里電話直通師部：“隨時北上。”他爭得十來天假，才有這場遲到的探親。

村里干部聽說“出了個副師長”，連夜趕來。寒暄中，李元明只提一件事——給母親落實住房?？h里很快批了舊學堂三間房，瓦雖破，好歹能糊上新紙?？粗艿芘郎戏苛簱Q瓦，李元明心里五味雜陳。有意思的是，母親對兒子的軍功只淡淡一句：“保國才是正道?！钡故锹犝f房子批下，她難得露出笑。

時間飛快，十一天眨眼過去。送別那天，母親在門口遞上裝著干糧的小包。李元明背手站著，終究還是轉身抱了她一下。老太太輕輕拍他后背：“去吧，別惦記家里?！币痪湓?，像鉚釘，釘進他的肩章。

隨后，他跨過鴨綠江。炮火不講人情，師部向前挪，又挪。楚山陣地一役，他指揮炮群鎖死敵路，贏得軍里第一面錦旗。1952年凱旋歸國，他被調往東北軍區炮兵部，任參謀長兼副司令。三年后授大校銜，1964年晉升少將，又輾轉福州，主管沿海炮兵布防。1982年離休，地方志上寫下寥寥數語：“李元明，炮兵少將，原福州軍區炮兵參謀長。”

鄉親更記得的是另一件事。那年春耕，仍穿舊棉襖的老太太提著油紙傘，到公社門口交公糧。人們問：“您兒子是將軍啦，還自己挑擔？”她擺手：“糧是自家地里打的，人再有出息，也得守自家規矩。”一句平常話，在雨絲里顯得格外硬氣。

李元明晚年常把母親照片放案頭，很少言語，只在有人看見時輕輕撫一下相框。200元探親費是多少？后來物價再翻番，也沒人再去細算。可那沓紙幣帶來的不僅是幾頓白米飯，更是一個家庭重新站起來的底氣。有人說，戰爭讓一個貧窮少年成為將軍；也有人說，是母親那盞油燈，指了他十五年路。兩種說法，或許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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