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有人問文強：你當特務的時候，是不是有個演員向你報到了？

被俘時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的文強，這一生可謂傳奇：他是黃埔四期生，1926年加入我黨，南昌起義時已經是任賀龍領導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1928年到1931年擔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期間，領導著二十三個縣的紅色根據地，最后卻陰錯陽差脫離組織加入了戴笠的復興社特務處。

文強從1936年入行，到1948年被程潛任命為長沙綏靖公署辦公室中將主任兼第一處處長，當了十多年特務，他先后擔任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兼冀察戰區挺進第八縱隊司令和第一戰區調查統計室主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兼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東北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處長等職，并在戴笠墜機前就已經成為軍統局少數幾個中將之一。

上述履歷均出自《文強口述自傳》，文強還毫不掩飾他對戴笠的感激：“戴笠與我相處十二年，他對我是特殊的對待，我感到他對我是一貫的信任，一貫有禮貌。我沒有向他求過官，卻將我的官階升得比他自己還高還大。”

文強為什么會轉換陣營，那就說起來話長了，他1949年1月被俘，直到1975年才特赦，據他自己說，多學習改造十幾年并不是壞事，1983年群眾出版社出版的文強所著《新生之路》中有這樣一段話：“賈指導員很有修養，有一次他找我談話，很嚴肅地指出：‘你希望早日特赦，心情可以理解。其實，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是在保險柜里，又何必急于求出去？’（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文強《新生之路》）”

賈指導員說話是在那十年期間，沈醉和董益三等特務出身的“同學”出去又進來，康澤也挨了幾下，文強、黃維等人在戰犯管理所，除了有一些外調人員來“訊問”，他們的日子過得倒也十分安穩，文強遇到的真正危機，是有一幫外調人員問了他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某某是不是偷偷摸摸地向你報到了？”

文強被如此問話的時候，是1972年12月，此前剛有人問過他認不認識基辛格，他的回答并沒有使外調人員滿意，但賈管理人員卻對文強微微一笑，暗示他大可放心，因為基辛格后來已經被公開宣布為“老朋友”，文強認識他也不是什么壞事。

文強是真不認識基辛格，但是他卻認識外調人員口中的“某某”，而且外調人員的口氣十分嚴厲：“電影導演、演員某某，現已查明他既是大叛徒，又是大特務，你應該早就清楚了？”

文強在上海、華北、東北都管過特務，認識的演藝圈名人當然不少，就連比他資歷淺的沈醉也認識好幾個不可說的演員。

沈醉在特赦之后又被關起來，就曾有一批人嚴厲地訊問他是否在文化特務崔萬秋家中見過一位四等女演員，聰明的沈醉知道那兩個字不可說，就咬緊牙關矢口否認，并心有余悸地記載在他的回憶錄《我這三十年·一個軍統特務的懺悔錄》中：“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一件聰明事，但我事后得到確實的消息，就在他們第二次提審我，我還不承認認識這兩個（還有一個姓張的，筆名狄克，蕭軍在上海揍過他）人時，當時一個姓謝的部長為了討好這兩個與崔萬秋有密切關系的人，還下條子要槍決我。因為有人向他提出，全國找我寫材料的人很多，等我把材料寫完后再槍決，他同意了。我沒想到，寫材料竟使我能‘死刑緩期執行’，因而能拖到1972年，周總理下令將我釋放出來。”

沈醉出去了，文強卻迎來了嚴峻的考驗，他決定矢口否認，而且那否認也真奏效，但接下來的問題，更是讓他猛然一震：“隱藏在中央的某某某，現已查明是個大叛徒、大特務。我們已經獲得可靠材料，他是你策動的、發展的，你趕快徹底交代他的滔天罪行！”

文強的《新生之路》雖然是1983年出版的，那十年早已過去，但他在寫作時，還是留了一些空白，某某和某某是誰，他居然都沒有寫明白，姓名為兩個字的演員，筆者查閱資料找到了，而姓名為三個字且掌握特赦之權的人是誰，筆者一直沒有猜出來。

文強也是在反問中透露了此人位置極高：“如果是我策動他背叛，發展他成為特務，他還不早想方設法，把我也‘特赦’了？我還會留在監獄嗎？”

文強打啞謎，筆者一頭霧水再去查資料，終于在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文強傳》中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被文強用某某代替的兩個字叫“金山”，這個名字跟文強向外調人員說的情況對上號了：“他要我幫助他們接收電影制片廠，我就答應了，要是知道他是中共秘密黨員，誰還肯幫他接收電影制片廠？我一定立刻下令把他抓起來了！”

文強幫助金山接收“滿映”確有其事，但他是真不知道金山是地下黨員，文強在《我在東北的特務活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一百三十輯）中也承認，他在東北擔任特務系統一把手期間，確實做了很多壞事，也抓捕并殺害了很多地下黨員，還搞了一些策反活動，他黃埔四期同學的部下，也有好幾個投靠了文強。

文強在《口述自傳》這還提到了那幾個叛徒的姓名，但細看之下，我們就會發現那幾人都是“小叛徒”，最大也不過就是個團級，絕不是外調人員要問的那個“某某某”。

文強在上海期間，除了本文前面羅列的職務，還當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統一委員會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個“策反委員”，行動目標可不僅僅是漢奸。

文強的回憶錄留下了一個啞謎，但并不是所有的謎題都有必要破解，文強在頂住兩番進攻后終于迎來了春暖花開，他在《口述自傳》中總結：“我寫日記的時候，都要想一想，這一天過得怎么樣，是不是有損于別人，是不是問心無愧，死時不要有人指著我的頭罵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罵我，那么我的子孫聽了就會很不舒服。將來有人提到文強，我希望他們會說，文強是一個善良的人。”

文強是不是一個善良的人，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自有公論，甚至連文強故意隱去三字姓名的那位，也有人知道是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