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出事，家中傭人卻沒受到牽連，原因是她拒絕了吳石的這個提議

臺北青島東路那邊，1950年6月10號，槍響了，國民黨那個“參謀次長”吳石，身上六個窟窿，血一下就往外冒，消息傳回泉州街的住處，保姆林阿香正把一鍋涼了的魚湯往碗里倒，手就那么一抖，白瓷碗磕在青石板上，咔嚓，碎成三瓣，軍警沖進來的時候，阿香就抬了下頭，問了一句，“能讓我把碗收了嗎”，十分鐘，人家居然讓她走了，就她一個人留在空蕩蕩的廚房，整個“吳石案”看下來，她是唯一一個沒被帶走問話的“內宅人員”，有人說她運氣好，可阿香自己心里明白，三個月前她沒要那包“小黃魚”金條，是那玩意兒救了她的命。

時間倒回去，1949年臘月，南京城里都能聽見長江北邊的炮聲，吳石從國防部大樓回來，比平時晚了兩個鐘頭，他脫下那身將官大氅，沒像往常一樣先去看文件，反倒繞到廚房，把阿香叫到樓梯拐角，吳石從懷里掏出五根金條，油紙包得方方正正，聲音壓得特別低，“年后要是亂了，你帶著太太跟兩個孩子去香港，船票我找人訂好了，這金條路上用”，阿香沒伸手，就死死攥著圍裙角，都快攥出水了，她問，“先生，那老爺您呢”，吳石頓了一下，聲音輕得跟窗外的雪粒子似的，“我得留到最后”，阿香搖搖頭，把金條推了回去，“我鄉下還有老娘，走不動遠路，先生的好意我心領了”，她一轉身就回了廚房，根本沒看見吳石還站在原地，手指頭一下一下地摸著樓梯扶手，上面的漆皮都給他劃出了一道白印子。

說阿香沒動心是假的，她十六歲就進了吳家，眼看著吳石從陸軍大學的教官做到中將副局長，她知道跟著主家去香港，吃穿肯定沒問題，可就在一個禮拜前，她半夜給吳石送參湯，眼睛那么一瞟，看見書房里有張沒寫完的信紙，上頭寫著“張軍長鈞鑒”，落款就一個“吳”字，那墨水黑得都快透紙了，阿香不識字，可她認得信紙旁邊那個小印章，紅色的“雨農”兩個字，那是戴笠的表字，她一下子就懂了，老爺這是在玩“兩頭燒”的活兒，金條再沉，也壓不住掉腦袋的大事，她把金條原封不動放回樓梯的暗格，第二天還悄悄把吳石書房里幾份手寫的抄本，用油紙包好，塞進了自己床底下那個掉漆的小皮箱，箱子里還有一封按了手印的“傭工辭工帖”，但這封信她一直沒交。

1950年3月1號晚上，保密局的人一腳踹開門就沖了進來，吳石被反手銬著，他太太王碧奎抱著小兒子被從臥室拖出來，阿香跟司機老鄭，還有勤務兵小邵，全被槍口頂著腦袋跪在花廳，谷正文親自點人頭，問到阿香的時候，旁邊記錄的翻了翻冊子，“傭人，沒文化，沒跟先生出去過”，谷正文抬眼皮打量了她一下，看她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衫，手指頭上全是口子，跟他臺南老家那些佃戶的閨女差不多，他隨口問了句，“吳先生給過你什么”，阿香從懷里掏出半塊銀圓，聲音都抖了，“就這個，還是去年中秋賞的”，谷正文一下就沒了興趣，揮揮手讓人把她押到后院，凌晨三點，老鄭跟小邵被銬走了，阿香卻只是被鎖在廚房。

第二天一早，門居然開了，后來有個看守的嘴不嚴說漏了，谷正文把吳家翻了個底朝天，也沒找到任何阿香簽收“饋贈”的字據，就在她枕頭底下發現一本發黃的《三字經》，扉頁上寫著“吳門周氏，民國十八年購于福州”，那是吳石過世老娘的東西，跟“通敵”這事兒一點關系都扯不上。

阿香被放了以后，沒馬上走，她每天都把客廳那架老座鐘的弦上好，把吳石的書房灰塵撣干凈，搞得跟主人只是出了趟遠門似的，第七天，她托一個收垃圾的老鄉把那個掉漆的皮箱帶走了，箱子里除了她自己的幾件換洗衣服，就是她偷偷藏起來的那些手抄本，1951年開春，這些抄本通過一個廈門商人轉到香港，又飄過大海，最后出現在北京軍事博物館的展柜里，標簽上就寫著“吳石將軍遺密”，解說員只說是“由群眾捐獻”，誰也不知道那是一個女傭人用半條命換來的，阿香后來嫁給了泉州一個賣面線的，生了倆兒子一個閨女，一直活到九十三，臨走前她把那本《三字經》還給了吳家的后人，就說了一句話，“金條我碰不得，一碰，手會爛。”

吳石案的卷宗里，阿香的名字就出現過一次，筆錄那一欄是空的，當年辦案的那個書記官老了以后寫回憶錄，才補了一筆，“吳宅女傭，好像跟案子沒啥關系，就沒深究”，就這么一句話，把一個人從腥風血雨里輕輕地摘了出去，可歷史這東西偏偏就記住了這點“沒深究”，她沒拿金條，沒上船，沒去香港，所以她也沒進審訊室，在白色恐怖最嚇人的1950年春天，一個不識字的傭人，就用一次“不識抬舉”的拒絕，給自己留了條活路，也給后人留了條看不見的線索，真正的忠心，有時候不是跟著主子一起跳崖，而是站在原地，把該守住的秘密，死死地按進普普通通的日子縫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