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只道不尋常

1977年，卸去鐵道部長的萬里抵達合肥，出任安徽省第一書記。讓萬里沒有想到的是，合肥的大街上竟貼滿了群眾渴望改變農村面貌的大字報；與此同時，許多縣市緊急要求調撥糧食的報告接連不斷地送上來，各地反映逃荒要飯的人越來越多......

于是，他萬里決定親自下去做了一次認真的農村調查。

萬里的出行很簡單：他和安徽農業負責人王光宇各帶一輛小車，除去駕駛員、警衛員就只有秘書。從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說走就走，隨時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訪到戶。他前后跑了二十多個市縣，一不開會，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聽，只是問。結果是，越看越聽越問心情越沉重，回憶起這次農村調查，萬里說了一句十分感傷的話：

“我這個長期在城市工作的人，雖然不能說對農村的貧困毫無所聞，但是到農村一具體接觸，還是非常刺激。我們有些人瞎指揮，什么都管，就是不管農民的死活。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那么多人，教訓很慘重，但是我們沒有很好地總結。”

在定遠縣盧橋，萬里看到一個上身沒有內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襖、腰間系著條舊布帶的青年農民，挑著一副擔子，走累了，正在路邊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來。萬里問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說：“沒有別的要求，能填飽肚子就行。”萬里說，這個要求太低了，問他還有什么要求？這位農民又打開襖襟拍拍肚皮說：“里面少裝點兒山芋(紅薯)干子！”

萬里聽罷，良久無語。

在農民住的茅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鋪的是破蘆葦，蓋的是爛棉絮，一根繩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掛齊了；他聞到鍋中用胡蘿卜、纓子和著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飯，已經發出了難聞的氣味。

萬里早就聽說安徽有個以討飯聞名的花鼓之鄉鳳陽縣，它在安徽貧困落后的地區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萬里就把這個縣作為他的一個重要的調研點。在鳳陽縣的鐵路沿線，他親眼看到蓬頭垢面拖兒帶女的農民，成群結隊在同攔截他們的干部“玩”著“老鼠和貓的游戲”，爭先恐后地扒車外流，他忍不住對當地領導發了火：“不要再念緊箍咒，再割‘資本主義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飯，你們總也要想想辦法讓大家吃飽飯呀！”

對鳳陽農民外出討飯的問題，有人說：“這里的農民有討飯的習慣。”

萬里聽了氣憤地說：“講這種話，立場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沒聽說過，討飯還有什么習慣！我們的農民是勤勞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臉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糧食吃，有餃子吃，誰還愿意去討飯！種糧食的農民餓肚子，這說明我們的政策不對頭！”

最讓萬里心驚的還是金寨之行。這年11月上旬，萬里前往大別山調查。大山里的金寨縣燕子河公社車子進不去，萬里只得下車請當地的干部帶路，徒步上山。途中，他來到一戶低矮殘破的茅屋，因為屋內過于黑暗，進去了好一會兒才發現，在鍋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著一位老人和兩個姑娘。他熱情地上前問道：“老人家，八點多鐘了，你怎么還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卻依然坐著，一動沒動。當地干部掛不住臉，斥責老人：“你這個老東西，省委萬書記來了，問你呢，怎么不說話？”老人這才抬起頭，傻傻地望著萬里，突然往起一站。

萬里一下驚呆了：原來老人一絲不掛，光著屁股，沒有褲子。

萬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時尷尬地責問旁邊的兩個姑娘：“你兩個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兩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望著萬里，身子卻一動不動。

這時，當地的干部意識到了，忙小聲地插話：“萬書記，兩個娃也沒褲子穿啊。山里風寒，躲在柴草里，是為取暖。”

萬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轉身出門.....

來到又一戶時，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門窗都是土坯的，見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著一位衣著破爛的中年婦女，萬里便詢問她家的情況：“你家幾口人呀？”

中年婦女回話說：“五口，夫妻倆，帶三個孩子。”

“愛人呢？”萬里問。婦女說：“干活去了。”“那三個孩子呢？”“都出去玩了。”

萬里說：“請你把他們喊回來，讓我看看。”

對方面有難色，不肯出門去找。

萬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婦女這才徑直向鍋灶走過去，然后無可奈何地揭起鍋蓋。萬里發現：三個赤身裸體的孩子，都縮在灶膛里！原來燒過飯的鍋灶，這時尚有余熱，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擠在里面御寒.....

回到合肥后，萬里當即主持召開了全省各市縣書記會議，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講話，他首先談到自己在金寨縣農村調查的感受：“大別山的人民，為解放事業作出了那么大的貢獻，當年，老娘送兒子，媳婦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參軍參戰，前仆后繼；一個當時只有二十多萬人的金寨縣，當紅軍、犧牲掉的，就有十萬人！沒有他們，哪有我們的國家？哪有我們的今天？搞了那么多年建設，老區的老百姓還是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十七八歲的姑娘連褲子也穿不上！問心有愧啊！中國革命是從農村起家的，是農民支持的；但是進了城，有些人就把農民這個母親給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說，他不能容忍一個農業大省的農民連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飽。這不對頭。這就有了問題。這問題已刻不容緩。“首先得想辦法讓農民有飯吃！否則，連肚子也吃不飽，一切無從談起。”

與此同時，他又召開了省委常委會議，他沉痛地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么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個房子啊！我真沒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么原因？這能算社會主義嗎？……”

“我們必須改弦更張，”他堅定地說，“我們要用新的政策、新的辦法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就這樣，經過了幾上幾下，安徽省委正式出臺了一個《六條》規定下發到全省。

安徽省委的《六條》強調生產隊必須有自己的自主權，要建立起農村生產責任制，甚至允許生產隊下面組織作業組，且允許責任到人，并鼓勵農民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等。這些現在看來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在當時，已是石破天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