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陪著蔣介石登上離開西安的飛機前,匆忙寫下幾行字:“我去南京期間,東北軍交給于學忠管理,所有行動聽楊虎城指揮。”這張手令,徹底改變了東北軍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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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被軟禁后,這支二十五萬人的部隊頓時亂了陣腳。雖然51軍軍長兼甘肅省主席的于學忠被指定來接替,可他是1927年才加入奉系的外來人,在特別講究出身的東北軍里很難服眾。蔣介石這邊看準機會,開始對東北軍動手,先把一些將領調走,再把部隊拆分到不同地方。
等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戰開始時,原來完整的東北軍已經被拆得七零八落。內部年輕軍官和老派將領為打不打仗吵得不可開交,還鬧出了“二二事件”。這支曾經威風凜凜的隊伍,不到半年就散了架。
1937年開春,于學忠帶著第51軍搬到江蘇淮陰駐扎。這些東北軍士兵心里憋著口氣,既為不抵抗的罵名難受,又惦記著淪陷的老家。
盧溝橋的消息傳來后,這支遠離故鄉的隊伍被編進第三集團軍,調往山東防守。在連云港的海邊,士兵們用簡陋的工具修建防御工事,整天提防著海上的日本軍艦。這年十二月,韓復榘不戰而退,把山東大門讓給了日本人,于學忠只好硬著頭皮接過山東的爛攤子。
第二年春天在淮河一帶的戰斗中,51軍靠著河道水網跟日軍周旋,一個連打下來常常只剩一半人。在臺兒莊戰役時他們成功拖住了日軍側翼。這些勝利都是東北子弟兵用命換來的,最讓于學忠發愁的是,部隊損失的人和槍一直得不到補充,武器越來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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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一紙調令又改變了于學忠的命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成立魯蘇游擊戰區,讓于學忠當總司令,指揮著51軍、57軍和89軍,這個新戰區的劃分很有問題,黃河以北歸了冀察戰區,蘇北、蘇中雖然名義上歸他管,但轄區里的89軍韓德勤是顧祝同的親信,根本不聽他的。
于學忠接令之后把自己的司令部放在沂蒙山區的沂水縣東里店,這里山連著山,進出都不方便,跟地圖上畫的大片防區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一次于學忠命令89軍配合行動,韓德勤推脫說要“先請示第三戰區”。于學忠真正能管得著的,只有魯中南的幾個山區縣城和小村子。這種明升暗降的安排,明顯是重慶方面收拾雜牌軍的慣用手段。
雖然處境艱難,于學忠還是想出了辦法。他派出手下得力軍官深入敵后,收編各地自衛武裝。在魯中南一帶,不少地方民團主動來投,被改編成游擊縱隊。
這些新收編的部隊雖然裝備差,但對本地地形了如指掌。于學忠在蒙陰辦了干部訓練班,統一訓練這些部隊。在費縣建的簡易兵工廠,每個月能修好兩百多支步槍。
這段時間里,于學忠在魯蘇戰區的敵后戰場上控制的范圍擴大到二十多個縣,在敵后形成了一塊比較穩固的游擊區。老百姓經常看見這位東北軍將領騎著馬巡視防區,他的軍裝袖子已經磨得發白,但始終穿得整整齊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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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在魯中南一個小山村里,于學忠見到了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徐向前。兩人的手握在一起,意味著兩支抗日隊伍開始在敵后戰場中合作。
這種合作建立在共同打鬼子的基礎上,雙方都很有誠意。115師羅榮桓的部隊經常和51軍配合作戰,一起襲擊日軍據點。有次聯合行動中,兩支隊伍配合破壞了膠濟鐵路的一段,讓日軍運輸線斷了十幾天。
平時雙方還互相通報情報,交換繳獲的軍用物資。這種合作在當時中國戰場上很少見,畢竟國共兩黨的部隊在其他地方經常鬧摩擦。但在于學忠的堅持下,魯蘇戰區和八路軍一直保持著這種特殊合作關系,直到后來形勢變化。
就在跟八路軍合作的同時,山東省主席沈鴻烈和保安司令秦啟榮這些人不斷制造摩擦。于學忠對這件事看得很清楚,一直保持著克制。當沈鴻烈要求他配合清理轄區內的八路軍時,他明確表示“現在最大的敵人是日軍,咱們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
這個態度客觀上給八路軍在山東的發展留出了空間。但也因為這個,他在重慶軍事會議上挨了批評,還有人偷偷打小報告說他“通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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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開春,日軍改變了戰略,把重點轉到后方戰場。駐山東的日軍第十二軍調集三萬人馬,發動“肅正作戰”。
這次掃蕩比預想來得更兇狠,日軍采用鐵壁合圍的戰術,一步步壓縮根據地空間。于學忠的部隊因為建制完整、目標明顯,成了日軍重點攻擊對象。
4月12日天剛亮,57軍113師師部在蒙陰遭到突襲,參謀長張植孚組織掩護時連中數槍。這位東北講武堂畢業的軍官,直到最后時刻還緊握著手槍。隨后的幾個月里,壞消息一個接一個,魯西游擊司令朱世勤在單縣戰死,戰區政治部主任周復在安丘突圍時犧牲。這么多高級將領倒下,說明戰況已經危急到了極點。
1940年9月22日深夜,57軍軍部突然響起密集槍聲。軍長繆澄流偷偷聯系日軍準備投敵的事情敗露,111師師長常恩多當機立斷,帶著部隊發動“九二二鋤奸”行動。
這場打了一整夜的內亂,雖然及時阻止了叛變,但也讓東北軍內部的矛盾完全公開了。蔣介石知道這事后,不但沒有表彰鋤奸有功的官兵,反而趁機撤銷了57軍番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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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決定讓于學忠的實際指揮權變得更小。更麻煩的是,劃歸戰區直屬的111師和112師,都跟于學忠的部隊合不來。111師師長常恩多早就對國民政府失望透頂,112師內部也是各懷心思。
1942年8月3日,111師主力在常恩多重病期間,由萬毅等人宣布起義。這件事發生在日軍新一輪掃蕩的空當,嚴重削弱了魯蘇戰區的防御力量。
更糟的是,1943年春天,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帶著部隊投靠了日軍,開了一個壞頭。吳化文的部隊熟悉當地情況,他們的倒戈讓根據地防線出了個大漏洞。
七月,112師副師長榮子恒在他父親榮臻的慫恿下,帶著兩個團叛變投敵。這位前奉系軍閥的重要人物,如今成了日軍的說客,不停地勸老部下投降。這一連串的叛變事件,讓于學忠忙得焦頭爛額。
1943年夏天,于學忠帶著僅剩的指揮部人員和一千多士兵,悄悄離開了奮戰四年的山東。這支隊伍白天躲藏晚上趕路,繞過日軍封鎖線,花了半個月才到達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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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最后一批人渡過淮河時,魯蘇戰區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剩下的部隊被安置在大別山邊上休整,但已經失去了戰斗力。重慶軍委會給了于學忠一個軍事參議院副院長的閑職,實際上收走了他的兵權。
1944年5月,國民政府正式下令撤銷魯蘇戰區番號。剩下的部隊分別編入第一戰區和第五戰區,官兵被打散補充到其他部隊。從張學良離開陜西到戰區撤銷,這支曾經威風八面的東北軍部隊,在各種內外壓力下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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