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點半,再猶豫就來不及了!”1937年2月2日,應德田抓著孫銘九的袖口,語氣幾乎失控。昏暗的煤油燈下,一張作戰地圖被翻來覆去,角落寫著三個字——“王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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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此僅一個月,西安事變才以和平方式收場。張學良押著蔣介石飛向南京,本想用親自護送來換取信任。飛機落地的那一刻,南京機場的刺刀告訴世人:戲碼變了。張學良隨即被軟禁,原本團結的東北軍也驟然失去了主心骨。
張留下的臨時安排,是讓甘肅省主席于學忠“代總指揮”,但軍中將領對蔣介石態度不一,裂縫肉眼可見。一邊是自稱“少壯派”的年輕軍官,火氣足,喊著“蔣不放人就拼命”;另一邊是以于學忠、董英斌為首的“元老派”,謀求和談,認為硬拼只會讓東北軍陪葬。表面是策略分歧,實質卻是對未來前途的兩種計算。
蔣介石坐視東北軍內耗,中央軍則在渭南前線磨刀。時間拖得越久,張學良就越無救援籌碼。少壯派焦躁不安,最終將矛頭指向同袍。“只要干掉主和派,部隊就會跟我們走。”這種激進想法,在2月1日深夜的秘密會議上占了上風,但并非所有人都點頭,猶豫與附和交織,空氣里充滿火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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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清晨,67軍軍部的院門被撞開。連長于文俊沖進臥室,先開一槍定聲,再補八槍。王以哲,字鼎芳,保定軍校出身,年僅四十一歲,當場倒在血泊中。與此同時,另一組人馬奔向騎兵軍長何柱國公館,卻因楊虎城及時攔阻撲空。短短半日,東北軍高層倒下一片,史稱“二二事件”。
王以哲在東北軍的威望堪比“定海神針”。他被槍殺,不只是性命之喪,更像抽掉了整支部隊的最后理性。消息傳到渭南前線,105師師長劉多荃愣了三秒,“備車,進兵臨潼!”隨后,下屬一個主力團掉頭東進,炮口對準西安。前線將領多是保定同學,兄弟情、師生情同時炸裂,報復情緒迅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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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立刻失控。繆澄流等部跟進調整陣位,相當于把槍口對準自己人。更有騎十師、106師干脆拉起“歸順中央”的大旗,繳了楊虎城部隊一個團的武器以表忠心。有人認定跟南京合作才有前途,有人單純想報仇,各懷鬼胎。東北軍裂成數塊,誰也指揮不了誰。
于學忠眼看大廈將傾,只能與楊虎城聯名下令:所有部隊不得撤離前線。命令傳真出去,前線電話卻無人接聽。實際上,劉多荃已經把憲兵撒滿西安城,誓要抓到兇手。應德田、孫銘九先行逃遁,直接射殺王以哲的于文俊卻栽在巷子深處。被押到靈堂時,劉多荃只說了兩個字:“跪下。”隨后執行最嚴酷的刀斧法,以示血債血償。
血洗并未穩住大局。刺殺事件讓東北軍與楊虎城的互信降至冰點,少壯派懷疑楊坐視不理,元老派指責楊控制不力。伴隨中央軍顧祝同五個軍2月8日進入西安,占領城防,形勢已容不得東北軍再擺姿態。南京政府隨即下達改編令:東北軍分散調往豫南、皖北、蘇北,十七路軍并為38軍,楊虎城旋即離職出國。至此,成立十余年的東北軍宣告瓦解。
有意思的是,外界常把“二二事件”簡化為單純的少壯派沖動,但若追溯到奉系舊習,那種依附領袖、遇事靠刺殺的思維早就埋下種子。缺乏統一政治目標,又長期脫離故土流亡西北,這支軍隊在張學良被扣的瞬間,原有凝聚力便土崩瓦解。換句話說,于文俊扣動扳機,只是摧毀團結的最后一擊。
結果十分殘酷:東北軍不復存在,張學良也再無談判籌碼。從軟禁南京到晚年疾病纏身,五十余年里,他提過多次“若當年部下能自持”,卻終究是幻影。歷史不會假設,但“二二事件”確實終結了唯一可能的營救窗口。
遺憾的是,在之后的全面抗戰中,分散改編后的東北軍將士依舊積極參戰,卻已無法以整建制露臉。曾經那面象征故土的“青天白日插滿雪地”的軍旗,被各路番號吞沒,再難合而為一。一個連長的九發子彈,擊碎了整支軍的前程,也讓張學良的人生從此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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