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為中國修路，他更愿意被叫“儒工”

從有記憶起，轟炸機撕裂長空的咆哮、防空洞里的潮濕陰冷，便烙印在趙國通的腦海，構成他對世界最初的認知。

1940年，趙祖康的長子趙國通出生于重慶。正值重慶大轟炸，跟著母親、姐姐躲防空洞，是趙國通童年常態。彼時趙祖康擔任國民政府公路總管理處處長，趙國通對他的印象有些模糊。“空襲警報響起，他就到工作大樓的地下室暫避，母親則帶我們到嘉陵江邊的防空洞躲避，我們和父親是見不上的。”趙國通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趙祖康作為當時主持公路建設的主要領導之一，在艱難情況下，與成千上萬公路工人一起，在西北、西南地區興建了多條戰略公路，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三西”公路、滇緬公路。

1949年3月，中國工程師代表團赴南京請愿前在上海合影。從左至右：顧毓瑔、趙祖康、侯德榜、茅以升、惲震。供圖/趙國通

“藍褸開疆”

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國公路建設的重心偏于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西北、西南地區因經濟發展落后、地理環境復雜，公路建設進展緩慢。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著名軍事家蔣百里向國民政府建言，須將兵力“深藏腹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戰。中國西北、西南地區的公路建設被提到國家戰略層面。

也是這一年，結束在美留學實習生活的趙祖康被調入全國經濟委員會，為公路建設謀篇布局。

1937年11月19日深夜，趙祖康還在進一步謀劃如何保障交通順暢以適應戰爭軍需供應時，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起。來者說，戰事告急，南京恐要失守，請他即刻轉移到大后方。趙祖康只能與家人連夜起錨溯江而去。

“這或許是父親人生中最難熬的夜晚。”趙國通說。

趙祖康憤懣寫下《出都吟》：“曾聽慷慨追文史，卻看倉皇作秀夫。”殊不知，這僅是他在抗戰烽火中萬里奔波的序章。長沙、武漢、重慶……他一面安置病弱妻女，一面爭分奪秒部署西南公路網。1938年8月，滇緬公路建成通車。

1940年，日寇向宜昌逼近，矛頭直指重慶。彼時，主要鐵路干線中斷，重慶和外界的聯系只能靠公路和水運解決。趙祖康收到命令：迅速搶通樂山至西昌的樂西公路，否則以軍法論處。

“父親一生與如此多道路打交道，若說其中最艱險、最沉重的，當數樂西公路。”趙國通說。

樂西公路海拔高差2000多米，蓑衣嶺段常年被冰冷雨霧籠罩，盤山工程至為浩大。建設者們不僅要克服設備原始、地形復雜等困難，還要應付土豪劣紳敲詐勒索，稍有不慎，恐生不測之禍。趙祖康在《舊中國公路建設片段回憶》中寫道：“富林的‘羊司令’，瀘沽的‘鄧司令’，都是獨霸一方的‘土皇帝’，對他們應付稍有疏忽，便處處為難。”

險惡環境中，趙祖康與來自川康地區漢、彝、藏等民族的20余萬名筑路民工，頂嚴寒，冒風雪，歷時一年有余，搶通525公里的樂西公路，4000余名工人長眠崇山峻嶺間。

從此，這525公里成為連接滇緬公路、康印公路的戰略公路。1942年，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后，樂西公路轉而支撐駝峰航線與中印公路陸空聯運。

在樂西公路至險至艱處——蓑衣嶺的危崖上，猶可見趙祖康當年所立“藍褸開疆”石碑。他在《大渡河鋼索懸橋落成記》里寫道：“（樂西）路垂成，而員工之殉職者有之，病困者有之，父喪不得奔、妻子物故而不得歸者亦有之。蓋成路之難，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矣。”

“儒工”

趙祖康被人稱為“公路泰斗”“道路大王”，與詹天佑、茅以升并稱“中國交通工程三杰”，但他并不同意諸如此類的名頭。“父親晚年的回憶文章中，對自己的定義常常是‘一個工程師’或‘從事市政道路工程專業者’。”趙國通說。

或許次女趙國明的評價更稱趙祖康心意些——一名儒工。

趙祖康生于1900年，他的成長伴隨著近代中國動蕩時期——列強侵略、辛亥革命、軍閥混戰。

1920年炎夏，一份右上角印著大大“？”的雜志出現在松江街頭。

這份《問題周刊》是趙祖康與侯紹裘等同學在學校暑假期間創辦。趙祖康作為撰稿“主力”之一，在一篇題為《為什么》的白話詩歌中寫道：“為什么要磕頭？為什么要叫‘老爺’？為什么‘割股療親’，叫爹娘吃人肉？……任他天般大芝麻般小的事情，都要問他個為什么。”

“那時的他青春浪漫，有激情、有憧憬，對社會有看法、有批判，然而他什么辦法什么出路也找不到，所以這段‘文藝青年’時光只持續了不長時間。”趙國明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形容父親的青年歲月。顯然，現實的困境和民族的苦難讓趙祖康逐漸意識到，單靠文字難以改變現狀。他將精力投入實學，以工程技術為畢生志業。

輾轉修路期間，趙祖康重拾紙筆，在家書、日記中留下許多詩句。他目睹荒涼，“草共土黃無一樹，村隨谷轉剩孤煙”；他力行開拓，“男兒識字果何為，放翁工部徒詩客”；他誓以身殉，“久愿風塵殉祖國，寧甘藥餌送余生”；他也想家，“濤聲欲卷歸心去，直下渝洲傍翠樓”……

5天4夜的“代理市長”

趙國通家里，保存著一臺老式收音機。這個不起眼的物件，是上海命運轉折無聲的見證者。

1945年抗戰勝利后，趙祖康被任命為上海市工務局局長。他主持《大上海都市計劃》起草工作，還與茅以升等規劃了越江隧道、跨江大橋等方案。然而隨著蔣介石挑起全面內戰，嚴重的通貨膨脹令無數構想化為泡影。

1949年初，解放軍勢如破竹，國民黨政權氣息奄奄。趙祖康的內心是忐忑的。

一方面，目睹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無能后，趙祖康同樣期盼一個嶄新的中國。另一方面，他心里沒底——自己決不愿意跟國民黨出走臺灣，但畢竟長期在國民黨行政部門工作，留下將會如何？

1949年1月，趙祖康的同事王繩善私下告訴他，聽到解放區新華廣播電臺歡迎上海市政當局的三名官員留下建設新中國，其中點名趙祖康。1月29日，趙祖康在日記里記錄：“夜聽陜西電臺廣播。”可以想見，每當夜深時分，他便打開收音機，從夾雜著刺啦雜音的聲波中，捕捉來自北方的清晰字句。

2月4日，經好友介紹，趙祖康與中共地下黨員王月英（當時化名李敏）見面。“李小姐（李敏）曾多次對他說，形勢緊急時，如有機會，可設法把市政府機關接過來，配合解放上海。父親也沒想到，這一天來得竟如此之快。”趙國通說。

5月24日凌晨，趙祖康被急促的電話鈴驚醒，被要求立即前往市政府商議要事。市府內一派匆忙景象——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良也在收拾文件裝箱，他對趙祖康說：“時局很緊張，我們準備撤退了，托你擔任‘代理市長’，以維持市政局面。”盡管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很難接手，經過反復思想斗爭，趙祖康還是接受了這一任命。

受命后，他立即控制住警察局，維持社會治安。其間，上海社會秩序基本穩定，電力、自來水等供應持續如常，電車與船舶亦迅速恢復通行。

5月28日，陳毅等人來到漢口路，正式接管上海市政府。趙國通仍保存著父親當時的日記：“陳毅、曾山、潘漢年、韋愨到市府接收，陳毅（對我）表示好感，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

“我們一定很能合作的。”幾十年后，趙祖康先后擔任了上海市副市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務，逢人常提起陳毅這句話。他說，陳毅的話出乎至誠，令他永生難忘。

5月30日，趙祖康向陳毅表態，接受安排，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務局局長。

新生的上海百廢待興，工務局職責繁巨，尤需以有限資源辦更多實事。昔日的跑狗場改建成文化廣場，高爾夫球場改造為西郊公園，上海的“龍須溝”成為工人新村……趙祖康感到有前所未有的干勁。

在趙國通的印象里，父親務實、低調，日記本記錄的幾乎都是工作。他常聽到父親回家跟母親說：“共產黨就是不一樣！”他看得出，父親是高興的。

1951年，趙祖康加入民革，先后任民革第三、第四屆中央委員，第五、第六屆中央副主席等。他還親自主持領導民革上海市委會的對臺工作，直到晚年，爭取祖國和平統一，仍是他念茲在茲的大事。

幾十年間，趙祖康的跨江大橋等構想陸續付諸實踐。1991年12月1日，一橋飛架黃浦江，南浦大橋正式通車。91歲的趙祖康坐著輪椅，被家人推上大橋。江水滔滔，江風拂過老人沉靜的面容。眼前貫通兩岸的壯景，正是他一生求索“工程救國”的圓滿回聲。

發于2025.11.3總第121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儒工”趙祖康

記者：張楊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