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云：《魯迅與周作人——與君半世為兄弟》

《魯迅和周作人：與君半世為兄弟》，冰云著，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5年9月版。

內容簡介

古今中外歷史上，多有父子并稱、兄弟齊名的人物。魯迅（周樹人）和周作人兄弟正是這樣的人物。他們在多個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取得了至高的成就。他們早年兄弟情深，中年兄弟失和，晚年聲望境遇天地懸殊，生前身后遭遇大相徑庭。

該書起于周氏兄弟童年，迄于他們失和的1923年，正是他們的前半生。以兄弟二人的相互關系及彼此影響為主線，涉及家庭、成長、學習、閱讀、成名、著述、生活、交游等，從不同維度展示了他們的成長經歷及心路歷程，探索他們為何是這樣的模樣而不是那樣的模樣。周氏兄弟的相同點或不同點，既是同胞兄弟的相同或不同，更在有意無意間總是成為時代風潮的風向標。

蘇軾有句詩抒發與蘇轍的兄弟情深：“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若映照在周氏兄弟身上，卻正是“與君半世為兄弟”，令人唏噓。

目 錄

名家評說周氏兄弟

引論——不好說，說不好，不得不說

一、個人歷史是個人寫就，時代風潮的推波助瀾及約束遮蔽卻也至深至遠

二、當前評價周氏兄弟環境的寬容不可以道里計，歷史資料的差異不可忽視

三、“文”與“人”既有關聯，“文”與“人”也需剝離，偏倚一端難說公正

四、時代主題的轉變是理解周氏兄弟的限定條件，事實是評價的核心要素

五、多元化的理性社會氛圍中，評價周氏兄弟并非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

第1章 生為兄弟

一、周氏兄弟自出生起，就直接徜徉在地域文化和家世淵源的海洋里

二、周氏家族不是名門望族或高官巨富，卻也是當地不容小覷的大戶人家

三、秉性、經歷、思想、年齡各異的親人，營造了周氏兄弟成長的小環境

四、新臺門“由周家六房族共住”，周作人出生后的經歷較之魯迅坎坷一些

五、人文底蘊深厚的地域環境，是周氏兄弟形成獨特文化氣質的溫床

六、紹興的飲食及風俗影響著周氏兄弟，他們對故鄉保存著留戀情懷

七、周氏兄弟年齡有差，一道調皮搗蛋，百草園嬉戲與“藍爺爺”啟蒙

第2章 墜入困頓

一、進入私塾是魯迅正式讀書的開始，也是養成讀書習慣及價值取向的起點

二、“懂得許多規矩”的“長媽媽”，奇特的《山海經》，“搜集繪圖的書”

三、魯迅被送進“稱為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周作人也進入私塾啟蒙

四、章運水在魯迅的經歷中留下了斑斕一幕，周氏兄弟各有興致勃勃的趣事

五、周福清科舉行賄敗露，“闖下了滔天大禍”，周氏兄弟“避難的生活”

六、在鄉下“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知稼穡之艱難’，并不‘知稼穡’”

七、周伯宜生病、治病折磨著家人的神經，魯迅藉此“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八、魯迅讀書興趣日益濃厚，周作人進入三味書屋，這是“正式讀書的起頭”

第3章 走上異路

一、周作人在杭州府獄陪侍祖父，受教于祖父，“平日自己‘用功’”

二、周作人和魯迅通信不斷，對時事充滿關注之情，魯迅受到欺凌壓迫

三、“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中，魯迅“走異路，逃異地”，進入江南水師學堂

四、魯迅考入礦路學堂不久，周氏兄弟懷著不同的情緒參加科舉應試

五、礦路學堂的學習開拓了魯迅的視野，眼見了“新黨”，他不再是鄉下少年

六、紛擾動蕩的刺激，周作人“尊王攘夷”思想萌芽，又“幾乎成為小流氓”

七、祖父對家人“無不痛罵”，度日如年的周作人愈發向往新奇的外面世界

八、周作人在學堂過著“自由寬懈的日子”，魯迅的閱讀習慣得到加強

第4章 到外國去

一、魯迅“到外國去”，兄弟再次離別，周作人的思想發生顛覆性轉變

二、魯迅在日本受到新思潮激勵，周作人深受感染，對留學日本心馳神往

三、在南京的周作人日益不安于現狀，在日本的魯迅于失望中不斷探索

四、“由于愛好而讀書”，周氏兄弟筆墨生涯的起點：宣揚新知，開啟民智

五、仙臺學醫：“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藤野先生的照顧

六、棄醫從文：“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七、魯迅的婚姻以兩個人的終生幸福為代價，周作人東渡日本前的騷動

第5章 文學之路的頓挫

一、周氏兄弟“在東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留心文學”來“改良社會”

二、伏見館到伍舍，“冷淡的空氣中”“提倡文藝運動”，“未產生的《新生》”

三、周作人對小說翻譯興致勃然，成果較魯迅豐碩，思想色調較魯迅明亮

四、在中國留學生群體中，周氏兄弟不是活躍分子，他們是早熟理智的青年

五、周氏兄弟被章太炎出類拔萃的學識和氣度所折服，終生待之以師禮

六、留學日本是周氏兄弟磨礪思想的重要階段，“精神界之戰士”生未逢時

七、“好作品”《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銷售“大為失敗”

第6章 鄉梓?北上

一、魯迅“不能不去謀事”，任教浙江師范學堂，周作人的生活模式受到沖擊

二、“木瓜之役”后，魯迅隨許壽裳一道辭職，轉赴紹興府中學堂任教

三、周作人“遠游不思歸”，家中生計艱難，難以維持“游惰的生活”

四、魯迅不是革命戰士，革命成功后，他期待有所作為，很快即大失所望

五、“辛亥革命”前后，周作人“在家里閑住”，魯迅支持《越鐸日報》

六、魯迅赴北京教育部任職，補樹書屋的住客，周作人為報紙撰稿，擔任會長

七、周作人主編《紹興縣教育會月刊》，主要工作是在省立第五中學任教

八、魯迅以教育部官員面目示人，私底下埋首古籍古碑，過著沉寂死氣的生活

第7章 橫空出世

一、周氏兄弟相聚北京，“復辟事件”的刺激：“感覺中國改革之尚未成功”

二、加盟《新青年》，周氏兄弟開始了風姿獨特的“吶喊”，心態各有不同

三、周作人任教北大，講授外國文學史，魯迅的《狂人日記》引起各界關注

四、周氏兄弟是《新青年》的支持者而不是領導者，作品“特別有價值”

五、魯迅立足于“為人生”，“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的白話小說創作

六、《新青年》同人中，周作人不是最為活躍的，卻是筆耕勤奮而見解獨到的

七、周氏兄弟在《新青年》發表“隨感錄”，表達著對國民性的揭露和批判

八、周氏兄弟相互扶持、相互謙讓，不計較名利得失，魯迅的兄弟友愛之情

九、“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周氏兄弟的白話詩創作

第8章 傲視文壇

一、魯迅的思想論文想給來者“微末的歡喜”，周作人的長短文章極具建設性

二、“五四”運動掀起的風潮波及全國，魯迅有所關心和詢問，心態與眾不同

三、周作人作為北大教授，關注、參與“五四”運動，并未深度介入

四、“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的“高超的藝術底作品”——《阿Q正傳》

五、周作人耕種“自己的園地”，“藝術當然是人生的”，“藝術是獨立的”

六、“我是喜歡平和的”，追求“人的生活”，揭示“中國的國民性”

七、“弄文罹文網”，魯迅轉變為積極關注時事，周作人無法擺脫矛盾情緒侵蝕

八、“別求新聲于異邦”：20世紀20年代前期周氏兄弟的翻譯成果及其特色

九、印象式的深刻：周氏兄弟聲名鵲起后，社會各界的認知和評價

第9章 共同的朋友

一、蔡元培是魯迅心懷敬意的“前輩”人物，“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

二、在周作人看來，蔡元培是“端正拘謹不過的人”，“知識階級里少有”

三、“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周氏兄弟和陳獨秀的交往限于公事

五、周作人和陳獨秀在1922年發生過一次較有影響的思想爭論

五、相互贊賞、敬重而始終有著難以明言的距離：魯迅和胡適的前期關系

六、周作人和胡適相識早于魯迅，交往更加頻繁一些，交情更加深厚一些

七、從泛泛之交到“講話也極不拘束”：周氏兄弟和錢玄同的前期交往

八、“多談閑天”：周氏兄弟“親近”“天真爛漫”、“不裝假”的劉半農

第10章 育人·出版

一、“沸騰著青春的熱情和蓬勃的朝氣”：魯迅在北大等校的兼課及風格

二、“開口只是娓娓清談”：周作人在北大等校的授課及并不盡如人意的效果

三、“尤其怕的是演說”：魯迅生平所作講演并不算少，另一場合的育人和社會活動

四、“說話本來非我所長”：周作人“講演如同寫作”，“表達思想和學問”

五、魯迅從事編輯出版活動親力親為，精彩見解層出不窮，貫穿著良苦用心

六、“沖破”“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周作人在編輯出版方面實踐豐富、一絲不茍

第11章 兄弟失和

一、搬入八道灣，一家人同住愿望實現，“兄弟怡怡”，又埋下了隱患

二、兄弟合住局面并未維持太久，兄弟遽然失和，終生未能化解恩怨

三、魯迅沉默以對，周作人“不辯解”，各家說法試圖破解兄弟失和謎團

四、兄弟失和“起源于家庭間的糾紛”，是生活矛盾積累和爆發的結果

五、大家庭模式的弊病也是失和主要因素，對兄弟之情斷絕的傷痛和無奈

六、魯迅和周作人失和后不斷獲知對方消息，仍然有著直接、間接的聯系

七、不約而同地回避在公開場合談論對方，私底下對對方各有關注和評說

主要參考及征引文獻

后記

后 記

選定魯迅和周作人作為撰述題材，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慮：

魯迅、周作人等合影

一、筆者興趣濃厚；二、題材意義重大；三、研究不夠充分；四、歷史資料搜集整理較為豐富；五、限定于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文學領域的人物或事件。

以筆者的知識積累及興趣偏向，具備以上五點的撰述題材，撰述過程定然會有事半功倍之效。選定撰述題材后，隨即投入到了撰述工作中。

經過多番斟酌，確定書名為《魯迅和周作人：與君半世為兄弟》（以下稱“《魯迅和周作人》”）。

許多歷史人物傳記的撰述者，都會感慨關于傳主的歷史資料的匱乏。筆者開始《魯迅和周作人》撰述后，感觸最深的卻是關于他們的歷史資料的豐富，以至讓人有無法窮盡之感（這并非說已經沒有空白點和疑點問題了）。[1]

關于魯迅和周作人的歷史資料的豐富，首先，魯迅和周作人是文學家、思想家，著作等身，他們的成就主要集中于“立言”，著作中對自己各階段的經歷、思想變動道及之處頗多，這些自述文字對于了解他們的經歷、思想大有裨益，是其他歷史資料無法替代的。

周作人還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知堂回想錄》等大量回憶文字傳世，其中對自己和魯迅的經歷、思想及彼此關系有著大量詳細的記載。

《魯迅的故家》

其次，魯迅和周作人各自的文集（全集）整理出版都稱得上頗為完備。

長期以來，魯迅研究是名副其實的“顯學”，各類選集層出不窮，《魯迅全集》在魯迅逝世兩年后即編輯問世，可謂是獨一無二的待遇。《魯迅全集》此后又出過多版，日臻完善，無論是佚文的搜集、文字的考訂，還是注釋的詳盡、印刷的考究，都是同時代人物難望項背的。

周作人至今仍然未有全集面世，專家學者耗費心血的《周作人自編集》、《周作人集外文》、《周作人散文全集》、《周作人譯文全集》、《周作人詩全編箋注》、《周作人日記》等，以及篇幅不小、并未匯為一編的大量書信，合而觀之，視為“準全集”，算是差強人意。[2]

再次，關于周氏兄弟的回憶文字也是相當豐富的，并且多次匯編成冊。

盡管這些歷史資料有不少相互矛盾，甚至不符事實的記載，只要用心梳理，總能發揮相應的作用。應該說，魯迅和周作人的歷史資料建設已經大致完備，有了這樣的基礎，可以不必耗費太多精力搜集歷史資料。

《從周集：序說魯迅、周作人》

最后，魯迅和周作人研究領域，許多專家學者終生耗力于此，功力深厚，名家層出不窮、名作琳瑯滿目。如此狀況，既讓人有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感覺，又慶幸有取之不竭的養分的歡喜。

《魯迅和周作人》撰述過程中，筆者盡可能將周氏兄弟置于同一平臺，試圖展示出他們豐富、獨特的面貌和關系。

因此，除了展示他們存在關聯的行事和言論之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他們在同一背景下并不相同、并無關聯的行事和言論，而這些都是他們作為社會上生活的人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們的相同點固然值得關注，他們的不同點同樣不容忽視。

與此同時，魯迅和周作人是文學家、思想家，他們的著述和思想重于生平經歷是毋庸置疑的，對他們的著述和思想的突出展示是題中應有之義。[3]

正因為他們的著述和思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筆者更多的還關注這樣兩位文學家、思想家的成長經歷及心路歷程，以此探索他們為何是這樣的模樣而不是那樣的模樣。

魯迅、周作人等合影

《魯迅和周作人》的撰述過程，既是緊張忙碌的工作過程，也是樂趣無限的享受過程。魯迅和周作人的作品搖曳多姿，思想博大精深，加上時代風潮起伏多變，讓他們始終是兩片歷久彌新的浩瀚海洋。因此，即便《魯迅和周作人》已經撰述完畢，筆者在這兩片浩瀚海洋中的徜徉也僅僅是開始而已。

《魯迅和周作人》的敘事時間大致以兄弟失和的1923年為限。失和不是彼此關系的終止，而是進入了另一種狀態。他們失和后的關系將另行呈現。

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筆者自幼酷愛文史，這里的文史指文學和歷史，尤其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

筆者又嚴格區分文學和歷史，認為兩者各有領域和邊界，不容隨意越界侵犯。這樣，對“傳記”和“傳記文學”自然持嚴格區分態度。

《話說周氏兄弟》

“傳記”是歷史學的分支，以事實為核心，排斥虛構。對于這一定性似乎并無太多分歧。至于“傳記文學”，則說辭眾多，難有定論。有人將其劃入歷史學范疇，有人將其劃入文學范疇，而無論如何，總是強調與文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一般而言，“傳記文學”在中國是“古已有之”，《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史學名著中的諸多篇章即是流傳久遠、膾炙人口的經典之作。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處于全方位轉型階段，“傳記文學”從傳統向現代的演變，受到近代西方“傳記文學”的理念和實踐的影響。近代西方的傳記大家，如，奧地利的斯蒂芬·茨威格，德國的埃米爾·路德維希，法國的安德烈·莫洛亞等，其作品各具風貌、享譽世界，是眾多傳記作者高山仰止、亦步亦趨的典范。[4]

即便如此，“傳記文學”最大的特點應該還是以事實為核心，排斥虛構。以此而論，傳記文學猶如“帶著鐐銬跳舞”，鐐銬界定的邊界就是真實，無論歷史與文學結合到何種程度，都只能嚴格限定在邊界內。

《魯迅與周作人》

然而，歷史與文學邊界的厘清和堅守相當困難，甚至許多方面都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將“傳記文學”理解為運用除虛構以外的多種文學手法，強調文字的活潑和文采，強調寫出傳主的個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測傳主的心理——當然，是站在第三方立場基于事實的推測，而不是對傳主所為、所思、所想的虛構再現（也就是有些人所說的“合理想象”），筆者大致是認同的。如果將其理解為采納、甚至以虛構的文學筆法為主導，則實在難以茍同。

筆者認同胡適所說的“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5]沒有歷史資料，寧愿暫付闕如，絕不憑空虛構。這或許是一己偏見，卻很難改變立場。

基于“傳記文學”與文學密不可分的關系，以及“傳記文學”與“傳記”的不同，導致許多作者并不致力于搜集、解讀歷史資料，反倒熱衷于閉門造車，以“傳記文學”的文學性作為擋箭牌。

《魯迅周作人比較論》

這樣，許多傳記中出現大量對話和心理活動。無論是友朋之間還是夫妻之間，無論是公開場合還是私下場合，都繪聲繪色地加以描繪，現場目睹也沒有這般詳盡。

這樣的內容，與以虛構為特征的小說無異；這樣的風格，只有一種結論，完全是出于憑空虛構。如此傳記，與其說是“傳記文學”理念的探索踐行，毋寧說只是投機取巧而已。

《魯迅和周作人》對諸多歷史人物各有臧否，即便自認嚴守客觀公正立場，仍然難逃指過揭短嫌疑。而筆者對前人并無不敬之意，并不輕易貼上正反標簽，也并無自詡更加高明之意。

筆者的優勢在于，能夠比前人看到更多歷史資料（尤其是涉及各方的歷史資料），能夠擺脫現實利害制約，以此“知己知彼”，提出一些“后見”。即便是“后見”，也只是“紙上談兵”而已。

《雙子星座：管窺魯迅與周作人》

書名中的“與君半世為兄弟”化用自蘇軾寫給弟弟蘇轍詩中的“與君今世為兄弟”[6]。1079年，蘇軾身陷“烏臺詩案”，各方羅織罪名，且兼受到獄吏凌辱，他自揣難以活命，與親人“不得一別”，作詩兩首留給弟弟，有“絕命詩”性質。

蘇軾、蘇轍兄弟情誼深厚，相互扶持，關系至老不衰，有始有終，成為千古傳誦的楷模。蘇氏兄弟和周氏兄弟才華、成就各有千秋，彼此關系卻大相徑庭，讓人唏噓不已。化用蘇軾的詩句作為書名，別有一番意味。

《魯迅和周作人》撰述過程中，筆者從諸多專家學者的研究文章、著作及編輯的人物文集、資料集、研究文集等成果中獲得過教益和啟迪。

拙作對諸多專家學者的造詣和成果深表欽佩，對參考和引用成果之處盡量做出詳細的注釋，并且列出主要參考及征引文獻，以示不敢埋沒他人功勞之意。對于諸多專家學者的成果給予的教益和啟迪，筆者銘感于心。

《域外小說集》

當然，注釋及文獻中呈現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與此同時，因為目力所及有限和讀書時間有限，許多專家學者的成果都未能搜求到手，未能拜讀，以致有錯過寶山之憾。

《魯迅和周作人》成稿后，筆者不斷進行調整、充實、核對，力求減少舛誤。盡管如此，由于水平有限（這絕非自謙的客套語），拙作中肯定存在相當多的錯誤和不足。正因為如此，即便拙作即將面世，筆者始終有種如履薄冰、惴惴不安的感覺。誠懇期待讀者諸君不吝指正賜教，在此先行致謝。

最后，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為拙作的出版提供了機會，而這樣的機會是十分難得的；責任編輯張俊峰先生，從思路、框架到內容、形式等方面，都提出了許多專業的修改意見，為拙作增色不少。在此表示誠摯的感謝。

冰云

2025年4月27日

周作人寫給魯迅的絕交書

作者簡介

冰云，原名蔣兵魁，陜西西安人，現定居安徽蕪湖。自幼酷愛文史，對中國近代史、人物傳記及《水滸傳》尤為癡迷。發表文章有：《陳獨秀與托洛茨基：兩個大起大落的歷史人物》《陳獨秀和他的托派同志鄭超麟》《老兔子和中兔子的故事——蔡元培與陳獨秀》《“浪子”燕青：端正品行 超逸人生》《“入云龍”公孫勝：尸位素餐 不可或缺》《<水滸傳>中的小吏：大宋朝廷政治生態的縮影》《多維視野觀照下的文學名著——<水滸傳>中的游民及游民意識》等。另著有：《讀奇書，論奇人——水滸人物揭秘》（2022年出版）等。

注釋：

[1]歷史資料的豐富與否自然是相對而言的。關于周氏兄弟的歷史資料，魯迅的歷史資料的豐富是周作人遠遠難以企及的。甚至可以說，在中國近代史人物中，魯迅的歷史資料的豐富和搜集整理的完備都是足以名列前茅的。關于周作人的歷史資料實際上還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止庵認為：“雖然陸續有《周作人研究資料》、《回望周作人》之類書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匱乏。日記迄未完整印行，一也；書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檔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當年的新聞報道、訪問記、印象記還沒匯編出版，四也；后來的回憶文章缺乏核實訂正，五也。”（止庵：《周作人傳》，第1頁）。

[2]黃開發認為：“周作人文集的出版成就斐然，然而周氏是中國現代唯一一個尚無全集的文學大家，這與他在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化史上和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稱的。”（黃開發：《周作人文集的出版（1981-2010）》，黃開發：《周作人研究歷史與現狀》，第146頁）。

[3]陳思和認為：“周作人是現代文學史上最沒有傳奇色彩的傳奇人物”。（陳思和：《關于周作人的傳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1年第3期）。文學家是主要以“立言”影響社會的人物，生平經歷的傳奇色彩相比主要以“立功”影響社會的人物自然是大為遜色的。和周作人相比，魯迅生平的波瀾起伏明顯強于周作人，終究還是不脫文學家的色彩，因此，同樣可以認為是“沒有傳奇色彩的傳奇人物”。

[4]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位傳記大家同時都是小說家，他們的傳記都極富小說色彩，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敘事情節曲折多變，心理描寫深刻靈動，引人入勝之處非止一端。然而，以“傳記”的標準而論，這些傳記大家的作品，“文學”在強化“傳記”的優點的同時，卻也在相當程度上侵蝕了“傳記”的本質。

[5]胡適：《致劉修業》（1946年3月7日），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冊，第1066頁。

[6]蘇軾：《予以事系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孔凡禮、劉尚榮選注：《蘇軾詩詞選》，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