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谷正文結果如何？害人者終將迎來惡報！

他晚年斜倚在病榻上，渾濁的雙眼仍透出鷹隼般的銳利。當記者問及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這個九旬老人嘴角竟泛起冷笑：“炸藥安裝的位置很講究，要確保機身斷裂。”仿佛在談論一件藝術品，而非導致十余名無辜者殞命的空難。直到生命終點，他從未對沾滿鮮血的雙手流露半分愧疚。

1910年山西汾陽的晨光里，谷正文還是懷揣理想的青年。他秘密加入中共，在學運浪潮中奔走呼號。可當抗戰陰云籠罩華北，這個曾宣誓為信仰獻身的革命者，卻在1938年轉身投入軍統懷抱。更荒誕的是，他隨后又戴上日偽的帽子，完成從革命者到雙面叛徒的蛻變。究竟是什么讓一個人的信念如此脆弱？是亂世求生的本能，還是權力誘惑使然？
在濟南那座陰森的地下審訊室里，谷正文發明了“精神酷刑”。他會讓受刑者目睹同志被處決，再慢條斯理地勸導：“說出來吧，何必陪葬？”這種摧毀意志的手段比肉體折磨更殘忍。原中共濟南工委負責人牛瑞舟在回憶錄里寫道：“谷正文審訊時總帶著文人式的微笑，仿佛在進行哲學辯論。”

1949年渡海赴臺，谷正文的特務生涯抵達巔峰。他主導肅清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制造震驚島內的鹿窟事件。1954年的春日，他坐在辦公室里仔細推敲暗殺楊杰的每個細節，就像棋手斟酌棋局。而最令人發指的，當屬1955年克什米爾公主號行動。他后來在口述歷史中冷靜分析：“選擇在飛機上動手，是為了確保目標無法生還。”全然不顧同機還有代表團成員和記者。
頗具諷刺的是，這個對舊主毫不留情的特務，晚年卻頻頻批評蔣氏父子。“他們不懂情報工作的藝術。”他在《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中這樣抱怨，卻對自己造成的苦難輕描淡寫。這種選擇性記憶令人深思：是否所有背叛者都需要用指責他人來掩飾自我分裂？

2007年臺北醫院的消毒水氣味里，97歲的生命終于走到盡頭。歷史在這里留下沉重問號：為何這樣一個背負無數性命的人能壽終正寢？或許答案不在個人命運，而在那個血色斑駁的時代本身。當信仰淪為工具，忠誠變成商品，人性的底線便如風中殘燭。那些消逝在刑訊室里的吶喊、墜落南海的冤魂，終究在史冊中化作永不磨滅的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