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反對經濟學過度模型化”——訪劍橋大學經濟學與哲學榮休教授托尼·勞森

在當前主流經濟學界，一種高度同質化的研究范式已占據主導：數學建模成為衡量學術價值近乎唯一的標準。無論是在頂尖期刊發表論文、經濟學專業學生的訓練，還是教職的聘任與晉升中，展示數學模型的復雜性，例如嚴密的定理證明、復雜的計量分析、精巧的模擬算法都被視為“科學”與“嚴謹”的體現。相比之下，那些致力于理解真實世界經濟運行規律，如通過案例研究或訪談，但未能大量運用數學工具的研究，則常被邊緣化。這種“建模至上”的文化已讓經濟學與現實嚴重脫節，也大大削弱了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多樣性。

托尼·勞森 受訪者/供圖

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與哲學榮休教授托尼·勞森（Tony Lawson）對主流經濟學過度模型化的批判，已持續近50年。在接受本報采訪時，他揭示了經濟學如何因對精致模型的迷戀而脫離社會現實，并呼吁進行一場從“社會本體論”出發的徹底變革。

對經濟學建模的批判應立足于本體論層面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對主流經濟學過度依賴數學工具的批評日益增多。在您看來，當前經濟學研究在“數學嚴謹性”與“現實關聯性”之間是否已經失衡？哪些方面最令您擔憂？

勞森：經濟學過度模型化至少可追溯至二戰結束初期。當時面對美國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畏首畏尾的大學管理者和資助方將資源分配給那些數學建模者，這些人既不解決現實問題，更不批判當時的經濟體制。出于諸多原因，數學建模者自此一直掌握著權力與影響力。

自那時起，“非主流”經濟學界為尋求現實關聯性曾進行過不同規模的嘗試，成果時好時壞。但由于長期以來大部分經濟學家接受的是數學建模的訓練，而且通常只有建模者能在多數經濟院系獲得教職，唯有建模類論文才能被權威期刊收錄，所以那些最終得以在學術界生存的所謂“非主流”經濟學家，其本身也大多屬于建模者。這些所謂的“非主流”經濟學家錯誤地認為經濟學缺乏現實關聯性的根源在于建模方法的選擇，并非過度模型化傾向本身。因此，他們通過采用基于代理的建模替代計量經濟學，或得出某些特定政策結論等方式標榜自己的“非主流”身份。但建模的根本問題在于本體論層面——從本體論視角出發，經濟學的建模無論采用何種方法、假設或結論，都難以擺脫與現實脫節的宿命。

為何對經濟學建模的批判應立足于本體論層面，即基于社會存在的本質。我已反復闡明，社會現實在特定意義上是開放的、具有深度、本質上是關系性的且處于過程之中，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特征。然而，經濟學家所采用的各類方法卻預設：社會現實是封閉的，即由各種事件的規律性系統構成，并且處處都是由孤立的原子組成的系統。這些原子在相同條件X下，總會以相同方式Y行動，正如建立“只要X則Y”形式的數學關系所必需的那樣。

顯然，這種孤立性的前提與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在現實世界中具有的關系性本質是截然對立的；而固定原子假設也與社會現象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這一事實完全相悖。因此，經濟建模不僅從未提供過真正的洞見，而且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至少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永遠也不會提供真正的洞見。

基于上述本體論層面的原因，我認為當前經濟學研究中的“數學嚴謹性”與“現實關聯性”本質上是無法兼顧的。同時，不但數學要追求嚴謹性，而且現實關聯同樣需要嚴謹。我認為，嚴謹性關乎邏輯的自洽、清晰且縝密的推理，而經濟學建?；顒忧∏∈菫榱嘶乇苓@種真正的嚴謹。

當前，經濟學界的普遍狀況，與其說是由某些當下的“驅動力”所導致，不如說是一種固化的“路徑鎖定”。許多人錯誤地認為，嚴謹的或科學的研究本質上必須是數學化的。

問題在于，經濟學界長期以來已深陷于建模的范式之中。這個圈子完全由經濟建模者構成，而其中大多數人對建模項目持續未能提供真知灼見感到極度不安。正因如此，出于防御心態，他們難以容忍任何非建模的替代方法，生怕它們的成功會動搖建模范式的支配地位。然而，真正成功的學術研究應始終對挑戰持開放態度。

因此，往往只有那些具備建模導向或傾向的新人才會受到鼓勵和篩選。與此同時，具有批判性思維的人更傾向于選擇其他領域，而學術界堅信建模必不可少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幾乎堵死了批判者進入的大門。所以，正如我所說，經濟學界已經陷入了與真實世界無關性的封閉狀態。

總之，過度模型化的經濟學已脫離現實，無法對宏觀經濟體系提出切中要害或有力的批判。建模者自身似乎也頗為滿足于因展示數學能力而從同行那里獲得的贊譽，因此，對他們來說，缺乏現實關聯性似乎已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所必須面對的事實。

所以，除了少數仍對現實關聯性抱有期望而勉強擠進這個圈子的經濟學家之外，幾乎沒什么人真正在意這門學科的現狀。這一現狀的所有表現，無論被視為一種趨勢還是其他原因，都令人感到擔憂，因為經濟學已經被禁錮在與現實脫節的境地，分配給它的資源實際上被浪費了。這些資源原本可用于造福社會，既可用于支持那些旨在提供真知灼見的項目，也能為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提供更有意義的教育。

與現實關聯的起點在于厘清研究對象的本質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行為經濟學、復雜性科學、代理基模型、演化經濟學或基于訪談/案例的定性等新興或非主流的研究范式有可能彌補經濟學中過度模型化的缺陷嗎？

勞森：行為經濟學、復雜性科學、基于代理的建模以及大多數演化經濟學，本質上仍以建模為導向，因此不過是換湯不換藥，即將一個開放的、關系性的、處于過程中的世界簡化成由孤立原子構成的封閉系統。案例研究、訪談等方法雖具有現實相關性，但通常遠不足以獨立支撐研究。

經濟學家所使用的各類數學建模方法，其根本問題在于：鑒于社會現實的本質，那些方法根本不適合用于社會分析。運用那些方法就好比是用錘子去割草或清理灑出的牛奶，工具與任務完全錯配。與現實關聯的起點，在于厘清研究對象的本質，即待考察的社會實在的基本性質，這需要從社會本體論入手，并據此選擇與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

因此，那些以明確、系統且持續的方式致力于社會本體論研究的經濟學進路，最有可能實現與現實世界的關聯，這也是劍橋社會本體論小組（Cambridge Social Ontology Group）的鮮明特色。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學術界日益強調跨學科研究的背景下，您認為經濟學如何從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生態學甚至物理學中汲取養分，以構建更貼近現實、更人性化的分析框架？

勞森：心理學、物理學等學科所研究的對象與社會現象具有本質區別，并各自擁有與之相匹配的方法。當然，如果我們像物理學、心理學、化學和生物學那樣，讓所研究對象的本質來決定學科邊界，那么我們實際上只需要一門社會科學就足夠了。

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歷史學、生態學、政治學、人文地理學等，至多只是一門統一連貫的社會科學內部的“分支”，其主要區別在于所探究問題的類型不同。所有這些“分支”研究的都是同一種性質的對象，即那些具有深度、關系性、過程性并發生于開放系統之中的社會現象。它們都存在于時間與空間之中。

然而，現代學院派經濟學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一直通過堅持在研究中普遍采用數學建模的方法，從而人為且武斷地將自己與其他社會科學分支區分開來。

增強方法論的多樣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大數據、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興起，是加劇了“技術至上”的模型競賽，還是為我們理解復雜經濟系統提供了一種更有效的全新工具？

勞森：任何工具，只要與研究對象的本性相契合，便有用武之地。大數據、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確實為那些純粹追求數學形式主義的人提供了更多機會。但是，對于那些優先考慮現實相關性的研究者而言，只要有充分的本體論理由相信某種工具是相關的，他們就可以使用任何可用的工具。

本體論的應用，其目的并非要將某些工具排除在工具箱之外。所有方法都可以被納入工具箱。關鍵在于，本體論的立場要求我們始終致力于選擇或打造與任務本身相匹配的工具或方法，而不是固執地堅持無論何種情境都必須使用數學工具，甚至在我們尚未了解任務或研究對象的本質之前。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果要鼓勵更多元化的高質量研究，學術界的評價體系，如期刊審稿標準、職稱評定、項目資助需要進行哪些根本性的變革？

勞森：我認為，整個學術界的體制都需要進行重構。目前，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大多數學院派經濟學家，都只懂得如何建模。如果將現實相關性設為硬性要求，他們將會變得無所適從。因此，我認為，如果改革要體現包容與關懷，過程需要循序漸進；但若想取得實效，變革很可能需要從外部強化。最重要的是，必須徹底變革研究評估體系。至少在英國，這類評估是由一個幾乎全是數學建模者組成的經濟學家團隊執行的，他們只給數學化的成果或研究者打“高分”。這樣一來，在大多數經濟院系中，實現方法論上的多樣性幾乎是天方夜譚。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陳密容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趙琪

新媒體編輯：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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