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文剛委派蕭旭岑訪問大陸，侯友誼就公開唱反調，露出真實面目

?——【·前言·】——?

鄭麗文剛讓蕭旭岑前往大陸，侯友誼就緊接著發表相反言論，一個希望臺灣同胞能坦然說 “我是中國人”，認清臺灣屬于中國的事實，一個卻錯誤表示自己是 “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人”，不遵循一個中國原則。

那么國民黨到底誰說了算？誰又敢真正站出來，放下雜念接住大陸為促進兩岸交流、拉近同胞距離伸出的橄欖枝？

鄭麗文提出了一個顛覆傳統的政治策略，她明確表示國民黨不能再依附于民進黨的議題設定，而要主動發聲，改變兩岸交流的格局。

她認為過去的國民黨過于保守，小心翼翼，不敢表達立場，這種態度不僅限制了黨的發展，也沒有展現出應有的主導地位。

因此鄭麗文選擇了一條更加直接的道路，力求通過“亮明身份”來明確黨的立場，她主張臺灣民眾應當自豪地說“我是中國人”，并在其內部推動這一價值觀的落實。

她的這番話不僅充滿民族認同感，還力圖改變臺灣民眾對兩岸關系的看法，通過這種情感上的認同，鄭麗文希望能夠打破兩岸隔閡，讓國民黨重新成為兩岸交流的引領者。

為了加強這一主張，鄭麗文做出了關鍵的戰略調整，她任命了蕭旭岑為副主席，并讓馬英九時期的核心幕僚王光慈加入團隊，顯然是在為這一新的兩岸路線搭建基礎。

這一布局不僅體現了她在黨內的影響力，也標志著國民黨內部的更新換代，她還明確表示，李德維可能接替夏立言負責大陸事務部，以進一步推動黨的對陸政策。

這一系列人事安排表明，鄭麗文并非僅僅在理論上提出改變，她正在實際操作中推動這一改變，通過調整領導班子，鄭麗文希望能夠在國民黨內部形成新的共識，進一步落實兩岸政策的轉變。

鄭麗文的長遠目標是將國民黨從過去的“親美友日和陸”路線，轉變為以“我是中國人”為基礎、以“共創民族復興”為最終目標的路線，這一主張不僅挑戰了現有的政治格局，還強調了兩岸關系的根本性變化。

蕭旭岑的訪陸正是這一戰略的重要一步，這次訪陸不僅是兩岸政治交流的一部分，也意味著鄭麗文的對陸政策開始逐步落地，并且準備通過具體的行動推動兩岸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在鄭麗文提出的新路線主張后，侯友宜選擇了一種相對保守的立場，并通過“中華民國人”的表態來規避風險。

面對外界的身份認同問題，他的回答“我是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人”顯然不是即興反應，而是早已準備好的政治策略。

事實上，侯友宜早在二零二三年接受日本媒體采訪時，便明確表達過類似立場，強調自己是“中華民國人”，而沒有提及“我是中國人”。

侯友宜的政治動機是多層次的，從對外來看，這個表態符合島內“憲法”規定的身份認同，也契合了民眾普遍的主流觀念，因此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被民進黨標簽為“親中”。

從對內來看，侯友宜此時選擇與鄭麗文的立場劃清界限，向黨內的保守派和中間選民表明他與激進路線的不同，他通過這一舉動不僅彰顯了個人的政治立場，也為選舉爭取了更大的支持空間。

侯友宜并非孤立無援，他的立場代表了國民黨內部一股重要的力量，這一力量與朱立倫、郝龍斌等人的想法更加接近，甚至趙少康、柯志恩、江啟臣等黨內要員也對“我是中國人”這一說法持保留態度。

過去黨主席選舉時，侯友宜支持郝龍斌，在外人看來這就是他在兩岸政策方面有保守傾向，這樣的立場選擇，實際上表明他優先考慮選舉利益，而非黨內路線的一致性。

他所采取的“中華民國人”表態，更多是保護自己在選舉中的政治前途，而非推動黨內的戰略統一。

國民黨如今正面臨內外夾擊的復雜局面，黨內的路線之爭不僅僅是內部的權力斗爭，還受到外部兩股力量的拉扯。

沒多久前，蕭旭岑來大陸訪問，正趕在臺灣光復紀念日這一天，中共中央臺辦主任宋濤接見了他，并倡議從歷史和民族命運里找共識。

這一舉動無疑給鄭麗文的路線提供了一個新的框架，通過強調民族大義，繞開敏感的政治話題，為兩岸關系的交流提供了一個務實的對話平臺。

蕭旭岑在此次訪問中，重申了“九二共識”并反對“臺獨”，還強調臺灣民眾已經厭倦了“抗中保臺”的言論，并呼吁兩岸應該攜手共創民族復興的偉業，這個立場明顯支持了鄭麗文提出的更為激進的路線。

而這樣的動作在民進黨看來卻是一種政治危險的信號，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立刻反擊，指責蕭旭岑“急赴大陸領旨”，把這次黨際交流曲解為“聽命于大陸”的政治投降。

這種局面讓國民黨陷入了兩難境地，鄭麗文試圖主動接觸大陸、接納大陸提出的框架，卻不斷被民進黨扣上“統戰代理人”的帽子。

而侯友宜則選擇回避這一爭議，盡量避免站在與大陸接觸的最前沿，卻也因此失去了與大陸建立更深聯系的機會，這使得國民黨在兩岸關系上的立場變得越來越模糊，難以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

鄭麗文與侯友宜之間的路線爭論，已經演變為國民黨在今年縣市長選舉前必須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戰略的選擇，更關乎黨在未來是否能重新凝聚力量，恢復政治影響力。

鄭麗文主張的路子是高風險高回報的 “清晰認同” 路線，打算借著主動出擊搶占兩岸議題的主導權。

而侯友宜則代表了較為保守的“模糊保守”路線，重點考慮選舉利益的最大化，最終國民黨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場關于兩岸立場和身份認同的決斗。

若國民黨不能在黨內就“我是誰”這一問題達成共識，那么無論未來的兩岸政策多么宏大，都將因為內部的分歧和內耗而無法實現。

這不僅讓黨內的力量無法凝聚，也有可能在兩岸關系的關鍵時刻失去自己應有的聲音和角色，成為旁觀者，國民黨的存亡幾乎都系在這場內耗的結果上。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