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今天得再取一次尿樣。”1972年5月14日清晨,張佐良攥著化驗單的手有些發顫。伏案批閱文件的周恩來抬起頭,鏡片后的目光依然銳利:“前天不是剛查過么?”這句看似平常的對話,揭開了共和國總理生命最后四年的抗癌歷程。
四天前的常規尿檢中,那四個刺眼的紅血球讓保健團隊如墜冰窟。張佐良在協和醫院的化驗室里來回踱步,把試紙對著日光反復比對。泌尿科權威吳階平接到電話時正在查房,病歷本從指間滑落都沒察覺。兩人在中南海醫療室碰頭時,窗外的海棠花開得正艷,卻襯得他們臉色愈發凝重。“老吳,這個數值…”張佐良喉頭發緊。吳階平捏著化驗單的指節泛白:“得復查,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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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西花廳比往常更忙碌。尼克松訪華掀起的國際旋渦尚未平息,擺在總理案頭的既有與美國建交的后續談判紀要,又有河南旱情的緊急報告。保健醫生們焦慮地發現,總理每天的睡眠時間已經壓縮到不足四小時。當張佐良硬著頭皮提出二次取樣時,周恩來正在批改外交部連夜送來的《中美聯合公報》草案,鋼筆尖在“臺灣問題”的段落上懸停了許久。
第二次尿檢結果讓醫療組陷入集體沉默——紅血球翻倍,細胞癌變證據確鑿。吳階平連夜帶著標本乘專列趕赴上海,在瑞金醫院的地下實驗室里,顯微鏡下的異形細胞讓在場專家倒抽涼氣。有意思的是,當這些醫學泰斗們得知患者身份后,有人當場提出要進京會診,卻被吳階平攔下:“總理現在分不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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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醫療條件遠比想象中窘迫。北京醫院泌尿外科僅有3間手術室,最先進的膀胱鏡還是五十年代蘇聯援助的老式設備。更棘手的是,周恩來體內還潛伏著更危險的敵人——冠狀動脈硬化導致的心絞痛時常發作,麻醉風險比癌癥本身更讓醫生們揪心。這些隱情在后來解密的醫療檔案里都有記載,卻鮮少被公眾知曉。
但真正捆住醫生手腳的,是周恩來本人鋼鐵般的意志。1973年春,當醫療組終于說服他住院時,病房里很快堆滿了待批文件。護士們常見他邊輸液邊接見外賓,針頭回血了都渾然不覺。有次吳階平查房時撞見總理在病床上修改政府工作報告,急得直拍桌子:“您這是要我的命啊!”周恩來卻笑著指指窗外玉蘭花:“等忙完這陣子,我準聽你們的。”
歷史總是充滿令人扼腕的“如果”。現在我們知道,早期膀胱癌的五年存活率可達70%,但1974年6月實施第一次電切術時,癌細胞早已突破黏膜層。手術臺前的無影燈亮起時,主刀醫生發現病灶范圍比CT顯示的擴大了三分之一。更遺憾的是,術后本該進行的放療計劃,因為周恩來堅持出席四屆人大而被迫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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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當年值班護士的日記,有個細節令人動容:每次化療后嘔吐不止的總理,總會仔細擦拭弄臟的袖口,生怕被工作人員看出端倪。有次他悄悄問張佐良:“我這病,沒耽誤大家工作吧?”這句話讓在場人員瞬間紅了眼眶。
尼克松在回憶錄里寫道:“周恩來是唯一能讓我提前離席卻毫無怨言的人。”這種超越國界的敬意,恰是總理透支生命換來的。從1972年到1976年,他累計接待外賓187批,主持中央會議243次,批閱文件重量超過三噸。當膀胱癌最終引發全身器官衰竭時,監護儀上的心跳曲線竟與他批閱文件的節奏驚人相似——都是急促密集的波動,直到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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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檔案里保存著最后一次查房的記錄:1976年1月5日凌晨,昏迷中的周恩來突然清醒,用幾乎聽不清的氣音叮囑:“別折騰了…留給更需要的人…”這句話被值班醫生寫在病歷空白處,墨跡被淚水暈染得模糊不清。十天后,長安街兩側自發的送行隊伍延綿數十里,有位老農跪在雪地里嚎啕:“總理這是活活熬干的啊!”
(參考資料:《周恩來的醫療檔案》《吳階平回憶錄》《新中國外交風云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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