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國志”兩巨頭 皆是四川人‖汪毅

“國志”兩巨頭 皆是四川人

汪 毅

西晉陳壽著《三國志》

東晉常璩著《華陽國志》

陳壽與常璩同是四川人。一個是西晉的,一個是東晉的;一個被尊為“一代良史之才”,一個被尊為“求真求是百代師”;一個著有《三國志》而名揚史界,一個撰有《華陽國志》而名滿志壇;一個被譽為三國文化的鼻祖,一個被譽為中國方志的初祖。

二人史志同輝、珠聯(lián)璧合,產(chǎn)生了“光焰萬丈長”的史(志)學(xué)影響,宛如中國史(志)學(xué)界星空的雙子座。

三國文化源頭

陳壽的《三國志》

陳壽(公元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陳壽少年在南充度過。他少時勤奮好學(xué),對歷史著作尤其是《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表現(xiàn)出濃郁的興趣。特別是他受教于恩師譙周時,更是堅定了執(zhí)著著史的信念。因此,說到陳壽學(xué)識的來源時,自然會說到對他進行授業(yè)解惑的老師:譙周。

譙周,字允南,耽古篤學(xué),研精六經(jīng),時大名鼎鼎,系蜀國(今四川)屈指可數(shù)的天文學(xué)家與史志學(xué)家,著有《讎國論》《定法訓(xùn)》《古史考》等百余篇文章,其中《三巴記》《益州志》《巴蜀異物志》等被后世視為完備方志的雛形。陳壽一生著述頗豐,猶以《三國志》《三古志》《益都耆舊傳》名揚歷史。對這三部史書,影響和評價空前,誠如南充萬卷樓的一副楹聯(lián)上聯(lián)所言:“承祚(陳壽字)倘無三書神州盡成千古恨”。在這三部書中,《三國志》更是名氣沖天,成為中華史籍中的經(jīng)典之一。

陳壽(右)和老師譙周(2025年10月28日蓬州閑士攝于南充市方志館)

陳壽曾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等職務(wù)。他的官階雖不高,但以著述修史為己任。280年晉太康時,48歲的陳壽開始了《三國志》的撰寫。十年磨一劍,約在290年,陳壽終于完成了這部偉大的著作。該著原名《魏書》《吳書》《蜀書》,是一部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jì)傳體斷代史。其中,《魏書》30卷,《蜀書》15卷,《吳書》20卷,共65卷。全書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歷史。

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陳壽作為晉代的史官,在具體的敘述中,他注重歷史的客觀性與表現(xiàn)的技巧性相結(jié)合。一方面,他不得不維護魏為正統(tǒng),即在《魏書》中為曹操寫本紀(jì),在《蜀書》和《吳書》中分別為劉備和孫權(quán)寫《先主傳》和《吳主傳》;另一方面,他的成書確是如實地記錄了魏吳蜀三國鼎立的格局,尊重了三國各自為政與互不統(tǒng)屬的歷史。更顯技巧性的是,他寫《先主傳》和《吳主傳》記事的方法與寫曹操的本紀(jì)如出一轍,均采用年經(jīng)事緯法,在事實上拉平了曹操、孫權(quán)、劉備三巨頭的關(guān)系。

作為經(jīng)典的《三國志》,其敘事簡略流暢,記事詳略得當(dāng),為歷代史學(xué)家所推崇,故《晉書·陳壽傳》對陳壽有“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評價。

由于《三國志》的表現(xiàn)屬于紀(jì)傳體,加之史事的情節(jié)容易故事化,再加上晉惠帝詔令百姓抄寫《三國志》等原因,故《三國志》不脛而走,特別是后來羅貫中將其演繹成小說《三國演義》,經(jīng)坊間說書的不斷演繹與歷代墨客騷人的一嘆三詠,加之當(dāng)今電視劇版經(jīng)典歌曲《滾滾長江東逝水》的傳唱等,其影響幾近家喻戶曉。

如果說《三國志》中的《魏書》和《吳書》述說了歷史上魏國和吳國的事情,那么《蜀書》則延續(xù)了巴蜀的文脈。在《蜀書》中,陳壽對人物品題表現(xiàn)出特殊的興趣。他認為,劉備是英雄,諸葛亮是奇才,關(guān)羽、張飛是虎臣。鑒于這種奇才,諸葛亮被尊為“名垂宇宙”的萬世師表。這種評價,今天我們在成都武侯祠便可以看到。諸葛亮的高大上歷來被人們頂禮膜拜,在眾多的粉絲中,陳壽算得上是超級粉絲。

中國方志源頭

常璩的《華陽國志》

當(dāng)時光老人步履蹣跚,從西晉走到東晉,一部不以地名而以“國”命名的志書誕生了,而且與巴蜀攸關(guān)。它,就是常璩的《華陽國志》。

明代嘉靖版《華陽國志》(汪毅 供圖)

常璩(約291-361),字道將。四川崇州市常璩廣場的常璩銅像基座所嵌銅牌有這樣的介紹:蜀郡江源縣小亭鄉(xiāng)(今四川崇州市三江鎮(zhèn))人。成漢政權(quán)時期,曾任散騎常侍,侍從皇帝,掌理文書,參與要政決策。歸晉后,入密閣,掌著作。所著《華陽國志》為我國西南地區(qū)古史,對巴蜀史事記述尤詳,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史志專著,被中外史學(xué)界稱作“中國地方志的初祖”,譽為“中國古代文化遺產(chǎn)的精華之一”。

常璩畫像 梅凱 作(四川省方志館 藏)

如果說陳壽的《三國志》是一部紀(jì)傳體斷代史書,撰寫了三國時期魏吳蜀的歷史,可知其興替;那么常璩的《華陽國志》則是一部志書了,而且是在中國志壇上最具討論意義的志書之一。有趣的是,兩部書均冠以“國志”,而且均是大手筆,皆出自于晉代。

《華陽國志》原名《華陽國記》,是一部專門記述古代中國西南地區(qū)地方歷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數(shù)民族史以及蜀漢、成漢史的重要史料。

該著撰寫于晉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全書分為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孫述、劉二牧志,劉先主志,劉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壽、李勢志,先賢士女總贊,后賢志,序志并士女目錄等,共12卷,約11萬字。該志的記事始于上古,述及巴、蜀、南中、漢中等地;記人有公孫述、劉二牧、蜀漢先后二祖等的興廢嬗替。內(nèi)容涵蓋了西漢以來梁州、益州、寧州的地理、人物史料等,形式涵蓋了地理志、人物傳,堪稱記載蜀漢及晉代史最為翔實的志書。

自然,這部志書成為了研究古代巴蜀人文歷史學(xué)者的案頭必備。

它的歷史信息量大、密集度高,對后世歷史性著述的影響廣泛,甚至徐廣的《晉記》、范曄的《后漢書》、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劉昭的《后漢書》、李膺的《益州記》、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賈思勰的《齊民要術(shù)》、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名著均從中大量取材。至于《華陽國志》書名中的“華陽”,其實是一個地理、區(qū)域概念,即指華山之南的古巴蜀等區(qū)域,因為在歷史上并無“華陽國”的建置。

《華陽國志》內(nèi)容以歷史、地理、人物為經(jīng),體裁以地理志、編年史、人物為緯,體例近乎完備,引領(lǐng)了中華修志文明的代代賡續(xù),在中國方志界極具影響,誠如《四川方志簡編》所載:“自司馬相如以來,紀(jì)蜀史者七八家,皆未能盡善,璩乃博考眾說,裁成《華陽國志》一書,攻方志者,奉為鼻祖。”

其意義和價值,誠如《紅樓夢》之于古典文學(xué),《史記》之于傳統(tǒng)史學(xué),《水經(jīng)注》之于古代地學(xué),堪稱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經(jīng)典之一,歷來備受史(志)家推崇。

自成書以來,宋代便有兩種木刻刊板印行,明清至民國計有22種,足見其影響和地位。遺憾的是,宋本《華陽國志》因兵燹荼毒而化為灰燼。

《華陽國志》還肯定了“蜀學(xué)比于齊魯”,佐證了“文宗在蜀”的概念,不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不乏現(xiàn)實意義,特別是對于成都。因為成都與巴蜀若干細節(jié)密碼的解析以及城市發(fā)展的軌跡,特別是李冰父子修都江堰、鑿離堆、穿成都二江之事等,在書中均可以找到答案。

四川省歷史學(xué)會會長、成都市閱讀協(xié)會(籌)名譽會長譚繼和認為:“要讀成都歷史,需要從《華陽國志》讀起。”“《華陽國志》成為讀成都的起點”。

來源:《華西都市報》2016年4月2日第12版

文/圖:汪 毅

配圖: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