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已經長教訓，全球資本從印度瘋狂外逃，變成真金白銀押注中國

自吹的堪比“下一個中國”的世界工廠，誰能想到，如今的印度正在上演“資本大逃亡”？

不夸張地講，今年印度股市的外國投資者已經撤出超過170億美元的資金，使印度成為亞洲外國投資組合資金流出最嚴重的市場。

攔不住外企外逃的莫迪，如今恐怕也無法預料，外企逃出印度的第一件事便是押寶中國市場。

不是2023年外資還流入200億美元的，如今怎么都逃了？

印度市場曾享有無限風光。2023年，外資凈流入規模高達200億美元，孟買SENSEX指數20多年上漲40多倍，莫迪的“印度制造”計劃吸引全球目光。然而短短一年內，情況急轉直下。

2025年以來，印度Nifty 50指數連續5個月跑輸MSCI亞太指數，創下自2013年以來最長“落后期”。盧比兌美元匯率貶值超過3.7%，創下近幾年單年度最大跌幅。

然7月以來美國基金撤資10億美元，盧森堡和日本基金分別撤了7.65億和3.65億美元。

甚至資本撤離不僅限于股市。印度央行數據顯示，2025年5月凈外國直接投資僅為3500萬美元，同比暴跌98%。2024-2025財年，印度凈FDI從上一財年的近100億美元驟降至3.53億美元，暴跌96.5%。

而這場資本大撤離并非偶然，而是印度市場深層次問題的集中爆發。

根據數據顯示，2025年印度公司利潤預期增速僅為5%，遠低于去年的8%。這一數字放在印度長期居高不下的估值背景下格外刺眼。

投資者發現，他們為“未來成長”付出的價格，正與現實盈利能力迅速脫節。

而另外政策環境的不確定性更讓外資望而卻步。印度法律體系素有“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之名。從谷歌、亞馬遜到諾基亞、三星、小米，幾乎所有進軍印度的外資企業都遭遇過數十億美元的“天價罰單”。

更不必說印度從上到下都滲透著一種極強的思維模式：上位者對下位者有極強的支配與掌控力。這種文化深層的等級觀念，讓外資企業難以適應。

要知道作為一個企業，管理模式重要之外，勞動力固然如此，基礎設施與勞動力素質的短板雖然印度制造業整體能源與物流成本高于中國、越南至少18%。印度勞動力效率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30%的工廠每周面臨斷電問題。

如果說印度內部問題已久病纏身，那么2025年外部環境的惡化則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年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包括印度在內的多國商品征收50%關稅，并同步上調H-1B簽證費用。這兩項政策精準打擊了印度的兩個關鍵產業：中低端制造出口和IT外包服務。

美國移民部門對H-1B臨時工作簽證申請政策的調整，顯著影響多家印度軟件和服務外包公司。要知道，美國每年發放的H-1B簽證中，印度人占比超過70%。這一政策變動直擊印度人才出口的核心渠道。

更嚴重的是，這些政策沖擊進一步暴露了印度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印度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高達55%，而以外包業務為主的印度程序員們，貢獻了印度全國9%的GDP。當這一支柱產業受創，整個經濟都感受到陣痛。

當資本從印度大規模撤離時，中國正以其全方位的戰略優勢，成為跨國公司的投資熱土。

2025年1至9月，中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8921家，同比增長16.2%。其中，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大幅增長55.5%，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英國和瑞士也分別增長48.7%、21.1%和19.7%。

2025年8月，全球最大的汽車技術供應商德國博世集團和蘇州工業園區簽約，將在五年內投資100億元建設智慧駕控產業創新項目，并向全球市場輸出技術成果。

與此同時，施耐德電氣相繼在北京和上海成立創新中心

那也便是引人好奇，怎么逃離之后，這第一選擇就得是中國？

簡單來說，完備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是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中國擁有全球最完備的工業體系，能夠滿足不同類型企業的多元化需求。

再者，這持續優化的營商環境為外資企業在華創新提供了良好環境。以深圳為例，2025年3月，深圳發布了支持外資的新政策，對外資企業給予實際支持。

根據政策，外資企業在2023年和2024年新增投資超過5000萬美元的，將可按投資額1%至3%獲得激勵，最高可達5000萬元人民幣。

當然，資本重利，巨大的市場潛力同樣是吸引外資的重要因素。中國有14億人口，其中不斷擴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創造了強大的購買力。

所以資本從不撒謊，外企的接連出逃自然是對印度神話的去魅，以賺錢為導向也令資本非常確定，中國的市場有多香。